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職場真的逆天了！

98.1%，這是日本2024應屆生就業率。

2024年日本月均勞動總時長為136.9小時，按每月22天算，打工人一天上班不到6.5小時。

2024年4月入職的日本大學畢業新員工起薪為226341日元（約合人民幣1.1萬元），比上年增加4.01％，創歷史新高。

而日本普通勞動者的平均月工資為330200日元（約合人民幣1.5萬元），創下有可比數據的1976年以來的新高。

怎么回事？不是說失去的三十年嗎，日本這個國家開始翻盤了？

但，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上面相關的數字，出自日本負責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的政府機構厚生勞動省。

通常是針對員工數5人或10人以上的民營企業和公營事業所抽樣調查，統計得出的，工資收入還只是不包括加班費在內的規定內工資。

數據可信度自然沒有太大問題。

但事實是，日本畢業學生就業情況確實在向好，倒也不至于好到逆天的地步。

在日本文部科學省和厚生勞動省的統計調查中，會區分就職希望率和就職率兩個概念。后者也就是所謂的就業率，其實是“希望就業的應屆生中實際就業人數，與希望就業的人數的比值”。

比如說，某所大學有1000名應屆畢業生，其中有600名打算畢業后直接就業，而這600人中有585人成功就業了，那么就業率就是585人和600人的比值，即97.5%。

2022年日本大學畢業生就業情況

事實上根據《日本統計年鑒》（第74回），日本在2023年大學本科畢業生人數約為59萬人，其中繼續求學的人數為6.8萬，統計中就業人數為45.7萬人，占比就只有77.5%了。

其他人去哪了，很難說。

可能出國、自主創業、繼承家業、自主學習，也可能正在躺平。

世界各國對畢業學生就業率的統計口徑不盡相同，比如我國統計這項數值的分母是某級教育畢業生總人數，但分子也包含了協議合同就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和升學畢業生的總數。

不論怎么說，放在日本失落的縱向30年里，這也算是一種復蘇奇跡了。

再加上平均月薪的上漲，日本就業市場確實呈現出一種“賣方市場”的態勢。

從校招到社招，日企“變了”，甚至在2024年春招時流傳出HR下跪招人的神奇場面，亦真亦假，但很日本。

根據日本人力資源龍頭Recruit發布的數據，2024年日本企業對本科應屆生的平均求人倍率為1.75，即1個求職者對應1.75個崗位，高于去年的1.71。

對全國超4000家企業的調查顯示，有49.1%的企業預計上調首月工資，比去年上調的比例增加了15.4個百分點。其中，制造和金融兩大行業上調工資的比例最高。

另一人力大公司doda數據顯示，2025年畢業的本科和碩士，也就是去年還在上大三和研一時，就已經有68.2%的人拿到了企業offer，比例也是過去最高。

除了校招，日本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打破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的文化，既接受跳槽走，也歡迎社招來。

共同社最新調查顯示，歡迎離職員工回歸的日企已高達71%，明確不歡迎老員工回歸的只剩8%。

日本電氣NEC在2023年度回聘了超過20名老員工，公司HR承認這些員工在“友商”那里積累的經驗非常寶貴，沒有必要把他們拒之門外。

這還是日本嗎？

當年它可是地球上出了名的“卷王”，相比之下前些年國內的“996”風氣都稍遜風騷。

2019年的熱播日劇《我，到點下班》中，32歲的東山結衣是網站設計公司項目總監，永遠秉持不加班原則，18:00準時打卡，然后一路小跑來到小巷子中一家中華料理店，享用熱氣騰騰的小籠包和冰爽啤酒。

同樣是料理店常客的兩位大叔經常看到她，就不禁嘀咕道：

哎喲，現在的年輕人真是不一樣了呢……想當年，我們這代人如何如何辛苦，如何奮斗……

于是，東山結衣甜美地回應一句：“哦，然后就經濟危機了對吧？”

大叔立馬做乖巧狀，這真的無言以對。

1960年秋天，日本池田勇人內閣為了轉移社會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政治關注度，大手筆推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旨在通過稅收減免、導向性的投資、擴大社會保障網、鼓勵出口來刺激工業發展，目標是在十年內將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翻倍。

