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9年后，中國哲學史學科從重建到發展，風雨兼程，步履蹣跚。李錦全教授曾參與編著《簡明中國思想史》與《簡明中國哲學史》（包括修訂本），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他與蕭萐父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發行十多萬冊，為國內眾多高校采用，2008年出版英文版；他創建了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點，為學術界與社會各界輸送了大量人才；他與方克立主持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七五”“八五”重點規劃課題“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促使現代新儒學研究在大陸地區蓬勃發展。李錦全教授精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是新中國中國哲學學科建設的見證人與代表性人物。

中山大學哲學系李錦全教授

文史情懷·守正創新·道法自然

——李錦全教授學術訪談

李錦全，楊海文

摘要：94歲高齡的李錦全教授早年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1960年轉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與教學，文史哲兼通，充盈濃郁的文史情懷。他對中國哲學史的方方面面做過精深的研討，成果碩富；在此基礎上提出“矛盾融合、傳承創新”的哲學史觀，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李錦全教授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道法自然”的踐履者，特定的時代與豐富的人生閱歷使其形成了“憂患意識、曠達人生”的哲學觀，這是一筆讓人受用無窮的寶貴精神財富。

關鍵詞：中國哲學；哲學史觀；哲學觀；守正創新；道法自然

一、文史情懷：從東莞后生到哲學教師

楊海文：您自1947年以來，除了1951年至1954年之外，一直在中山大學讀書、教書、寫書，不僅是名副其實的“老中大”，而且為中山大學的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社會服務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010年榮獲“中山大學第二屆卓越服務獎”。這次訪談側重學術，盡量長時段地展現您與學術之間的那些或細微或重大的方面。記得您有一首詩寫道：“黃瓦紅墻朝圣廟，長袍短褂謁先師。官員下馬皆趨拜，何況區區六歲兒。”我們似乎可以從它談起。

李錦全：這首詩寫于1966—1967年，但講的是我小時候在東莞老家拜孔廟的事情。20世紀30年代初期，東莞的孔廟保存得還很完整，祭拜的人也很多。我五六歲的時候，就穿著家里新做的長衣馬褂去拜孔子，至今記憶猶深。“官員下馬皆趨拜”是什么意思呢？孔廟的前面有一塊石碑寫著“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叫作“下馬碑”。無論你是多大的官，到了孔廟都是不能騎馬的，否則就是不恭敬。孔廟以前也是科舉考試的地方。廢除科舉后，東莞的孔廟變成了一座小學。日本人打進來后，它沒人管，慢慢就壞掉了，真是很可惜。

楊海文：《思空齋詩草》的開篇是古體詩《夜宿太平感懷（五律）》，小序寫道：“一九三八年九月和同學諸子往太平鎮募捐，支援抗日戰爭。”詩云：“夜宿涼風早，征鴻近晚秋。繁星垂斷壘，孤月涌重樓。烽火三邊動，刀兵萬里愁。胡塵何所處，愿繼渡江舟。”這首詩頗有杜詩的味道。自從令尊要您讀了杜甫（712—770），您的詩風大變，瞧不起以前寫的詩了，所以特意將這首詩當作詩集的開篇。此后，您有四年停學困居在家里，自學了很多傳統文史方面的書籍，并把讀書與家國興亡之感聯系起來。

李錦全：以前《黃金時代》約稿，我說過這件事。我念前面的兩段給你聽聽：

我在中學學習和生活，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時間。為什么時間拖長，是多次留級嗎？還是因病休學？都不是，但中間確是停學四年，不關個人患病，而是由于國家蒙難。我出生于1926年，本來上學是比較早，1937年我11歲就考上東莞縣立中學，在新生中是年齡最小的一員。由于日本侵略者入侵，1938年10月，東莞、廣州相繼淪陷。我那時剛升上初二就被迫停學了，直到1942年秋季才復學。

在這將近四年時間里，我住在淪陷區的東莞縣城，因怕日軍騷擾，整天關門閉戶。我沒有相近年齡的兄弟姐妹，不過家中藏書比較多，我個人只好每日與書本為伍。我從看古典小說入手，《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紅樓夢》，成為我日常的伙伴。接著是讀唐詩、宋詞和古文評注中的名家文章。經過幾年的刻苦自學，我能夠作詩填詞，用古文寫文章，另外還讀史書和史論，在讀文史書時頗生出家國興亡之感。

▲日占區莞城街景圖

楊海文：“得失前朝事，興亡舊日書。挑燈閑展卷，似入古人居。”您1942年寫這首《讀史（五絕）》的時候，應該已經復學了。復學后，您寫過一篇《史可法抗清傳論》，同樣寄托了自己的家國興亡之感。 據說它還有一段故事。

