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一年，日軍船舶損失嚴重，運輸兵員、軍需品、物資原料的船舶嚴重不足。在中國戰場上，內河航運船舶也越來越少。而且日軍雖早早占領宜昌，但宜昌到岳陽的長江段為中國軍隊控制，武漢、宜昌之間的長江航道從未通航，日軍在攻占宜昌后掠奪的大量船舶無法派上用場，當時僅停泊在宜昌附近的內河航運輪船就有五十三艘。日軍急需解決這一棘手問題。

正當日軍緊張戰備期間，1942年12月18日，第十一軍司令官冢田攻的座機在安徽太湖上空被國軍第四十八軍高炮部隊擊落。號稱日軍陸軍“三羽鳥”之一的橫山勇調任第十一軍第五任司令官。橫山勇在關東軍中枕戈待旦了十年，日日磨礪，靜待時機。他來到華中后，立即大展身手，決定發動鄂西會戰，以殲滅江南地區的國軍鄂西野戰軍，打通長江航路，加強運輸力，使宜昌附近的船舶下航，彌補長江內日軍航運船只的不足，同時攫取中國船舶及洞庭糧倉。橫山勇的更大野心是一舉攻下石牌，然后沿江而上，直搗重慶。

1943年2月15日，鄂西會戰打響。日軍此次進攻，狡猾異常，大擺龍門陣。他們先以萬余人兵分六路占據國軍江北挺

進軍根據地的沔陽、監利、郝穴等處。3月8日，又是數路人馬渡江，分犯華容、石首、藕池、橫堤寺、黃水套、斗湖堤等處，企圖使國軍顧此失彼，自亂陣腳。敵我雙方在各據點展開爭奪戰，互有勝負。相持至4月下旬，各路敵軍增援至六萬余人，一時間，上自宜昌，下至石首、監利，沿江重要地點均配置重兵，并集中帆船、汽艇六七百只，飛機數十架，日軍掀起大舉進犯之勢。5月初，日寇攻占南縣、安鄉，似將南下進犯常德。9日，日軍在湖南南縣廠窖小鎮瘋狂屠殺無辜百姓，制造了侵華第二大慘案，僅三天共殺害中國同胞三萬多人，平均每天殺一萬多人，為二戰時法西斯一天殺人數量之最。但僅僅幾天后，敵軍忽轉鋒西向，目標直指石牌。

古鎮石牌是湖北宜昌夷陵區的一座村莊，位于長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石牌因峽江南象鼻山中一類似令牌的巨石而得名。巨石高四十米，頂寬十二米，厚四米，重達四千三百余噸。

長江因它突然右拐一百一十度，構成天塹。石牌方圓七十里，上有三斗坪，是重要的軍事要塞，第六戰區前進指揮部、江防軍總部等皆設于此。而且，沿著長江溯流而上，轉過了石牌村這個彎角，長江兩岸無險可守，可以直達重慶。兵臨城下，重慶便唾手可得。

全面抗戰到此時，已經過了第六個年頭，日軍仍然無法攻下重慶，這讓其很不甘心。當時，要進入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只有四條路：第一條是從南面的云南進入，第二條是從北面的陜西進入，第三條是從西面的青藏高原進入，第四條是從東面的湖北進入。陜西有黃河天塹，陜南有胡宗南的重兵把守，陜北有八路軍的根據地，日軍要想進入，就要付出慘重代價。而且，就算占領了陜西，還要翻越秦嶺。

而自陜西通往四川和重慶的棧道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日軍走這條路絕無勝算。青藏高原無人區惡劣的氣候比百萬雄兵更恐怖，何況，要進入青藏高原，談何容易。因此，日軍要進入重慶，就選擇了從南從東兩條路。南面是云南，這條路幾乎被日軍打通，但最后惠通橋被炸斷，波濤洶涌的怒江阻擋了日軍的步伐。北進不成，日軍只能西征。西征兩條路，一條是長江水道，一條是川鹽小道。川鹽小道是一條在崇山峻嶺間蜿蜒，只供鹽夫們行走的羊腸小道，又如何能供千軍萬馬和重炮坦克通行？所以，走長江水道，是當時日軍唯一的選擇。

1943年春天，日軍決定孤注一擲，從千難萬險的長江水路，進攻重慶。

5月25日，日軍占領要隘漁陽關后，渡過清河，逼近石牌要塞；而日寇的第三十九師團主力在高木義人的率領下，從南面沿長江進犯石牌要塞。

蔣介石對石牌要塞的安危極為關注，他多次給第六戰區陳誠、江防軍吳奇偉發電報，一再強調必須確保石牌要塞安全。他指令“石牌要塞應指定一師死守”，并稱石牌為“中國的斯大林格勒”，要不惜一切代價堅守。