1955年至1970年期間，日本名義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6%，1960年后不到七年經濟規模就翻了一番，整個產業結構跑步實現工業化，大量人口脫離農業生產進入城市。

實際GDP增長率的變化（左圖）和不同產業從業人數的變化（右圖）

但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逐漸顯現。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會成為一個“低欲望社會”，年輕人缺乏拼搏和創新精神，一大原因，就是在上個時代人們普遍過勞，活力都被透支了。

“過勞死”一詞就發源于日語，1980年代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

疊加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費主義浪潮，在進入21世紀后這種現象竟愈演愈烈。

2000年1月，在橋本市政府工作的塚田浩向上級寫了申告書，很直接地說，“我感到非常痛苦，身體已經累垮，趁現在還沒犯下重大失誤，我希望調動到其他工作崗位”，但要求被上級忽視了。

直到2月份因為文書科擬的草案中出現一次錯誤，塚田浩感到自己負有重大責任，心理狀況跌到了谷底。

3月1日，塚田浩在上班路上自殺了，遺書中寫道：“非常抱歉，工作實在太多，我沒有辦法承受更多，只能選擇死亡，再向大家道歉，請原諒我吧。”

根據事后調查，算上居家辦公的時間，塚田浩在2月份的加班時長可能達到200小時，如果一天不落，相當于每天加班接近7小時。

2014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對日本5000家企業進行調查，發現其中80%的企業存在員工工作時間過長與過度疲勞的情況。

日本企業過去曾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為榮，鼓勵員工在同一家公司干到退休。

所謂“終身雇傭制”是由創立于1918年的松下公司提出的，被尊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說：“松下員工在達到預定的退休年齡之前，不用擔心失業，企業也絕對不會解雇任何一個‘松下人’。”

相應產生的“年功序列工資制”，是根據職工的學歷和工齡長短確定其工資水平的做法，工齡越長，工資也越高，職務晉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基本“論資排輩”。

這樣一來，企業鎖定優秀的員工，員工也得到固定的保障。

這種模式被無數企業仿效，在戰后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為二戰以后的日本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把“忠誠”視為最大能力的文化，雖然保證了職場人的安全，卻也可能讓他們無限期地忍受著同一家公司、同一個上級的壓榨。

當經濟上揚時，大伙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歷史沒法假設，絢麗的泡沫在上世紀90年代初終于還是破滅了，成了《我，到點下班》料理店中大叔們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痛。

上世紀90年代日本年輕人發明了“社畜”這個稱呼，也開始用超低生育率表達無聲的對抗。

這些自然演變的結果，背后卻隱藏著更大的危機。

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2月25日發布數據稱，2024年人均每月勞動時間為136.9小時，勞動時間指數比上年下降1.0%。

《日經中文網》分析稱，新冠疫情后歐美的勞動時間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日本卻恢復緩慢，是件亦喜亦悲的事。

一方面，物極必反，聲名狼藉的“過勞死”現象也是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

日本在2019年4月1日開始實施《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是1947年《勞動基準法》制定以來的第一次對加班時間數做細化限制。大企業率先執行，中小企業從2020年開始執行。

法國巴黎銀行證券公司的河野龍太郎認為：“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導致加班需求減少，限制加班的影響不太明顯，但影響在經濟活動恢復正常的2023年之后開始顯現。”

在有統計的10人以上民營單位中，全職工作的普通勞動者規定內的勞動時間減少0.5%，加班時間減少了2.4%。截至2024年日本正式員工的勞動時間減少對總體勞動時間下降的貢獻達到了8.1小時。

但另一方面，讓整體勞動時長減少更重要的原因，竟是企業擴大錄用了短時間工作的兼職員工。

日本基礎研究所的齋藤太郎分析了以1993年為起點的月均勞動時間減少的主要原因，發現截至2024年，日本總體的月均勞動時間減少了24.7小時。其中，兼職員工比例上升對勞動時間減少的貢獻最大，達到10.6小時。

根據《日本統計年鑒》的顯示，2023年日本6738萬的勞動人口中，正式雇員人數是3606萬，非正式雇傭的勞動人數達到2124萬，占到總勞動人口的31.5%，并且還呈現出上漲的趨勢。

