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4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澎湃新聞從國家文物局獲悉，終評評委會經過評審和投票，今天上午公布評審結果，最終入選的名單有：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浙江仙居下湯遺址、甘肅臨洮寺洼遺址、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入選名單（以時代早晚為序）

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群

一、遺址概況

東亞現代人的由來是學術界與公眾聚焦的熱點問題，以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為代表的濛溪河遺址群，為揭開這個謎題提供了系統性全新證據。

濛溪河遺址群第一地點（即濛溪河遺址）發現于2021年，面積約1.2萬平方米。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22年—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開展考古發掘，共發掘300平方米，其中2024年發掘面積50平方米，已累計出土編號石器、化石標本1.51萬件，大中型木質遺物0.21萬件，收集各類土樣1.79萬份（已浮選1.27萬份），挑選植物種子及果實等6.22萬件，石制品與化石碎屑20.2萬件。同步調查確認了包含86個遺址點的濛溪河文化類型的遺址群，廣泛分布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淺丘地貌區，其文化面貌是以硅化木為主要石器原料，制作以刮削器為主的小型石器組合為；并同步發現硅化木原料點120余處。考古隊堅持問題導向和保護同步，聯合國內外權威專家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其中測年顯示遺址處在距今8萬-6萬年，是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同時，遺址飽水的埋藏環境極為罕見地保存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遠古社會，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動物與植物遺存的“全科型”遺址，是現代人起源擴散階段唯一發現有豐富植物的遺址，并確認了系列國內國際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證據。

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群

二、主要價值和意義

1、約距今10萬-5萬年的濛溪河遺址群硅質巖小石器工業的發現，系統填補中國南方到東南亞本階段文化的空白，為東亞早中期石器文化轉型研究提供關鍵實證。該石器文化是首次在華南發現穩定的且明顯有別于南方大礫石石器工業的類型，與東亞的簡單石核石片技術既一脈相承又有創新發展，顯示出東亞早期現代人因地制宜、靈活機動的文化特點。

系統刻劃痕跡

2、確認中國南方早期現代人行為特征。石器、骨器及國際罕見的木器構成立體的工具體系。多樣的刻劃和穿孔，是東亞首次集中性、系統性出現的象征性行為證據。結合動植物等其他發現和利用證據，形成世界同期最復雜及系列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集合，展現了東亞早期現代人意識及社會行為的復雜性，對認識其由來與發展提供了系統新證據。

部分動物化石

3、前所未有的豐富動植物遺存特別是植物遺存填補本階段植物發現與利用空白。動物包括國內乃至國際最早階段地對水生（魚、鱉等）、大型食肉類（熊、虎等）及鳥類等的利用實證。植物包括漿果類（葡萄、烏蘞莓等）、堅果類（核桃、橡果等）以及其他大量可食用類型（花椒、接骨草等）共37科53屬，許多植物是最早在考古遺址中的發現。同時，發現系統性用火，切割砍砸行為，劍齒象的集中處理及橡果富集等特殊區域等大量動植物利用證據。

部分植物種子

濛溪河首次揭示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的采集經濟和對植物資源的認知和利用能力，將被認為更晚時期才發生的食物“廣譜革命”提前，為認識東亞乃至全世界早期現代人行為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新材料，系統全面地揭示了早期現代人的完整“食譜”。其中，對藥用植物信息的提取，更是開創了人類演化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新紀錄。

4.華南本地傳統的新型小石器文化及遺址群的發現、一系列現代人行為的確認、對動植物的廣譜利用和晚更新世早期棲居形態與景觀的復原，清晰展現出百萬年人類史關鍵節點上的歷史場景，填補現代人演化研究的關鍵時間、空間及人類行為、文化空白，有力地證明了過去認為相對“滯后”的東亞古人類并不沉寂，相反，其石器技術不僅繼承了本地傳統，并相當活躍地發展出各類復雜的現代性行為，是對一系列國際重大學術問題特別是東亞現代人起源演化和源遠流長的早期文化發展認識的重大突破。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

一、遺址概況

下湯遺址位于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橫溪鎮下湯村。遺址座落在靈江上游一處盆地中央的自然臺地上，高出周邊農田1~2米，東西臨水，南距靈江約2公里。

遺址發現于1984年；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勘探；2018年，進行正式考古發掘；2023年，納入“考古中國——長江中下游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研究”課題，目前累計發掘面積2250平方米。

遺址中心地層剖面

二、主要收獲

歷年的工作表明，下湯遺址為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遺址平面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3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個階段，遺址絕對年代約BP9300--BP4000年。

