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滅亡，是外戚干政，藩鎮割據，還是宦官專權？或者是宗室內亂，亦或者是太后垂簾？

恐怕這些原因都不是清朝滅亡的根本所在，清朝真正滅亡的原因是死在了土地兼并上。

先說結論，每個封建王朝都有土地兼并的現象，但清朝的尤為嚴重，清朝時期的土地兼并比明朝的時候還要嚴重2倍。

那么，具體都有哪些表現呢？

1644年清軍入關之后，旋即開始了霸占土地。

在短短的23年時間里，八旗貴族們就在京都附近霸占良田多達1600萬畝。這些全部成為了旗人的私地、旗地。

等到滿清政權得到穩固之后，全國耕地的流失更加嚴重。

到了所謂的康乾盛世后期，乾隆在位的時候，全國已經有四成以上的耕地被皇族、八旗和各級官僚占據。

僅僅是皇莊一項就有1300萬畝，且都是良田。

和珅是有名的大貪官，他不僅貪圖錢財，更是占據了數量不菲的土地、耕地，其數量高達80萬畝。

如此數量的耕地，足以養活清朝500萬貧下中農。

為了保證手中的土地不被漢人弄走，滿清還頒布了典賣禁令，明令禁止旗人將耕地賣于漢人。

不耕只知貪圖享樂的旗人，想方設法將手中的良田變相租給漢人地主，通過長期收租的方式供養自己的奢靡生活。

到乾隆時期，旗人的耕地流失率已經達到60%了。這種現象催生了新的階級，地主階級。

直隸省因為靠近京都被視作王化之地，可在直隸，廣大的農民只能淪落成佃戶，為地主、貴族打工。

這一人數的比例高達70%，離京都如此之近，滿清尚無法調控，更不用說富饒的江南地區了。

在江南，地主占據了總人口的5%左右，可他們手中掌握的耕地面積，占據了江南整體耕地的六成以上。

到了18世紀中葉，清朝10%的人口擁有全國85%的耕地。這不僅威脅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更是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廣西這個貧困的省份，桂平縣的地主卻能夠擁有3000畝的耕地，至于生活在貧困土地上的九成農民，人均擁有的土地還不足五畝。

除了地主喜愛土地、霸占耕地以外，商人同樣將土地視作財富的象征，一旦有了收入必定會將收入轉化成土地與耕地。

徽商在生意上是成功的，同樣他們在土地兼并上也是一把好手。每年通過佃戶收租就能歲入10萬旦。

這樣的商人在江浙地區不下百戶之多，由此可見，江南地區的土地兼并到達了何種嚴重的程度。

廣州作為清朝對外開放的口岸，按說開明的商人不應將眼光局限在耕地上，可伍秉鑒名下擁有的田產高達50萬畝。

即便是放到整個廣州府，50萬畝已經能占據到整個州府的兩成了。

因而，貴族掌握了制度，地主侵蝕了整個國家的根基。

除了貴族與地主，擁有科舉特權的官僚階層同樣是土地兼并的推動者。

或是為了鼓舞年輕人報考科舉，也或是為了維護官僚階級的利益，清朝時期的舉人可以免賦稅。

一旦中了舉人，那么他名下的田產可以免交賦稅，且享有特權的田產畝數高達2000畝。

如果有幸在中了進士，那么，免稅的田產又可以翻一倍達到4000畝。

江蘇一直是進士的主要產區，在這里造成了一種特有的現象，那就是整個縣、整個省的耕地全部不用交稅，只因進士的田產占據了絕大部分。

如此嚴重的土地兼并必然帶來預料中的惡劣后果。

由于土地私有化嚴重，國家的稅收出現了腰斬。雍正在實施新政之前，能夠收上來的田賦也不過才應收的六成而已。

即使實行了攤丁入畝的改革也無法阻土地兼并的嚴重趨勢，到1794年乾隆后期，僅直隸一個地方的流民已經高達200萬了，占了當地人口的15%。

伴隨著人口爆炸性的增長，只會加劇對土地的依賴，但土地有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暴動也就接連不斷的興起。

白蓮教起義裹挾的流民就有300萬，太平天國興起的時候更是波及數省，捻軍控制了山東、河北的大部分地區。

這些農民運動無疑不瞄準了清朝的軟肋土地下手，既有凡天下天、天下人同耕的口號，也有劫富濟貧，強制分配地主土地的行動。

哪怕到了土地革命時期，在蘇區打倒的地主大部分也是清朝時期形成的地主家族。

清朝在統一與管理的過程當中，雖然認識到了宦官、外戚干政、藩鎮割據等方面的威脅，極力避免了這些。

可依然沒有逃脫滅亡的命運，歸根結底就是土地兼并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