李錦全：：先補充一點：1942年復學，我讀的是“汪偽政權”辦的東莞一中，因為東莞縣立中學流亡在外。抗戰勝利后，我進入復員歸來的東莞縣立中學讀高二，直至畢業。所以從1937年到1947年，我讀了十年中學。《史可法抗清傳論》是我讀初三那年幫同班同學代寫的，算是做了一回“槍手”。全文沒有保存下來，但我記得文后的“贊曰”是這樣寫的：“大廈之傾也，非一木所能支；舉國之危也，非孤臣所能任。史公受命朝廷，投身軍旅，連師淮、泗，力圖中原，事之不成，非戰之罪也。然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國之余，安能全身。揚城之殉，公蓋計之審矣！史稱母夢文山而誕，何其事之類耶！匪特宋、明之光，亦天漢之幽馨也。 嗚呼，偉矣！”老 師把它貼堂了。“貼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師把學生寫得好的文章貼在黑板上表揚。老師給這篇貼堂的文章打了100分加100分，就是200分。老師當然知道我那位同學的實際水平，所以又認為文章是他抄來的，而且是從古書上抄來的。我站起來問老師：抄哪一本古書的？老師回答不了。我這篇習作其實是借史可法（1601—1645）血戰揚州的抗清壯舉激發當時人們的抗日斗志，而筆法是杜甫的。

楊海文：您高中階段的理科成績極好，為什么高考卻選擇了文科呢？

李錦全：我讀書總是很輕松，從不覺得有負擔，還有很多時間看小說，成績也一直很好。譬如考初中，就是現在說的“小升初”。東莞縣立中學極難考上，1937年那一屆有一千多人報考，錄取十分之一。我們小學有16人畢業，就我一個考上。初試是筆試，我考第43名；筆試后是復試，我考第27名。老師說我是全年級年齡最小的，報名為12歲，實際是11歲。我是沒有什么門路就考上了初中。

到了高中分科，當時也是重理輕文，成績好或者數理化厲害的學生讀理科，成績一般或者數理化不行的學生讀文科。我不服氣，讀理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知道我考大學，那些文科科目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一開始報了理科。高二、高三這兩年，我專攻數理化。到高中畢業，數理化都考了100分，總成績是全年級第一名。我考上理工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我的興趣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文科。那時候，文科畢業后估計當個中學教師，理工科的出路其實也不好，做工程師的機會不是太多。我考大學完全是憑個人興趣。

再給你說說獎學金的事，也不是獎錢，而是獎勵糧食。我高中畢業，因為成績好，得到東莞明倫堂1000司碼斤（1司碼斤約為600克）獎勵谷。國民黨的錢不值錢，所以中學老師用糧食牌價付工資。校長一個月的工資只有700司碼斤糧食，我的獎勵谷相當于一般中學教師兩個月工資。我考上中山大學，東莞沙田又獎勵了1000司碼斤。這樣，2000司碼斤獎勵谷相當于一般中學老師四個月工資。我在東莞縣立中學讀書，不但不要家里出錢，反而還有糧食拿回家。

楊海文：1947年高考，您被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中山大學歷史系同時錄取。您先到廣東省立文理學院讀了一個多月，中大發榜后，就到歷史系來了。1951年大學畢業，您的詩詞《鶯啼序》寫道：“有誰知，南國學宮，此中甘苦。”您后來還回憶說在中大歷史系這四年，“初步掌握了歷史文獻學、考據學以及文字訓詁等方面的基本功，為后來從事歷史研究打下了基礎”。您能詳細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李錦全：當時系里開設了很多有關中國斷代史的課程，有劉節（1901—1977）的《殷周史》、丘陶常（1910—1983）的《秦漢史》、姚學敏（生卒年不詳）的《魏晉南北朝史》、羅香林（1906—1978）的《隋唐五代史》、陳登原（1900—1975）的《宋遼金史》、鄭師許（1897—1952）的《明清史》、陳錫祺（1912—2008）的 《中國近代史》。另外，還有閻宗臨（1904—1978）的《世界古代史》、楊成志（1902—1991）的《民族學》。這些老師都很有學問，系里規定學生必選其中的二三門。

▲ 劉節先生

大學二年級，我選修了劉節開設的《殷周史》。劉節畢業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王國維 （1877—1927）、梁啟超（1873—1929）諸先生，學養深厚。一開始選課的人較多，但這門課是用甲骨文、金文講的，很有難度，所以不少人放棄了，最后參加考試的人很少。我上這門課，寫了一篇讀《史記·殷本紀》的札記，是一篇古史考據的半成品，提出了與劉節不同的看法。劉節很欣賞，說我的觀點是一種說法，你的觀點也是一種說法，可以兩存。以前那些學者的氣量，是今天的學者不能比的。我選修這門課的收獲，并不限于了解劉節的觀點與結論，而是培養了獨立思考問題并從事科研的能力。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用唐碑證史，就得益于這一科研基本功。