陳誠選擇讓愛將胡璉的第十一師守衛石牌。胡璉出生于陜西華縣世代務農家庭，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因四期以后的黃埔軍校生都未畢業，所以四期實際就成了黃埔的最后一屆。而且胡璉的不少同學如林彪、謝晉元、張靈甫、陳明仁、李彌、袁國平、劉志丹、伍中豪，每一個名字都響當當，日后都成了國共兩黨的棟梁之材。第十一師是陳誠起家的底子，更是陳誠的命根子。第十一師為第十八軍所轄，“十一”二字合為“土”，“十八”二字合為“木”，而且十一師又剛好有一個土木工程兵營，所以陳誠部隊就被稱為“土木系”。第十八軍和第十一師出了不少名將，胡璉是此軍的“八大金剛”之一；第十八軍也成為國民黨的“五大王牌”之一。

第十一師是精銳，理所應當然擔負起駐守石牌的重任。當第十八軍第十一師死守石牌要塞時，另外的四大主力也在各自忙碌，席不暇暖：王耀武和張靈甫所在的第七十四師，此刻在湖南石門阻擊日軍馳援鄂西；杜聿明的第五軍經歷了緬甸慘敗，翻越了亙古無人的野人山，一路敗退回國，死傷慘重，此戰被杜聿明引為一生之恥辱，此時正在加緊休整練兵；孫立人的新編第一軍從緬甸撤入印度，厲兵秣馬，立志報仇雪恨；廖耀湘的新編第六軍，那時候還沒有從新編第一軍中派生出來。

胡璉堅守石牌，形同孤軍作戰，沒有人可以倚賴。而且他面對的，是實力遠遠超過他的海陸空立體作戰的日本強寇。

胡璉帶著一師人馬，依托江防要塞，嚴陣以待。前方，江風獵獵，炮聲隆隆，石牌保衛戰即將打響。

1943年5月27日，石牌霞光滿天，風和日麗。士兵們在寫信，有的寫家信，有的寫“戰地情書”，有的寫好靈牌，交代戰友，如果有誰活著回來，就逢年過節給自己燒張紙錢。師長胡璉也在寫信。這天早晨，已預感到大戰一觸即發的胡璉起得特別早，他在晨曦中一口氣寫了五封訣別信，連同遺物托人一起轉交給遠在陜西的家人。

其中一封是給父親的，他寫道：“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斗，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唯兒于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戚戚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敬叩金安。”胡璉在石牌的獵獵江風中寫完家信，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成功或者成仁，再沒有茍且選擇。在他之前，國軍的各支部隊已經竭盡全力，仍然沒有阻擋住日軍瘋狂而殘暴的腳步，而他便是最后一關。

日軍要占領石牌，進逼重慶，除非從他的尸骨上踏過去。成功成仁之間，戰死成仁的幾率更大，面對日軍最后的瘋狂，胡璉能做的，就是以死相拼。為了安慰父親，他說，有兒子能夠為國盡忠，父親大人您一定感到欣慰。胡璉是一個孝子，在書信的最后，他懇求父親按時吃飯，天冷加衣。即將與兇殘的日軍同歸于盡，他還拼命安慰年邁的老父，盡最后一點孝心。

他寫給妻子的信，分明就是一封臨死前的遺書：“我今奉命擔任石牌要塞守備，原屬本分，故我毫無牽掛。僅親老家貧，妻少子幼，鄉關萬里，孤寡無依，稍感戚戚，然亦無可奈何，只好付之命運。諸子長大成人，仍以當軍人為父報仇，為國盡忠為宜。戰爭勝利后，留贛抑回陜，自擇之。家中能節儉，當可溫飽，窮而樂古有明訓，你當能體念及之。十余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茲留金表一只，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接讀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歡樂。匆匆謹祝珍重。”盡管擔任師長，然胡璉能夠留給妻子的遺物，只有一塊手表、一支鋼筆和一本日記，可謂清苦至極。他托付給妻子的后事只有一件，就是讓兒子長大后當兵，為父報仇。

中午12時，烈日當頭。胡璉帶著所有人員跪倒在山巔之上，蒼天之下。他朗聲祭天盟誓：“陸軍第十一師師長胡璉，謹以至誠昭告山川神靈：我今率堂堂之師，保衛我祖宗艱苦經營遺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順，鬼伏神飲，決心至堅，誓死不渝。漢賊不兩立，古有明訓，華夷須嚴辨；春秋存義，生為軍人，死為軍魂。后人視今，亦猶今人之視昔，吾何惴焉！今賊來犯，決予痛殲，力盡，以身殉之。然吾堅信蒼蒼者天，必佑忠誠，吾人于血戰之際，勝利即在握。此誓，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千鈞重擔，胡璉和第十一師八千名子弟兵的肩膀上，是風雨飄搖、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他們要以血肉之軀護佑這個在戰火中飽受摧殘的民族，讓它免于萬劫不復，免于亡國滅種。

