20年前的今天，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歲。

在中國社會科學史上，費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從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覺”、翻譯和闡釋community（社區），到實踐區域研究、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現代中國社會學的無數個細節和瞬間都由他帶來。他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漢語學術界最早走出書齋、走進田野，并將社會科學作本土化研究的學者之一。抗戰時期，強敵壓境，他和他的學術團隊入駐昆明魁閣，多少個夜晚，他們在菜油燈的燈光下攤開書本，背靠吱吱作響的木架讀書、研討。

如果讀者見到青年費孝通會發現，他還是一位愛寫專欄文章的評論家、作家，甚至寫了一本英文小說；如果見到晚年的他，他也是常見于報紙和電視的領導人。他是費孝通，人們稱他費老。

在學術內外，他都是費孝通，“老來依然一書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以理解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為學術責任。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繪圖中的人物是魁閣時期的費孝通，由新京報師春雷制圖，為《書生費老》專題封面局部。

在費孝通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新京報·書評周刊》特別策劃了紀念專題《書生費老》，報紙將于本周五（4月25日）刊出。專題文章包括費孝通的人生和學術、從中國社會學史的角度談費孝通的學術遺產、從文學和社科的角度談費孝通唯一小說《繭》，以及費孝通在魁閣時期主持的“席明納”。本文為第一篇。

攝影師鄧偉鏡頭下的費孝通。

一位前輩說，用馬林諾夫斯基的評價說法，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那么這塊碑前邊是馬氏那塊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年），馬氏前邊是弗雷澤那塊碑（《金枝》，1890年）。從弗雷澤到費孝通這才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從《江村經濟》完成到現在，時間要遠遠大于半個世紀。有一個里程碑出現了嗎？在哪里？

人文社會科學界其他學系的學人們，尤其是經濟學人，多次說過，“你們社會學就一個費孝通？”

大家一聽說到社會學，就會問什么是社會學，多次聽到人們的解釋是“費孝通就是社會學家，他做的就是社會學”。

聽聞得多了之后，越發感覺費孝通就像中國社會學中的一座山，在喧囂的世界，巍峨而孤獨。

費孝通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了，不僅學界闡發他的思想和學術依舊蔚然大觀，而且其代表作之一的《鄉土中國》還進入了高中語文課本，成為“整本書閱讀”必讀書目之一。今天我們反思費孝通現象，需要在喧囂與孤獨之間的張力來入手，尤其是理解其孤獨的一面，這個問題意味深長，值得深入反思。

“巧事”和“費式風格”

在喧囂與孤獨的張力中，費孝通的成才之路與由此形塑的學術風格是主要來源。回首費孝通的人生，他的成才之路充滿“巧事”傳奇，實在無有二家。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蘇吳江一個書香家庭，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學”教育。他的母親開辦了當地第一家幼兒園。十多歲時，他曾成為“振華女校”唯一男生，遇到楊絳。先入東吳大學學醫學，陰差陽錯如同魯迅“棄醫從文”轉學到燕京大學學習了社會學，那是1930年，而影響他一生的老師吳文藻早他一年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入職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1933年來華講學，對費孝通一生影響深遠，直到晚年還重溫帕克進行社會學的補課，而這一機緣來自費氏因病延遲畢業半年。帕克的“社區研究”結合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費孝通要去學習人類學，在1933年他大學畢業時，國內人類學只有清華史祿國可以招研究生，他成了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史上第一個研究生，且之后若干年都沒招生，費孝通成為當時清華社會學唯一的研究生，也是史祿國在中國培養的唯一研究生。

青年時期的費孝通。

史祿國安排費孝通去英倫讀書之前要在國內做一些實地調查，帶著材料去讀書，結果是瑤山調查的“不幸”成就了“江村調研”的幸運。這個材料正好與當時世界人類學的大轉向合轍，他寫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被功能主義人類學大師，即他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高度評價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費孝通一生這樣的“巧事”很多。難怪87歲高齡時費孝通在吳江的一次談話說：“我現在把巧事看得很重要。一個人要是沒什么巧事，就很難成什么事情。……我自己的一生就是很多偶然事件聯系起來，構成了我這個人的生命過程。”

《江村經濟》，費孝通 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

費孝通的諸多“巧事”聯結起來的一生，也鑄造了其風格獨具的治學之道。

經過多年的體會和琢磨，我認為費孝通的治學之道，可概括為“六字”：隱、情、活、執、搭和定。

費孝通的“文章筆法”：隱。他學習龔定庵“隱”的筆法，像《記王隱君》，“一個隱居的人，很難寫，不能直接把他說出來。龔定庵一段一段地寫，都是別人對他的反映，都可以看到他在里邊活動。這篇文章用隱弊的筆法，這就高了，高了。文章要隱，這就高級了。在全篇文章里，一句都不讓主人公出現，可是卻讓這個人物活起來了。”“隱”的筆法貫穿費氏一生的文章和學問中。他的文章信念是“文章不能直寫，背后都有東西的，直接寫出來就不好看了。都是隱喻。好就好在隱喻上邊。不直接說出來，懂得的人就懂了。”