楊海文：您1951年7月提交長達208頁的本科畢業論文，但“再見”它的時候，竟然是在六十多年后。 您后來用復寫紙寫文章，自己就能保存一份。估計復寫紙在20世紀50年代是很稀缺的，所幸中山大學圖書館把它完好保存下來了。我記得2012年3月15日晚，您讓我到中大圖書館老館長劉少雄（1922—2014）先生家里取回掃描本。它現已收入您的10卷本文集，但人們想多知道一些它的故事。

李錦全：我大學四年級，破例拿研究生助學金，兼任系文物室主任梁釗韜（1916—1987）的助理，負責整理顧頡剛（1893—1980）當年為中大買來的五千多張唐代碑帖。在我之前，歷史系沒有人碰過這批塵封已久的文物。有的碑帖很長很大，必須鋪在地上去看。我一邊對它們進行登記、歸類，一邊試圖研究它們的歷史及其與歷史文獻記載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是有意選這個題目做本科畢業論文，而是剛好在做助理工作，就趁機做了，有點“干一行，愛一行”的意思。王國維曾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把傳世文獻與地下材料結合起來的兩重證據法，也是我研究這批唐碑用的方法及其價值之所在。

這篇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是岑仲勉（1885—1961）。他看得很細致，既有一些改動，又在不對的地方打叉。末頁有劉節寫的評語：“全唐石刻雖尚余小部分未收入，但各跋中的發見，確有未經前人道及者。青年得此，誠屬可造之材。擬給九十分。”（標點符號為引者所加）所以，首頁有岑仲勉的簽名及給出的分數：“90。”我畢業分配到中南文化部后，系里將這批唐碑移交學校圖書館，據說現在有人開始重新整理了。

楊海文：您本來畢業留系的，為何分配到武漢，做了三年文物考古呢？

李錦全：1951年，全校文史哲只有12人畢業，其中哲學系1人、歷史系3人、中文系8人。系主任劉節早就決定讓我留校，但因國家建設需要干部，我被分到位于武漢的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是大學教授方壯猷（1902—1970），他是方克立（1938—2020）的父親。兩位科長是調過來的大學講師，科員全是新分來的大學生。

1952年8月，中南文化部派劉啟益（1926—2012）與我兩人前往北京，參加由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我有一組詩的小序寫道：“班主任裴文中，任課及指導實習者有賈蘭坡、安志敏、夏鼐、郭寶鈞、王仲殊、梁思成、莫宗江、閻文儒、宿白、唐蘭、張政烺、陳萬里、趙萬里、馬得志、陳公柔等人。多取用現場教學法，并到大同、云岡、洛陽、鄭州等地作考古實習，時間雖短，半年間卻收獲頗豐。”給我們上課的無一不是文物考古界的頂級學者，又到處實地考察，收獲自然極大。我這組詩一共十首，最后一首寫道：“同學半年同結業，臨岐分手尚依依。國中文物多豐采，喜得歸來致用時。”這是在說我們心里的愿望，就是想為新中國的文物考古事業增磚添瓦。

▲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開學典禮合影

培訓班結束后，學員們回到各省繼續考古工作。我也到長沙參加了八個月的古墓葬發掘，清理仰天湖35號墓出土的戰國竹簡。考古出土的竹器、木器很難保管，瓷器、銅器稍微好些。建國后第一次出土竹簡的時候，人們不懂得保管，在墓中看得很清楚，一拿出來就干了，一干就開裂，一開裂就壞了。仰天湖是第二次出土竹簡，我們有經驗了，就交給湘雅醫學院保護，防腐后一片片插進玻璃管，再密封起來。

1954年撤銷中南軍政委員會，組織讓我去中央文化部。劉節知道情況后，寫信要我回中大歷史系。經過一些周折，中大人事處調回我的檔案，我終于重新回到了歷史系。我畢業時，中山大學在珠江北邊的石牌；我回來時，學校已經整體搬遷到了珠江南邊的康樂園。它們可以說都是時代變化在具體人事物上的 體現。