考古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下湯遺址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遺跡現象豐富完備，包括環壕、人工土臺、器物坑、灰坑、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場、紅燒土“廣場”遺跡，溝槽、溝渠、道路等，初步勾勒了下湯遠古村落的生活圖景。

高等級墓葬M2

三、價值與意義

1、下湯遺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遺跡豐富，類型齊備，有環壕、人工土臺、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場、紅燒土廣場、溝渠、溝槽、道路等遺跡，全景式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聚落結構。

出土上山文化時期植物遺存

2、中心臺地與外圍人工土臺的關系體現了向心式的社會結構，各土臺可能對應于基本的社會組織單元，這是新石器早期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級墓葬的出現，刷新了對早期社會進程的認知。

3、下湯遺址豐富的多學科研究成果，將為全面了解上山文化的環境、技術、生業經濟、社會、觀念與行為，復原和重建早期稻作農業社會提供學術支撐和方法論范例。

出土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4、下湯遺址歷經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縱貫新石器時代的始終，確立和完善了本區域考古學文化序列，是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一萬年文化史、一萬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實證。并且，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聚落形態與社會結構普遍不明晰的學術背景下，下湯為研究早期農業社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樣本。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

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帶，范圍涉及今甘、青、寧、川、陜等省區，以彩陶生產和使用為鮮明特色，距今約5000至4000年。馬家窯文化創造了史前彩陶藝術的巔峰，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持久且深遠的影響，其考古工作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補西北地區空白的重要意義。

寺洼遺址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洼山村，為寺洼文化命名地。遺址西靠九龍山，面向洮河，面積約200萬平方米。1924年，安特生首次發現該遺址，1945年夏鼐在此開展考古發掘。2018-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遺址開展7次發掘，揭露面積近4000平方米，發現并發掘出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圍壕（溝）”內側西北角發掘區重要遺跡分布圖（上為東；藍色馬家窯類型，黃色半山類型）

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位于遺址中東部，現已發現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窯和數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時代從馬家窯類型延續到半山類型，在多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大型“圍壕（溝）”。

三重“圍壕（溝）”平行分布，北接紅水溝，西南直角轉彎，東至斷崖。現存東西長約600米，南北寬約450米，內部復原面積近30萬平方米。三溝口部寬約9-11米，中、外圈深約3-4米，內圈深約1.3-2.5米，相互間距約8-9米。多處見有通道，且大致對應，應是經過精心規劃和測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從形制布局、內部堆積和出土遺物看，三者應同時存在和使用過，但功能性質有別。中圈和外圈為“圍壕”，兼具防御和排水的功能；內圈為沿“圍壕”分布的“圍溝”狀生產生活區。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為馬家窯類型時期，距今約5000年，是國內已知最早的多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結構，為后世長方形“城池”的出現奠定了早期基礎。

2.“圍壕”內側內涵豐富，發現多處手工業生產生活區。

“圍壕”內側，內圈“圍溝”內及附近區域發現了馬家窯類型數十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和多座陶窯，呈片狀分布。結合同時期儲泥坑、制陶工具和燒制廢品的發現，可以確定“圍壕”內側存在多處制陶區，周圍還有石器加工作坊，出土成套的石鉆、石環半成品和廢料，凸顯出手工業生產在馬家窯社會中的獨特地位。制陶區布局新穎，很可能是區域性制陶中心。馬家窯文化制陶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彩陶的生產和使用均達到了史前時期的巔峰。

2021GLSM120（上為西略偏南）

3.“圍壕”外側，發現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

“圍壕”外西側，發現馬家窯類型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跡，與疑似“道路”均靠近“圍壕”通道處，體現出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的精心規劃、豐富內涵和所達到的文明化程度。遺址西側近山前，還發現了規整的夯土建筑基址，時代待確認。

4.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

“圍壕”內側，發現一批半山類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窯和墓葬，與此時尚存的“圍壕”共同組成了半山類型聚落的重要內容，填補了半山類型聚落發現的空白。半山類型房址內葬人的現象也屬首次發現。半山類型聚落的發現，還對探討東、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生業技術如冶金，以及綿羊、黃牛、麥類作物的傳入和早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21GLSM120出土陶器

5.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

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是目前已知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級別最高的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聚落以“圍壕”為界分為兩大部分，總面積超百萬平米。遺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還分布著數十處同時期不同規模的遺址，形成了一處馬家窯文化聚落群。寺洼遺址在其中屬引領者，應是一處馬家窯文化的中心性聚落。

馬家窯類型彩陶2022GLSH781

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展現了50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黃河上游核心腹地關鍵時期的空白，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多元一體”格局。馬家窯文化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一路向西北、西南開拓，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以高水平專業化彩陶生產、交換和貿易為特色，創造了史前彩陶藝術的巔峰，孕育了西部諸多考古學文化，開辟了東、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實證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

