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成功舉行。大會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引發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古典史學作為古典文明留下的重要學術遺產，如何在現代世界繼續啟迪人類心智、激發文化活力，是當今歷史學工作者應深入思考的問題。對于古典史學的學術價值、現代意義以及研究方法，都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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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典史學：

古代世界最發達的史學傳統

2011年，由丹尼爾·沃爾夫（Daniel Woolf）擔任總主編的五卷本《牛津歷史著作史》出版（中譯本2021年出版）。在這部由多位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編寫的鴻篇巨制中，尤其引人關注的問題之一是對歷史書寫起源的重新認識。第一卷（“從開端到公元600年”）將古代近東、埃及、以色列、希臘、羅馬、中國和印度等文明都作為相對獨立的史學起源地區。這是對以往受歐洲中心論影響的史學起源說的否認，也是對近代西方形成的片面史學標準的修正。第一卷序言直言，采用這種編寫方式是要“挑戰以往那種狹隘的觀念”。人類至少約有200萬年的歷史，而最早的文明（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出現在5000余年前。幾大古老文明都擁有自己的文字系統，那些地區的先民們用它們進行各種形式的歷史書寫，例如宗教圣典、英雄史詩、王表、簡約的編年史、國家條約、法典、神廟和王宮的檔案、各種法令的銘文、商業上的合同與印章等，再加上大量圖像（紀念碑、浮雕、繪畫等）。因此，歷史意識和歷史書寫的起源是多元的。各個古老民族以不同方式保存文明的記憶，傳承各自的智慧和教益。它們都值得現代人類的珍視和研究，這代表著當今全球史學界的一種共識。

與此同時，《牛津歷史著作史》第一卷的編者們明確指出，無論在現存著作的數量上，還是歷史學作為一種獨特體裁的程度上，中國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在古代世界擁有最發達的史學傳統”。確實，在歷史著作的豐富性、歷史編撰的多樣性、史學傳統的延續性以及史學家的創造精神和專業素養等方面，中西古典史學在諸古代文明中都是最突出的。《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和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希臘史》、波利比烏斯《通史》、撒路斯特《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塔西佗《編年史》《歷史》等典籍都早已成為史學典范，分別反映了中西文明所蘊藏的歷史思維和精神境界。不僅如此，中國史學還是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史學研究的學習和模仿對象，而希臘—羅馬史學則深刻影響了猶太史學、拜占庭史學，以及文藝復興以降的近代西方史學。眾多古老文明都遺留下了寶貴的古典遺產，而在歷史學領域，中西古典史學無疑最值得研究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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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史學的學術價值和

現代意義

中國古典史學和西方古典史學在歷史書寫和歷史思維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卡爾·雅斯貝爾斯指出，中國人、印度人、伊朗人、猶太人和希臘人是軸心民族，他們在軸心時代（約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完成了人類精神上的突破。其中，中國人和希臘人對于歷史本身進行了最為深刻的反思，都試圖通過理性方式對歷史真相和背后的人性動機進行考察與評判。這兩種最具影響力的歷史書寫傳統和歷史思維模式各自如何產生，以及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表述有哪些差別，都有待更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總之，古典史學研究對加強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具有突出的學術價值。

古典史學典籍既是古典文明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也具有透視人類社會普遍規律的恒久價值，理應成為審視和理解現代世界的知識基礎和反思視角。例如，對于“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以及從古至今形形色色的各類“中心論”，都是其地域、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造成的。回顧希羅多德對希臘人與波斯人戰爭的記述，有助于我們理解“文明沖突論”在當今世界甚囂塵上背后的歷史基礎。吳于廑在評論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的歷史觀念時曾說：“一個西方的歷史之父為其已知世界所寫的《歷史》，一個中國的歷史之父為其已知‘天下’所寫的《史記》，其內容都有主從之分，中心與外圍之分。本族是中心、主體，異族是外圍、附從，而中心又必然是優于外圍的。……希羅多德和司馬遷在歷史學上的業績，光彩四溢，誰也掩蓋不了。他們的局限，是時代和他們所屬的階級造成的，是不能避免的。”而在大歷史觀的視野下，“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反思古典史學所留下的某些范式特征和局限，才更能體會為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能夠超越古往今來各種片面的“中心論”和唯心主義歷史觀。

又如，在國際關系領域，“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本質上是西方二元對立思維和強權政治邏輯的再次顯現。當前，美國學術界和政界選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以闡述其對國際格局的看法，借助修昔底德對雅典—斯巴達的沖突敘事和對強權政治的分析以維持自身的霸權主義話語體系。這種對古希臘史帶有強烈政治意味的解讀，說明西方意識形態深刻影響著學術話語和學術活動。因此，我們應對西方關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其他古典史學著作的各種表述和論斷加以鑒別。不能人云亦云，落入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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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術視野下的

古典史學研究

2012年，當格雷厄姆·艾利森正式提出映射當代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時，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修昔底德與現代世界：從文藝復興至今的接受史、再闡釋與影響》一書。該書前言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現代史學、政治理論、國際關系和戰略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但這種影響從未得到適當的研究。”十余年過去了，越來越多領域的學者意識到以修昔底德為代表的古典史學對于現代世界的重要性。時至今日，古典史學對現代世界的影響已經成為多個學科研究的對象。筆者以為，在眾多學科之中，古典接受史和比較研究的學術方法最有可能為古典史學帶來新的突破。

古典接受史日益成為研究熱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大量運用接受理論研究西方古典學問的傳承、演變與影響。他們已將視野擴展到非西方地區的古典接受史。2018年，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由中、日、韓與歐美多國學者共同合作編寫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在東亞的接受史》，在國際古典學領域引起較大反響。在古典文學領域，中國學者早已借鑒接受理論，進行了許多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接受史研究。而對于古典史學研究，中國學者也完全可以借鑒接受理論和歐美已有的古典接受史研究，在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上，展開對中西古典史學接受史的進一步研究。西方古典史學如何塑造現代西方思維，中國古典史學所含有的“天人合一”“天道循環”的思想又如何啟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是新時代古典接受史研究的根本旨趣。

同樣，比較研究方興未艾。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西古典史學比較一直是長盛不衰的研究話題。如今，學者們已經從簡單的歷史文本比較深入到對歷史思維和文明理性的探討之中。例如，劉家和對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做出回應。他指出，中西古典文明具有不同類型的理性，植根于中國文明的是歷史理性和道德理性，中國史家秉持著理性精神。而德國古典學者穆啟樂在《古代希臘羅馬和古代中國史學：比較視野下的探究》（2018年）中則詳細比較了“司馬遷和他的西方同行”，對中國、希臘和羅馬史學家的歷史書寫范式進行了剖析。他們的分析都能激發學者們更多的思考和討論。總之，通過比較中西古典史學，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中西兩種現代化所蘊藏的不同文明基因，才能拓寬自己的學術視野，構建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