楊海文：劉節先生的《我之信條三則》曾說：“做人為學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對于做人為學的興味如泉之始涌。”“為學同做人能打成一片，這樣的學問才不僅是為謀生的職業，而是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的真生活。這種生活是很快樂的，是前途無量的，這才是真正的成功。”1977年，您參加劉節先生追悼會后，寫的一首詩說：“卅載師情傷往事，百年身后痛今朝。音容此際歸何處，夜夢難尋慰寂寥。”我們特別希望更多地了解一下劉節先生在中山大學文化校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錦全：劉節將我從武漢調回中大后，仍舊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關懷我，讓我繼續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我1956年升為講師，開始主講《中國上古史》課程，從原始社會講到漢代。他看過我的全部講稿，有的地方提了意見；即使認可的章節，也簽上自己的名字。我的切身體會是：劉節做人光明磊落，為學沉潛精湛，不僅僅是授業解惑的經師，而且更是行為世范的人師。作為劉節的學生，我們認為：“他為人心直口快，一向講真話，不講假話，言行一致。他自己也常常說：‘我所想的就是我所講的，我所講的也就是我所做的。’”我有篇回憶錄講過劉節關心姜伯勤畢業留校的故事，最能體現他的氣度與襟懷。

楊海文：我們知道，1960年對于您具有特殊意義：“從此，這個高中時對數理化下過苦功夫、報考過大學中文系的年輕人，這個在歷史系學習和工作過、在文物考古界培訓和鍛煉過的年輕人，就一直在‘工作證’的意義上隸屬于哲學系，在‘學科專業’的意義上歸屬于中國哲學。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妨將1960年作為李錦全先生完成‘由出入文史而彰顯思想’這一轉變的時間性界碑。”2020年是中山大學哲學系復辦60周年。值此特別時刻，很多哲學后輩渴望重溫您從歷史轉到哲學的這段傳奇。

李錦全：我年輕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后半輩子“是哲學系的”。首先說說系史。中大哲學系創辦于1924年，但1952年院系調整，也像國內另外三十多個哲學系一樣，被并入北大哲學系。全國只保留了北大哲學系，系里的教授比學生還多。1956年后，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復辦了哲學系。 中大也在醞釀，但因種種緣由，此事停了下來。其次說說楊榮國（1907—1978）。楊榮國1953年從湖南大學調來中大歷史系，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原來沒有做思想史的，現在有了楊榮國，但也只有他一個人。楊榮國1956年擔任系主任后，單獨成立中國思想史教研組，將我與陳玉森（1916—1993）、吳 煕 釗（1929—1998）放到了教研組。最后說說復辦。楊榮國既是歷史系主任，又是學校黨委常委，所以讓他過去帶頭做了哲學系主任，就順利復辦了。中國思想史教研組被楊榮國帶到了哲學系，我就這樣成了“哲學系的”。復辦后，副系主任有劉嶸（1920—2001）、夏書章，設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美倫邏三個教研室；哲學史教研室包括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兩塊，我負責中國哲學，胡景釗負責外國哲學。 馮達文是哲學系1960年復辦后招收的第一屆本科生，整整60年在系里學習、工作，以后不可能有這樣的例子。總而言之，我從歷史轉到哲學，算不上什么傳奇；即使算是傳奇，也多少有點陰差陽錯，說到底是時代巨變留下的烙印。

你說我“由出入文史而彰顯思想”，倒是有幾分道理。1959年，楊榮國讓中國思想史教研組運用他的學術觀點，合寫《簡明中國思想史》。主編是楊榮國，我與陳玉森寫古代部分，吳煕釗寫近代部分。這本書1962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兩萬多冊，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書也賣得不錯，有一千多元稿費，給我分了五百多元。說到稿費，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發表的《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學報當時的稿費分為千字12元、14元、16元三等。我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拿了三百多元稿費（千字14元）。我1956年評上九級講師，月工資99元。那時到飯堂吃飯，每人每月的伙食費標準是12.5元。九級講師的月工資可以讓八個人吃上飯，你就知道三五百元稿費的性價比了。學報這篇論文是我第一次發文章，《簡明中國思想史》是我第一次出書，它們主要談的是思想。所以，你將1960年當作我由出入文史 而彰顯思想的分水嶺，我是認可的。作為抗戰烽火中成長的東莞后生，我這九十多年來的人生也可謂風風雨雨，但文史情懷始終在我心里，我一直認為文史哲不分家，也是不能分家的。

二、守正創新：從哲學史研究到哲學史觀

楊海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您與武漢大學蕭萐父（1924—2008）先生共同主編了兩卷本的教育部統編教材《中國哲學史》。據說，你們沒有填任何表格就拿到了這個項目，而不是像現在填了一大堆表格還不一定獲批。您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蕭萐父先生