第二個字“情”是說費孝通作品里有“我”，這是當下許多學人需要學習的事情。尤其是社會學不僅有客觀性要求的“科學性”，還有著“主觀情感”的“人文性”，作者無論如何都不應該錯誤地以為可以把“我”從作品里抽離出來。古人說：文如其人。文章里處處都有“我”“情”自然在其中。在“八股體”學術規范的背景下，我們是否應該為“費孝通式學術作品”留有一席之地？晚年費孝通談學術時曾這樣說規矩和格式問題：“在學術上，不能被格式套住，要想創新就得出格。規矩當然要有，先守規矩，在格式里跟人家學。學到一定程度，就要跳出來，創新，超過人家。”

第三個字：活，從實求知，做活學問。第四個字，講“執”，意思是費孝通一生理論上的偏愛，即功能主義。我覺得費孝通先生非常高明地運用理論的方式，就像作為一本功能主義的作品《鄉土中國》，正文從未出現馬林諾夫斯基，也未出現“功能主義”的字眼，而是如同他在洪澤湖吃的“魚汁粉絲”魚汁融在粉絲里，功能主義理論融化在其中。

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年4月7日-1942年5月16日），生于波蘭克拉科夫，英國社會人類學家。

第五個字：“搭”，即典型建構的“東搭西搭”。需要豐富的想象力把獲得的材料聯系在一起，像《杜鵑與杜甫》就把詩人杜甫與詩鳥杜鵑以“君臣”的關系聯系在了一起。最后一個字即“定”，費孝通具有自主判斷學術和世事的高超能力。六字真言的前五個字，都建立在這個“定”字上，非常高的定力。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覺”概念，正是這種定力的提升總結，近于化境。

費孝通治學之道，于今似乎已成絕響。在每年出版和發表的大量著作和論文里，幾乎找不到這種治學之道的基因繼承，更遑論發展。

據說，他晚年對社會學恢復重建的情況并不太滿意，認為一個學科“揮之即去”容易，“召之即來”不太可能。尤其是要快速趕上去，他說“速成即是不成”。他的文章可以有散文筆法，“深入淺出，意遠言簡，匠心別具，趣味盎然”（曹聚仁語）。費孝通曾在20世紀80年代自己的學術文選序言里說過，他的文章被國內一流雜志認為不是學術文章而拒絕發表。在經歷90年代學術規范化和之后四分之一世紀的一步步精巧化和格式化之后，“八股”的格調愈益牢固，我們是否需要一劑“費式風格”的文風為學術界注入新的活力？

具有世界學術界影響力的邊緣人

費孝通的學術在博士一畢業，很快就有了國際影響力。費孝通在《留英記》里回憶當年在英國，很多人尋求出版很困難，而他卻幸運地因為馬老師的推薦和寫序，可以說是輕而易舉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在英倫出版。那是1939年的事情，即費孝通的第一本英文專著《江村經濟》。從1939年到1946年，國際英文期刊共發表該書9篇書評，到1947年重版了4次，“二戰”期間日本曾經翻譯過兩次。而在中國《江村經濟》直到1986年才出版中文版。

而費孝通的第一篇英文期刊論文則是1946年7月份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一文，即《農民與士紳》。文末注明單位“國立云南大學”。該文參考文獻只有一個腳注，即費孝通1939年出版的英文版《江村經濟》。其原創性可見一斑。

費孝通于1946年7月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的《農民與士紳》首頁。

雷德菲爾德在芝加哥大學很有威望，《美國社會學雜志》坐落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導權在他們手里，而且雷氏與費孝通關系非常密切，對費孝通有愛護扶持之功。雷氏1897年出生，是費孝通的師長輩。故此，我一直以為費孝通第一篇英文論文的發表應該有雷氏夫婦的助力。

但從費孝通的回憶文字看，不是“雷德菲爾德夫婦”，而是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費慰梅是費孝通1943年訪美的具體操作人，與哪些機構和人員見面，參加哪些活動幾乎都由其主管。《祿村農田》英文編譯工作，就是由費慰梅安排，1943年9月，費孝通在紐約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見面，得到林頓協助完成的。

1945年，費孝通已經結束訪美回國，抗日戰爭已經結束，費慰梅則到南京的美國大使館任職。就是在這個時候，她找到費孝通商討組織中國學者寫文章到美國雜志上發表。費孝通還建議他們預付稿費。由于美國學術雜志一般沒有稿費，費慰梅答應從她的“文化交流”費用中支取稿費。費孝通說：“我自己寫了一篇‘農民與士紳’，由她轉到‘美國社會學雜志’發表，是1946年之事。”至此，我們終于對此文的發表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費慰梅功不可沒。至于雷氏在這中間是否有助力，仍然不清楚。