從2024年的月均勞動時間來看，日本的正式員工為162.2小時，兼職員工為80.2小時，只有前者的一半。

沒錯，兼職員工比例上升拉低了總體勞動時間。

短時間工作的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越來越多女性和老年人就業。

2018年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就達到69.4%，相比2012年上升了5個百分點。

到2024年，大約83%的日本黃金工作年齡女性（25-54歲）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這一比例比美國（2024年，77%）還要高。

中小企業和需要大量人手的零售、餐飲以及運輸等行業的勞動力短缺情況嚴重，他們對女性參加工作抱有很高期待。

女性融入社會工作，這還相對比較好理解，也是性別平等的進步。

但老年人還在職場中逗留，就有點迫不得已的意思了。

早在2005年，日本就已進入了“超老齡化社會”，即根據聯合國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20%。

此后，由于長期低位徘徊的總和生育率和平均壽命的延長，日本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不斷走高。

日本總務省2024年公布的細分數據顯示，在日本65歲以上的女性有2053萬人(約占女性人口的32.3%)，65歲以上的男性有1572萬人(占男性人口的26.1%)，人均預期壽命分別達到87.14歲和81.09。

日本人口長期演進推算（厚生勞動省，2021年）

與此同時，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就業人數也創了新高。

同樣來自日本總務省的數據，2023年，日本65歲以上仍在工作的老年人比2022年又增加2萬人，達到創紀錄的914萬人，就業比例達到25.2%。

也就是說，在65歲以上的日本老年群體中每4人中就有一人處于工作狀態。

就年齡段來看，60歲到64歲老年人的就業比例為74%，65歲到69歲為52%，70歲到74歲為34%，75歲以上為11.4%，所有年齡段的就業比例都在不斷上升。

日本已經在2021年4月開始實施《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該法律要求企業有義務為70歲以下的員工提供就業機會。企業可以選擇：一）提高退休年齡；二）廢止退休年齡制度；三）再雇用。

“批發零售業”、“醫療福利業”和“服務業”最受65歲及以上老年群體的歡迎，就業人數排在前三位，其中“醫療福利業”的高齡就業者增幅最為顯著：在2013年到2023年間增加了1.4倍。

日本社會，正在表現出“工作至死”的決心。

是日本老人熱愛工作嗎？

怎么可能？

2020年日本的老年贍養率是1.89，意味著現在不到2位20-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就需要贍養一位老年人。

據《朝日新聞》報道，日本在2022財年已經支付了40年國民養老保險的個人，每月只能領取約6.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250元），國民年金替代率從1990年的62%暴跌至2022年的38%，而日本家庭的平均月消費支出卻高達24.4萬日元（約合12145元），“養老金貧困”才是日本老人的難言之隱。

日本第一批嬰兒潮“團塊世代”（1947-1949年出生）已經進入超老齡階段，卻難有片刻清閑。

至于年輕人起薪上漲，看上去更像勞動力市場的“回光返照”。

一方面，在這樣的勞動力“天花板”下，人手短缺和薪資上漲導致企業成本提高。日企單位勞動成本在2024年10-12月同比上漲4.5%，僅次于新冠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4-6月的5.2%）。

另一方面，這樣的人力資源結構讓企業創新能力受到嚴重抑制，2024年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日本社會全要素生產效率保持在0.5%，事實上在2013年以后就從沒超過1%。

企業成本上漲意味著不得不向價格轉嫁。

日本這個國家，吃喝拉撒的人口量龐大，又不得不依靠進口，現在深陷輸入型通脹的困局。

2025年1月日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包括接近實際生活感受的生鮮食品在內的綜合指數同比上漲4.0%。

年輕人的工資看似漲了，也沒漲，物價漲得更兇。

老年人看似退休了，也沒退，還要為吃飯奔波。

這樣看過去，這局很難破……

● 主要參考資料：

1.日本勞動時間出現下降_日經中文網

2.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超過美國_日經中文網

3.《戰后日本經濟史》[日] 野口悠紀雄

4.《過勞死：這份工作比命還重要？》（譯文紀實）[日] 牧內昇平

5.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超過美國 日經中文網

6.《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日本延遲退休政策探析》丁英順，趙明

7.日本2024年統計年鑒

8.畢業等于就業，日本應屆生贏麻了？_日本東方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