李錦全：說到我們主編這套教材的緣起，你們肯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覺。教育部1978年在武漢召開文科教材工作會議，決定新編一批高校教材。各校分管文科的校領導參加會議，并沒有編寫人員參加。 教育部的人說：你們在座的領導，誰想編《中國哲學史》，那就自己報名。有些高校雖然有能力編，但就是不報名。最終是武大答應做主編，中大答應做副主編，四川大學、湘潭大學、武漢師范學院愿意參加，就這五家報名。蕭 萐 父并不想寫，對校領導說：“你們接下的任務，你們自己弄。”校領導反復做工作，他才同意。中大是劉嶸副校長參加會議。他回來后找到我，我就與吳熙釗、馮達文、屈志清（1947／1948？—1984）接下了。后來又有遼寧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廣西大學的老師自愿加入，一共是九所院校編《中國哲學史》。現在爭項目爭得頭破血流，當時是不一樣的，是不是恍若隔世？

楊海文：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發行十多萬冊，還出了英文版，1988年榮獲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影響極大。我80年代中后期讀大學，它是我們的教材；我現在為大一新生上這門課，它是重要參考書。我覺得這套教材是您在哲學史研究方面守正創新的鮮明體現。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

李錦全：我們這套教材，其實也講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兩軍對壘，這不算怪；但同時講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圓圈論，這就有點怪了。1981年冬，教育部組織的教材審稿會在大連召開，審稿專家以張岱年（1909—2004）、石峻（1916—1999）為首。他們同意我們的圓圈論，張老還開玩笑說：“歷史發展不會完全是這個樣子。就像月亮是圓的，但也不是天天中秋節！”既然不是每一階段、每一思想都按這個圓圈論來轉，那么，就不能說整個中國哲學史發展都是這樣，講得太過就不符合事實。圓圈論可以成立，但不能當作教條。所以我說：守正創新，談何容易？

楊海文：始終不渝地守正創新確實不易，但您恰恰是這樣做的。1986年您60歲，有兩件大事特別值得一提：一是從人才培養看，系里的中國哲學專業拿到博士點，您設置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研究方向；二是從科學研究看，您與南開大學的方克立主持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七五”重點 規劃課題“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也是“ 八五” 重點）， 大陸學術界對于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研究揭開序幕。 這兩件事表明：您試圖通過人才 培養、科學研究，借以探尋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復雜關聯，促使中國文化發展的守正創新。

李錦全：先講第一件事。過去，博士生導師極少，而且要國務院批。我與蕭萐父都是1986年第三批通過的。前兩批是1981、1983年，不需要寫申請；到第三批，就要寫了。后來聽小道消息說，我們被通過的原因是主編了《中國哲學史》教材。我們點1986年開始招生，黎紅雷、吳重慶是最早的兩位博士研究生。任劍濤、肖濱也是早期在這讀的博士，現在已經是長江學者了。他們都發展得很好。

文化問題涉及民族性、世界性、時代性，也可以說是涉及多元、普遍、變通。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文化進入多元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時代變局之中，“中國民族文化往何處去”亟待人們給予回應。從守正創新看，沖突與和諧并存，機遇與危機共存，我歷來的觀點是：

從整個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來看，我認為當今所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其差距主要表現在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科學技術的水平方面。至于精神生活，特別在道德倫理、人際關系等方面，則并無明顯的先進與落后的差別，只能說是互有短長。所以，中西文化沖突可能將來形成“互補”的格局，即經過互相吸收、揚棄、輸進外來血液，使自身的文化發展進入良性循環。中華民族既有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現在又能以日益富強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在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總方針的指導下，我們的民族文化必將得到發揚，在世界文化發展的長河中總會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新的面貌出現而走向世界。

再講第二件事。港臺新儒家1958年在香港發表“中國文化宣言”，我們當時自然一無所知，都沒有聽說過。即便到了80年代前期，大陸學術界對現代新儒家的了解仍然極少，研究更是談不上。但是，他們寫過很多書，他們的思考同樣是在回應“中國民族文化往何處去”這一時代大課題。1986年3月，方克立在國家教委開的會上認為：“我們要重視和加強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弄清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發展的諸階段，對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論，并且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國現代思想斗爭的總的潮流中來考察。經過若干年的努力，我們的認識當會更清楚一些。”同年11月，課題就批了。至于我如何成了主持人之一，我還真說不清楚。據說中大、南開在國家教委那次會上都有人談到現代新儒學問題，國家教委讓方克立與我把研究領起來，說是不要分開研究，就搞成了一個課題組。我與方家父子是有緣分的。上面談過我50年代初期在方克立的父親手下工作過。方克立1962年大學畢業，原本是分配到我們系里的。可惜他卻在2020年4月21日走了（逝世）……