西藏康馬瑪不錯新石器時代遺址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定居化、農牧化、人群遷徙和文化交流等議題是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2018年開始，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多家單位聯合，圍繞著上述這些問題，結合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開展了一系列田野工作。2019年，首次發現該遺址。2020年至202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多家單位開展了5個年度的田野發掘工作。

瑪不錯遺址遺跡分期示意圖

瑪不錯遺址位于中印、中不邊境的西藏中南部康馬縣嘎拉鄉政府駐地東北面的瑪不錯湖岸，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4430米。根據地形地貌、遺存分布特點，可將遺址劃分為三個區域，主要分布于瑪不錯湖的南岸、東南岸和西北岸。I區位于湖濱東南岸的山坡、山脊和山脊東、西坡腳，II區位于湖泊南岸的埡口坡地；III區位于湖濱西北部的洪積坡地。遺址分布面積22.4萬余平方米，目前發掘1650 平方米，共清理墓葬61座、灰坑43座、柱洞8個、活動面5個、灶4、火塘2個、石構遺址2座等。墓葬類型有石棺墓、豎穴土坑墓、石室墓；葬式有俯身直肢葬、二次撿骨葬、側身曲肢葬、仰身抱胸直肢，上下疊葬和焚尸等的葬俗。

根據綜合特征，可將遺址劃分為四期。

第一期遺存距今5000～4000年，以發達的戳印紋-劃紋為裝飾的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為代表，流行各類骨蚌器、水晶為原料的細石器。以I區文化層和俯身直肢石棺墓為主，特殊葬俗有墓內焚燒的仰身葬；其中距今5000～4500年的遺存分布于Ⅲ區，以局部活動面為主。

瑪不錯第一期遺存典型骨器和石器

第二期遺存距今4000～3300年，分布于Ⅰ區南部的墓葬、灰坑和地層中。以豎穴土坑墓為主，葬式以同穴異性側身屈肢合葬墓、單人仰身葬、多種同穴上下疊葬墓為代表。在II區僅發現了2處火塘。隨葬品的數量和種類為四期之最。陶器以飾放射線劃紋夾云母褐陶單耳平底罐為代表，流行條形并耳，骨器和細石器衰落，新出現青銅器、瑪瑙、紅玉髓和費昂斯等遺物。

瑪不錯第二期典型陶器

第三期遺存距今3300～3000年，分布于Ⅰ區南部。以揀骨葬為主的石室墓為代表，隨葬品稀少。出現規格較高的“石圍石室墓”和帶分室的大型豎穴土坑墓，規格較大的石棺墓頂部出現封堆及其石構遺跡。另外，發現有帶分室的小型石室墓。所出陶器以折沿磨光黑皮陶尖圜底罐為代表，延續了第二期部分陶器的器形，并有小型化趨勢。

第四期遺存距今3000～2000年，發掘區所見聚落布局發生明顯轉變，從墓地變為非墓地功能的大型石構建筑，同時出現祭祀灰坑遺跡；研磨器、網墜和簡單石核-石片等類型的石器數量陡增。

瑪不錯遺址的發現與研究，第一次突破了西藏新石器化進程的時空范圍。該遺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鮮明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湖濱遺址。

瑪不錯遺址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明顯有別于已發現的其他遺址，代表了一種全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瑪不錯文化”。這一發現是繼卡若、曲貢遺址之后，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領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瑪不錯遺址展現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金屬時代的連續發展和演變，不僅為構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長程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礎，也是其他遺址和相關材料的參照標尺。

瑪不錯第二期遺物（石質、骨質、金屬裝飾品，骨針、滑石珠、紅玉髓、玻璃珠等）

瑪不錯遺址發現的眾多外來遺存，如稻、粟、黍、海貝、象牙、羊、青銅器、滑石珠、費昂斯、紅玉髓等，不僅填補了跨區域文化交流的諸多空白，而且對于研究極端環境中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瑪不錯遺址是西藏中部地區發現超過距今4000年前的第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不僅為構建史前西藏社會歷史和考古學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而且為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證。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

盤龍城遺址位于湖北省武漢市西北郊，現行政規劃隸屬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經濟開發區葉店村。遺址地處江漢平原東北緣，南鄰長江的支流府河，東距長江干流僅10余千米。盤龍城遺址發現于1954年，并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展開過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由此揭示出遺址為商代早期的一處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屬于中原文化系統。盤龍城遺址的發現不僅實證黃河、長江文明的統一性發展，也表明長江流域也為中華文明的搖籃。盤龍城也因此成為探索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