祭天完畢后，胡璉走下鳳凰山，來到了距離前線咫尺之遙的一個叫蟲客螞包的地方，坐鎮指揮，等待日軍進犯。

胡璉善于山地作戰。他認為日寇大炮坦克武器精良，不宜硬拼，只能智取。石牌要塞一帶山巒起伏、地勢險峻，而敵人不擅山地作戰，這是他手中唯一的利器。

胡璉利用石牌周圍層巒疊嶂、壁立千仞、千溝萬壑、古木參天的有利地形，構筑堅固工事，并在山隘要道層層設置鹿寨，憑險據守。他將主力部隊隱匿于要塞東南北斗沖一帶，只留師機關及部分兵力防守要塞。5月27日，日軍一部向北斗沖發起進攻。當敵人進至一個群山環抱的山谷時，一聲令下，第十一師部隊突然從四面八方將敵圍住，殺聲震天，敵傷亡慘重。

石牌要塞保衛戰打得非常艱苦，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死固守，雙方皆傷亡慘重。在牛場坡，國軍一個營與日軍交戰，槍炮聲響了一夜，天亮后，沒有一個人從山上走下來，全部犧牲了。兩天后，日軍為了攻占主峰大松嶺，在飛機支援下，向堅守主峰陣地的第十一師一個連發起數次沖鋒。戰斗最緊張的時刻，前線傳來師長胡璉的聲音：“從明天起，我們將與敵人短兵相接……戰至最后一個人，流盡最后一滴血！將敵人枯骨埋葬于此，將我們的英名與血肉涂寫在石牌的巖石上。”戰斗異常激烈時，陳誠電話詢問胡璉：“有無把握守住陣地？”胡璉當即回答：“請放心，我誓與要塞共存亡，以保持第十八軍榮譽。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

戰斗最激烈時，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嶺戰場上曾經三個小時聽不到槍聲，并不是因為雙方停戰，而是雙方在進行最原始、最血腥的冷兵器搏殺———拼刺刀。越來越多的敵我雙方士兵開始上刺刀———他們已經近到能夠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龐了。這個時候，成千上萬的士兵正端著刺刀沖向彼此。

敵我兩軍扭作一團展開肉搏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白刃戰就此爆發。

《中國國家地理》這樣描寫在這場白刃戰中戰死的少年：“那時候，中國農民家的孩子營養普遍不好，十六七歲的小兵，大多還沒有上了刺刀的步槍高。他們就端著比自己還長的槍上陣拼命。如果他們活著，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他們也會在自家的橘園里吸著小口的香茶，悠閑地看著兒孫，溫暖地頤養天年。可他們為了別的中國人能有這一切，死掉了。”那個慘烈的午后，無數壯士的鮮血浸透了長江南岸的土地。三個小時沒有槍聲的拼殺后，白刃戰落下了帷幕，一千五百名中國士兵靜靜地躺在中國最美的江山中。他們曾勇猛地戰斗，此時卻安靜、靦腆，猶如他們短暫生命中的大多數時間那樣。他們每個人的身后都應該有一塊石牌，那就是我們給英雄們下跪的地方。

中國軍隊的陣地沒有丟失，敗退的是日本人。

在石牌外圍的拼搏戰中，日軍一度鉆隙繞過石牌，沖到距三斗坪僅六十里的伏牛山。胡璉立即命屬下將國旗插到最高峰上，并嚴令守軍不得后退一步。他用電話告誡將士：“打仗要打硬仗，這一次一定要使日軍領教中國軍隊的作戰精神！”在石牌保衛戰的日日夜夜，中國守軍就是憑這股精神與敵搏殺的。

由于守軍意志堅決，頑強抵抗，日軍久攻石牌不下，損兵折將，士氣完全喪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戰場上的槍炮聲突然沉寂下來，第十一師的將士爬出戰壕，發現進犯石牌之敵紛紛掉頭東逃。

蔣介石曾對人夸獎說：“陜人是龍不是蟲。”黃埔軍校的陜西籍學生如關麟征、杜聿明、胡璉、張靈甫等，均有“卓著才干”。胡璉因在石牌要塞保衛戰中的杰出表現，讓蔣介石更加器重。第二年，胡璉奉調重慶蔣介石侍從室，并很快升任第十八軍軍長，成為“土木系”的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