課題組是實實在在做了一些事的。從1992年起，《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的“專人研究系列”“專題研究系列”分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遼寧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陳少明也出了一本，一大批年輕人茁壯成長。我們認為：“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銳，勇于開拓進取，富有探索精神，所以這一批研究成果大都各有創新見解，不落俗套，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課題組始終十分強調兩點：一是要詳細占有資料，準確理解原意，這是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二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現代新儒學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評論，既不盲目崇揚，也不抹煞它的貢獻和歷史地位。所有作者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去做。應該說他們的工作是做得有成績的，基本上達到了上述兩個要求。”這番話是方克立執筆的，同樣代表了我的意見。

我對現代新儒學也寫過一些文章。我覺得他們講的“老內圣開出新外王”，儒家思想可以開發出資本主義社會，是在倒果為因。他們實質上是以道德文化決定論作為理論依據，認為儒學在中國能夠復興，而這條路經過歷史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總之，對儒家思想與現代化關系和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的歷史評價，應該容許百家爭鳴，可以讓海內外學者根據各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結合社會實踐的效果加以批判。我們的態度是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固執己見，應該跟隨時代前進的步伐，結合自身的國情，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發展的各個時期，做出應有的歷史評價。”說到底，現代新儒家研究離不開守正創新這個總原則。

楊海文：1996年，您首次發表了系統論述“矛盾融合、承傳創新”這一哲學史觀的文章。我有段文字寫道：“這篇文章原載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今日中國哲學》，先生時年70歲。《莊子·人間世》說的‘美成在久’，是說美好的事物需要時光的不斷打磨方能日臻至善。我覺得這句格言最適合摹狀先生的學思歷程。”提到“美成在久”，我想起李宗桂教授講您的一番話：“他發表的論文，就時限而言，從先秦貫通到當代，各個歷史時期的都有；就學術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無不論及；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近代新學，以至現代新儒學，都在他的筆觸之中。至于近年來影響廣泛而深遠的中國文化討論，特別是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他更是見解獨到，論著甚多，頗為學術界同人重視，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您自己也說：“這是我研究中國哲學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形成的哲學史觀。”“這是從歷史辯證法體認得來的規律性認識，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您做哲學史研究幾十年，然后提煉出自己的哲學史觀，既是水到渠成的學術成就，又是守正創新的典型體現。

李錦全：我們這個社會，機遇與挑戰同時存在。歷史上的思想斗爭也一樣，都是矛盾、互補并存的。 我在“儒法斗爭”后寫過一些講“儒法互補”的文章。儒、法是互補的，儒、道也是互補的，儒、釋、道同樣是互補的。唐代開始講儒、釋、道互補，到宋明理學就做到了三家的融合。我做哲學史研究的時候，發現各家各派總是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互補的一面，而一部哲學史就是在既矛盾、又互補的過程中傳承下來的。所以，我提出了“矛盾融合、承傳創新”的哲學史觀。它包括三層含義：一是特定思想體系內的“矛盾兩重性”，二是不同思想群落間的“矛盾融合論”，三是思想史進化歷程中的“承傳創新觀”。光這八個字，我可以寫一本《中國哲學史》，只是沒這個精力了。現在大家都講“綜合創新”，其實它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方克立說這一哲學史觀是我“在長期的中國哲學史教學與科研實踐中對歷史辯證法的深切體認和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對該學科的建設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這與你說的“守正創新的典型體現”大概是同一個意思。

三、道法自然：從憂患意識到曠達人生

楊海文：您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包括三個部分：一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學術沉思；二是“矛盾融合、承傳創新”的哲學史觀；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第一個部分——在不同的問題意識導引下從事的一系列備受矚目的學術研究，使得您成為專業意義上的學人；第二個部分——將各別的、具體的、微觀的學術研究上升為整體的、抽象的、宏大的哲學史觀，使得您成為學科意義上的哲學史家；第三個部分——把書齋里的學問與火熱的時代擔當感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得您成為當代意義上的建設者。學人、哲學史家、建設者組成了您的“學術儒”形象，這是“字史”意義上的、也是為人熟知的。從“心史”意 義看，則有“君子儒”形象。《思空齋詩草》的副標題中有八個字“憂患意識、曠達人生”，您在2015年做《李錦全先生口述實錄》（未刊稿）時，認為它代表了您的哲學觀。人們對此了解得較少，但又渴望有所了解。

▲《思空齋詩草》書影

李錦全：這么一說，我那兩個“八字”——“矛盾融合、傳承創新”是哲學史觀，“憂患意識、曠達人生” 是哲學觀。無論哪個教授，上課、做學問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有時甚至是極小的一部分。人生豈能只有上課、做學問這幾件事？哪會如此單調、簡單？所以，哲學史觀僅僅是我的哲學觀的組成部分，而哲學觀顯然遠遠大于哲學史觀。