小嘴發掘區航拍

自2013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支持之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組成聯合考古隊，圍繞盤龍城城市聚落性質和長江中游早期文明進程這一學術目標，踐行大考古工作思路，十年逐一城，對盤龍城遺址展開了持續性的考古工作。

楊家灣M17出土的金片綠松石鑲嵌飾

1）揭示城市聚落變遷，展現長江中游早期文明進程。梳理過往資料和多年度的考古發掘，我們揭示出盤龍城城市聚落中心從早期的王家嘴，發展至城址區、李家嘴高等級貴族墓葬區、小嘴鑄銅作坊區，到最晚階段遷至楊家灣三個階段的變遷過程。其中城市最早階段，聚落的中心位于王家嘴地點。近年王家嘴地點的發掘明確盤龍城遺址最早階段可至二里頭文化第四期，實證夏代晚期中原王朝對長江流域的影響。盤龍城城市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主體年代為二里岡下層偏晚至上層一期，開始形成城址、李家嘴高等級貴族墓葬為核心的布局。近年在城址西側發現了小嘴鑄銅手工業作坊區，展現出從制范、澆鑄、冶煉、修整銅器整個生產流程，更確認這一階段盤龍城能夠鑄造青銅容禮器。這一階段盤龍城成為中原王朝控制南方的中心城市，面積接近100萬平方米。城市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為中商時期，聚落的中心轉移楊家灣地點。多年度對楊家灣南坡地點的系統勘探、發掘，發現這一階段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多座高等級貴族墓葬；同時在遺址北部小王家嘴地點發現中小貴族和平民墓葬區。盤龍城城市聚落的中心向北轉移，進一步體現出中原王朝對南方地區經營的轉向。

楊家灣M 17出土的銅帶鋬觚形器

2）重建遺址古代景觀，認識地區水文變化與聚落環境。搭建水上平臺，對盤龍城遺址周邊水域進行水下鉆探，在淤泥層下發現文化堆積的跡象。進一步利用枯水期于小嘴東側的湖灘地進行解剖溝發掘，證明淤泥層下存在商時期的文化堆積。經過測算，商時期遺址周邊水位應低于海拔17.5米，至少比當今低5~7米。我們進一步對湖底鉆芯做了植硅體、孢粉等多學科分析，確認商時期周邊水下處于陸地的環境。回歸到商時期水位較低的階段，盤龍城城市聚落應從現在所見主要分布于崗地和臨湖岸邊，實際應延伸至當今湖底。盤龍城遺址景觀與環境研究，從考古學證據揭示出江漢地區夏商時期水位變化趨勢，為認識歷史上長江水文變化、古今聚落選址提供了重要資料。

楊家灣M17出土的殘銅牌形器照片

3）探索石構工程遺跡，體現城市復雜結構與突出規格。2015年考古勘探在楊家灣北部發現大范圍石頭堆積的跡象，整體東西長約650米。之后對石構遺跡展開了的重點鉆探、探地雷達與地磁探查、解剖溝發掘、局部揭露等多年度的考古工作。其中在楊家灣北坡中部發掘區，發現石構砌成近方形的基礎，5米見方，周邊發現數處較深的灰坑和完整陶缸埋藏的跡象，灰坑內填土經土壤結構分析屬于快速埋藏的過程。這些跡象表明該處石構遺跡與祭祀活動相關。進一步對楊家灣北坡北部邊緣進行考古發掘，揭露一處大規模石構遺存，整體呈東北西南走向，揭露長超過80米。石塊基本順崗地走勢分布，東西兩端可見較小石塊砌成平行的兩道，中間所用石塊較大，約1米見方，單排放置。在石構遺跡南側還發現器物坑，約17件陶缸整體放于坑內；另有部分陶缸倒扣在石塊上。根據地層關系和周邊遺跡推斷，石構工程遺跡的年代屬于盤龍城城市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石構遺跡規模巨大，整體呈東西向分布，并與楊家灣地點所見晚期大型建筑、高等級貴族墓葬形成呼應，整體屬于盤龍城聚落晚期北部的外城。此類石構建筑為長江中游夏商時期遺址中首次發現，其巨大的體量和建設所需的人力、物力凸顯了所在楊家灣地點在整個遺址的重要位置，也表明盤龍城所具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

王家嘴H16出土陶器

盤龍城遺址的考古工作同時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展示和博物館陳列提供了學術支撐。與國際知名高校合作，盤龍城遺址的考古工作也積極走向世界。盤龍城遺址十年持續的考古工作，踐行“長江文明溯源研究與傳播展示”。累年的工作揭示出盤龍城在長江流域早期文明進程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展現出最早中國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而其背后蘊含的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文明互動，又深刻影響了早期中國的文明進程。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