以今人的眼睛看，費孝通此文發表在世界級專業頂刊，速度之快，發表之順利，無不令人驚嘆。是時代，是巧事，都是鴻蒙之手？難怪費先生晚年談話錄里感慨：“天下巧事多啊！不是有意布置的。”（1998年1月）。

《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陳心想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4月。

我之所以細述這個“故事”，是從這個“故事”本身，不管如何“巧事”發生，也從側面表明費孝通當時在國際學術界內外的影響力和受到重視程度，費孝通是當時中國社會學人中絕無僅有的一位。從學術發表角度看，在世界頂級刊物發文的學者，中國學術界當時極少，而費孝通于中國社會學界彼時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學術是在社會學的牌子底下“搞私貨”“至少不是正統”。在彼時泰斗孫本文的作品里，社會學界袞袞諸公，費孝通只是一個不起眼的邊緣人。

費孝通的孤獨恰好與喧囂映照。借用阿古什（A.D. Arkush）的說法，費孝通在1949年之前和改革開放之后兩度獲得“大名”都不是由于“學術”成就。

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1981年原版書封。中譯本見董天民譯本，1985年時事出版社版、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第一次獲得大名是1940年代成為《紐約時報》所稱的“中國專欄作家第一人”和西南聯大“民主教授”的緣由；第二次則是1980年代成為國家領導人，“行行重行行”到各地調研考察，在電視和報紙媒體頻頻出現。從費孝通“老來一書生”自我定位和期許看，他內心是希望以“學術”立命的。他八十六歲的時候，因病在北京醫院住院期間，與其學術助手談說，如果要寫他的傳記：“只希望能把握住是一個學者的形象，一生奉行民主進步路線。”并說自己“一生立志要在學術上打出名堂。”在面對紛繁的世事，他表示，“我的好處是盡力利用條件做事情，沒有被官位迷惑。不是去想當什么主席、委員長，整天去應酬。還是記得念書寫文章。”如今很多人記得他，多是因為他當過大官，真正讀過他的書，又能與他共鳴的又有幾人？

人生大文章的收尾

《行行重行行》（1983-1996，合編本），費孝通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1月。

費孝通一生治學“志在富民”，晚年還行行重行行，不辭辛勞。許多人不能夠理解。1997年秋，邁向米壽的費孝通被問到一個問題：你這篇文章怎么結束？這個問題提得很好。由此問題及回答，給我們后學一些有意思的啟發。

費先生說：“我這一生是一篇文章，現在快寫完了，怎么收筆，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我要做個說明，借這個機會講一下。我這篇文章怎么結尾，結束語是什么，不是我自己能決定的，而是要由整個的時代來定的。是時代定位，不是個人定位。”“我這一生也很不容易，到現在已經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了。……不去計較對我怎么評論。可是人家對我的寄望，我總要在心里想一想。人家希望我這樣一個人怎么結尾，這也許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且也很有意思，實際上也是值得每個人都認真想一想的問題。……兩岸猿聲可以不問，國家的前途卻不能不想。”最后，他把人生這篇大文章的收尾工作放在了“文化自覺”上。

1991年，費孝通在河北廣宗大東村農民家了解竹簾生產情況。圖片來源于中國民主同盟網站。

他引用黃仲則寫李白的詩句說：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蒙借君手。鴻蒙即時代。人生的文章都是時代借著他的手寫出來的。時代到了這個時候，一定有人寫出來的。李白的詩是時代借著他的手寫出來的。費孝通的文章亦如此。他甚至提出“文化指令”這個詞，即康德的頭頂的星空，心中律令的意思。若拿這個話去理解費孝通說的“鴻蒙借君手”，那么費孝通寫文章也是在執行時代的文化指令。

晚年費孝通面臨著是否寫自傳的問題。就此，他曾說：“有朋友建議我趁著腦筋還清醒寫一本自傳，我認真地想了想這個問題，最后確定自傳我就不寫了，因為我一生喜歡寫作，每個生命階段都有文字留下來，現在到我晚年的時候，把我這一生寫出來的文字放在一起，就是我最真實的經歷。這個要比我晚年再去回憶，什么時間、碰到過哪些人、有些什么事、說過什么話，更真實，所以自傳不寫了，我還得做調查。”

《費孝通傳》作者回憶說，費孝通明確表示，既不寫自傳，也不找人寫傳記。而其為費孝通寫傳記則是出于一種深層的共情理解，要寫出來這層意思。費孝通對其傳記作者表明，寫這本傳記，既不是我找你，也不是你找我。我既不幫助你，也不干涉。