我們這代人的經歷是很難復制的。回首我的前半生，先是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后來雖然沒有打仗，但做的很多工作就是批這個、批那個，講師就從1956年到1978年做了22年（1960年由九級升為八級）。后半生相對好多了，但也不是風平浪靜，同樣有磕磕碰碰。任何人的一生，缺了憂患意識就會頂不住，又哪來曠達人生？所謂憂患意識，不是整天憂心忡忡、惶惶不得終日，而是明白人生總會碰上問題，必須預先做好準備，等到問題來了，就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所謂曠達人生，是指憂患看得多了，面對問題就不覺得有什么，心里當它沒來，遇事看得開。因為我有思想準備，所以碰到問題就不會驚慌失措；因為我能應付問題，所以問題不再是問題，人生變得輕松起來。

從憂患意識到曠達人生，就是拿哲學體味人生、超度人生。有人認為憂患意識是儒家的、曠達人生是道家的，說我這一哲學觀受到儒家、道家的雙重影響。很難說這是這家、那是那家的，倒不如說每個人的經歷多了以后，都得這樣做，都會覺得“道悟菩提，心通造化。來去自由，了無牽掛”挺好。我拿“憂患意識、曠達人生”應付了九十多年，表明這兩個理念還是行得通的。

楊海文：不管怎么說，做學問仍是讀書人一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2011年3月給您填寫“廣東省首屆優秀社會科學家”申報材料，統計了您在中大近年來定級為1A、1B期刊的發文量：《中國社會科學》1篇、《哲學研究》8篇、《中國哲學史研究》6篇、《中國哲學史》3篇。您發表過那么多的頂級期刊論文，卻又常說自己寫的是“門票文章”。這也應該體現了您的哲學觀吧？

李錦全：這個問題仍與讀書有關。我的中學時期比較特殊，一共上了十年。因為日本人打進來，所以有四年沒有上學，就關起門來自己讀書，讀的書比上學還多，影響了一生。我這輩子不運動、不娛樂、天天看書的習慣，就是那幾年養成的。我看書也不選擇，能讀就看，來者不拒，兼收并蓄。人們說要看好（正能量）書，我不是這樣。我讀的《紅樓夢》，是東京出版的本子。十五六歲時，我編過《紅樓夢》人物關系表，長達好幾米，搞清了書中究竟有多少人物。我用毛筆標出性別：黑色是男的，紅色是女的。前幾年，我把這張手繪的表以及大部分藏書捐給了學校圖書館。2018年12月，系里給我新出的10卷本文集辦會，吳重慶開玩笑說：“讀博時，我向李老師借足本《金瓶梅》，李老師說任劍濤借走了。”我確實有過 《金瓶梅研究擬目》的計劃，只是后來沒有研究下來。我是憑興趣讀書，所以讀過的書就記得牢。

▲中山大學圖書館“李錦全教授藏書紀念室”

與同輩人相比，我的文章發得比較多。我1984年至1989年做系主任，不管時間如何緊張，大概每個月發一篇論文。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寫文章，只要資料、思路這兩樣東西弄好了，就開始寫。關于資料，我平時有所準備；關于思路，心中有數就行。我寫文章是不打草稿的，沒有初稿、二稿、三稿。寫完看一遍，如果有錯字，就改一改；如果沒有，就算寫完了。我的文章是用復寫紙寫的，一式兩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參加會議。八九十年代的學術會議特別多，你請我，我都去，來者不拒。我參加過七八十次會議，一般是開這個會，就寫下一個會的論文。臺上開會，我在臺下思考我的問題，外在環境影響不到我的思考。會上誰要我的文章，我就給誰，哪有什么C刊、頂級期刊的概念？如同進公園要買門票，參加學術會議總得交篇文章，我就調侃我寫的論文是“門票文章”。

很多人覺得自己的文章了不得。我沒有文章自貴的想法，也并不看重這些“門票文章”。人家對它們怎么評價，我不關心。無論說好還是說壞，都隨人家去說。我的10卷本文集收的最后一組詩是2015年寫的《門票文章自嘲十詠》。第一首說：“門票文章亦自由，任隨漂泊任沉浮。學無繼統難成器，語不驚人也便休。住世未曾離舊俗，此生安得入清流。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第十首說：“門票文章已過時，教壇半紀愧為師。喜迎后輩超前輩，又見新詞換舊詞。秋月春花皆過了，行云流水欲何之。人生本是如朝露，造化回歸莫太遲。”它們寫照了“門票文章”與我的哲學觀之間的關聯。

楊海文：這次訪談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試圖從如何做一位學者的角度，更準確地把握您的哲學觀。 我揣摩它有兩層更具體的含義：一是率性地做好自己；二是隨和地對待他人。大致說來，前者強調憑興趣讀書是學者“學而優”最大的樂趣，后者強調不為難他人是學者“優則仕”起碼的操守。您剛才講的涉及第一層含義，如何領悟第二層含義呢？

李錦全：舉個例子，以前開學術會議，住房分三六九等。1978年中國哲學史學會在太原成立后，組織去大同參觀云岡石窟。晚上到達大同，晝夜溫差大，比較冷，人們站著冷風里，等待分配房間。中大去了四個人，丁寶蘭（1919—1988）是教授，我是副教授，吳熙釗與馮達文是講師。按規定，教授一人住一個房間，副教授兩人住一個房間，副教授以下的四人住一個房間。我對接待人員說：我們剛好四個人，給一個房間算了，我們不計較。他說不行，一定要按招待標準來。結果，我們四個人分到三個房間住了。規章制度作為一種權力，為什么就不能靈活運用、與人方便呢？

現在有不少教授爭著當處長，覺得有權力、很威風。楊榮國當年對我說過：“系主任是兼職，應該是教授兼系主任，不能說系主任兼教授，因為教授才是本職。”他一直以教授自居并重視學術成就，做系領導后只是把握大方向，具體工作則由兩位副手打理。1978年起，劉嶸當副校長兼哲學系主任，我是副系主任，實際主持工作。凡是大事，我向他匯報；而一般工作，我就直接處理。我接下來做系主任的那幾年，只在評職稱、授學位的時候簽個字。另外有兩個副系主任，胡景釗管教學，葉汝賢（1936—2009）管科研。既然分工給人家，就要尊重人家。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從不干預。因為一干預，矛盾就來了。至于一般的事，辦公室同意就行了，不用找我。當時辦自學考試，課酬高，好多人爭著上課，我一次也沒有上過。有人問哲學系的自學考試掙了多少錢，我說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拿過一分錢。任何人只要把權力、金錢看輕一些，就不難隨和地與人相處。

楊海文：在我看來，您的哲學觀既有方便說法，它是指“憂患意識、曠達人生”；又有究竟說法，它是指“道法自然”。這是因為您的詩文常常提到“道法自然”。1995年，您說：“老實講，我并不很推重儒家，也并未刻意去追求哪家風范，我只是習慣平平淡淡地生活、做學問，不太在意身外的東西。這樣說來，我想我的思想人生態度基本上又算得是道家的，我是道法自然。”1996年，您說：“笑傲塵寰七十年，湖山又見散游仙。非關入世超流俗，且往尋根是宿緣。大地蒼茫誰是主，人情幻變孰為先？休言造化知無限，樂道終歸法自然。”無論“道法自然”還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都是優入圣域的人生至境。 所以，李宗桂教授為您的10卷本文集寫序，用的標題是“道法自然，止于至善”。在您這里，雋永的哲學觀與豐富的人生是一而不二、互為一體的。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會讓我們受用無窮。您是中山大學哲學系復辦60周年自始至終的親歷者、見證人，這次學術訪談恰逢其時，因此具有特別的意義。您作為老系主任，又是中國哲學博士點的創始人，最后懇請您對承前啟后的新一代哲學學人有所寄語。

李錦全：我念一念《〈思空齋詩草〉及其續集》中的兩首詩。第一首是為2000年復辦40周年寫的： “四十迎來不惑年，星光燦爛耀南天。切磋學侶來三五，培養生徒過百千。哲理精研生慧果，文風累洽聚時賢。自慚才薄難為繼，久歷征途望息 肩。”第二首是為2010年復辦50周年寫的：“中山遺澤在斯民，道脈承傳啟后昆。復辦哲壇非復舊，迎來學侶是迎新。百家探索求明理，半紀辛勞為育人。今日群賢齊聚會，同歡華誕樂嘉賓。”作為相伴哲學系60年的老教師， 我新寫了《中山大學哲學系復辦六十周年賀詩》： “六十周年一甲子，哲壇復辦欲何之？ 愿隨國運開新運，應解今時勝舊時。 世界文明爭進步，中華 傳統育繁枝。 后起諸君需努力，根魂固鑄莫遲疑！ ”這次疫情期間，我讓你看了張立文的一篇文章。 他 說：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 中國的哲學，氣傲煙霞，勢凌風雨，反思縱橫，中得心源，鉤深致遠，唯變所 適。 它將中華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學史上，使東方智慧之愛，尤為鮮艷燦爛。 ”作為從事中 國哲學研究60年的老教師，我借用這句話與繼往開來的哲學后生們共勉。

撰文：李錦全、楊海文

編輯：宋宇

初審：宋宇

審核：詹拔群、周吉梅

審核發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