人生有很多難處存在心底，想表達出來，費孝通就通過寫其他人去說出自己的內心。這樣的文章不少，比如寫他的姐姐費達生《做人要做這樣的人》，寫清華的湯佩松《清華人的一代風騷》，寫他的老師史祿國《人不知而不慍》，寫吳澤霖，寫潘光旦等。他說，我寫湯佩松，不是在寫湯佩松，而是在寫清華人的一代精神。都是有深意的。他寫史祿國，他的老師在清華園里的孤獨，那時他74歲，有了人生孤獨深刻體驗，寫出《人不知而不慍：緬懷史祿國老師》。他引用孔子的話這樣說：“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句話緊接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后，不能不使我猜想他正是希望遠方有個明白他的人能來見他。……人是社會的動物，最怕是沒有人懂得自己，周圍得不到自己所期待于別人的反應。在這種處境里連孔子都會興嘆‘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社會學家，著有《人文生物學論叢》等，譯有《性心理學》等。

費孝通的孤獨來自兩個方面：學問和做人。上面說到了他在做人方面，向他的前輩們潘光旦等看齊。同時，他獨特的學術風格和高出一般人的學問境界也帶來了知音難覓的孤獨感。他三十多歲已經自認在國內社會學界沒有對手，把目標轉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和文學大家林語堂。一位前輩這樣描述：“平常你看調查現場，一個老先生與一大堆陪同人員，熱鬧得很，但是熱鬧當中最中間的老先生心里極其孤獨，孤獨到沒有人懂他，他覺得沒有人懂，所以才不找人寫傳記，你怎么可能寫出來我的傳記呢？”

費孝通有極其深刻的孤獨。學問和做人的境界都是“高處不勝寒”。《費孝通傳》作者曾經用這樣十二個字來概況他在費孝通先生身邊多年的體會，說費先生：為國為民、埋頭苦干、不求人知。

人都希望獲得別人的理解，而理解別人又不是容易的事情。費孝通自己回憶老師史祿國時，認為“他希望至少我能理解他，可是我也不能懂他。我寫的《江村經濟》，馬老師說成功了，是里程碑，評價很高。可是史老師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更厲害啊！我不求人知。讓別人都懂得你，哪里可能啊！”從他不能夠理解他的老師，到“理解”了他人不能懂得他，這是一種釋然，也是一種境界。“人不知而不慍”吧！“不求人知，是不想把我的想法強迫人家去理解。即使有可取之處，也是這樣。”當然在談這話之前他談了孔子和顏回，他說孔子高興了，因為顏回理解了他，懂得了他。如果費先生知道后學有了懂他和理解他的人，也一定如孔子一樣高興的。

作為題外話的

“費孝通帕森斯之謎”

雖然費孝通自陳“不求人知”，但我們還是禁不住對他的好奇。

多年來，我一直心中存有一個謎團，即“費孝通帕森斯之謎”。最初，我覺得費孝通1943年訪美是到過哈佛大學的，他的文字中對哈佛大學教授梅奧——著名管理學家和人際關系學說的創始人——談了不少，但似乎從未對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塔爾科特·帕森斯教授置詞。難道在美國他們沒有謀面？那該是多么遺憾的事情！我總以為帕森斯與費孝通在各自國家社會學界的地位有某種相似之處。

后來讀到一些文字發現，費孝通1943年訪美的邀請函正是帕森斯所寫。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年12月13日—1979年5月8日），美國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結構功能論代表人物。

在2000年《美國社會學家》夏季號上的一篇帕森斯與哈佛遠東研究的論文《塔爾科特·帕森斯與哈佛大學的“遠東”，1941- 1948：比較制度與國家政策》（暫譯，“Talcott Parsons and the ‘Far East’ at Harvard, 1941-48: Comparative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y”），明確寫著，費孝通在1943年10月11日和18日，兩次與帕森斯一起講課，主題是中國鄉村社會和中國城鎮。帕森斯參與了戰時遠東研究，主要為了以全球視野，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形象，對亞洲國家做比較制度研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就在這個背景下，因緣聚合，實現了費孝通與帕森斯的共同講座之機。

從共同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來看，兩人算是同門，都從事社會學研究。1924年帕森斯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受到馬氏影響很大。費孝通1936年去跟隨馬氏讀博士。兩人理論附庸上都是功能主義者，而且兩人又有過直接接觸。但為什么在費孝通的文字里，從未出現過關于帕森斯的只言片語？費孝通公開文字語料庫里，沒有出現帕森斯的名字，甚至在其未刊發的文字里也沒有。一次都沒有！“費孝通晚年談話錄”整理者張冠生先生回憶說，也從未聽到費先生提到過帕森斯。

這真是留給后學者們的一個有趣的謎！

作者/陳心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西西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