周原遺址位于陜西省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交界處，總面逾30平方公千米，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周原考古隊近年把探索城垣結構、道路網絡、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為田野考古的“金鑰匙”與“總開關”。通過“大范圍追蹤性鉆探”與“重點部位針對性發掘”，2020年以來累計發掘面積5200平方米，實現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宮城鉆探遺跡圖

一、完整揭露2座先周與1座戰國時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確認周原遺址是先周都邑。近年在王家嘴區域鉆探發現了一片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帶，南北長超過150米。王家嘴一號建筑為先周文化遺跡，由門塾、東西廂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構成。該建筑南北總長68米，東西寬34—37米，占地面積逾2500平方米，是目前所見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為確證周原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關鍵證據。

文獻記載周原在戰國時期的美陽，近年在周原遺址鉆探發現超過30萬平方米的戰國時期遺址。王家嘴二號建筑年代為戰國晚期，東西寬41米，南北長30米，面積超1200平方米，初步判斷為干欄式大型糧倉。劉家墓地有上千座戰國墓葬，且多次出土“美亭”、“美陽”陶文。王家嘴至劉家一帶應是戰國美陽所在。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若合符節，進一步確證了周原遺址乃古公亶父遷岐之地。

王家嘴一號建筑

二、發現了建造于不同時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結構，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間結構和布局，將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銅器窖藏、墓葬等納入了不同層次的城市空間。

通過持續田野工作，確認了周原遺址存在“宮城”、小城與大城三座西周城垣。小城和宮城均始建于商周之際，延續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墻在西周晚期時共存。

小城位于遺址西北部，東西約1480米、南北約1065米，方向352°，面積約175萬平方米。以往發現的西周城址中未有規模如此之大者。

宮城位于小城北部正中，與小城共用北墻，東西約800、南北約600 米，面積50萬平方米。如此規模的宮城在三代宮城中屈指可數。鉆探發現宮城內遍布夯土建筑，多條道路縱橫交錯。

大城位于小城東南，涵蓋了周原遺址的核心部分。東西長約2700米，南北寬約1800米，形狀規整，方向352°，面積約520萬平方米。大城是目前所知西周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城址規模之大，充分彰顯了周原遺址的都邑地位。三重城垣的形態，有別于夏商都邑，開啟了東周都邑形態的先河。

大城東門及城內建筑

三、完整揭露了大城東門和宮城南門，填補了以往西周城門發現的空白，豐富了對中國古代城門結構形制的認識。

大城東門由城臺、外甕城、南北門道、門塾、內甕城、門內道路和建筑群等部分構成。城臺南北長94.6米，寬10.5-13米，設南、北兩處門道。南、北兩門道之上的兩條道路，在入城后會為一條，先與南北向順城道路相交，再繼續向西延伸，已鉆探長度210米，寬度達30-40米。

緊鄰城內路南、北兩側，分別有建筑院落。南組建筑共4座，呈四合院式分布。兩座建筑臺基外包夯土臺，形制規整，建造考究，應屬官方建筑。以往在全國發現的較為完整、保存較好的西周文化建筑院落為數甚少，這兩組院落是研究西周建筑及其禮制的珍貴資料。

宮城南門門道呈亞腰形，兩側有6.5米寬的夯土夾墻，總進深約55米、寬6—10米。門道中段最窄處和門道北端各有一塊包含大量石塊的夯土，判斷為兩道城門的地基。南部門道路面傾斜，上鋪石子，存多道車轍。正對門道的南城壕原本連通，但使用不久即用夯土填堵，形成通道。夯土東西寬42、厚3.6米，其上或還有城門建筑，因被漢代路溝破壞，已不可確知。

這兩座城門的發掘促進了周原城市形態和西周城市發展水平的認識，提供了中國城市發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料。

有字卜骨

四、發現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辭內容等方面多有新見。

宮城南門外壕溝內出土卜甲、卜骨殘片213片，初步辨識出刻辭295字。這是繼周原、周公廟遺址之后，發現西周甲骨文字數最多的一批。甲骨刻辭內容豐富，涉及天文歷法、歷史地理、軍事戰爭、數字卦等多方面，歷史價值重大。

發現西周時期的王卜辭，如刻辭有“王呼并召…”、“壬子王其獸（狩）…”等。發現月相名“朏”，這是在出土文獻中的首次發現，證實了相關文獻記載的可信性，對于研究早期月相與歷日、復原西周年代等問題有較高價值。發現了多個國族名、人名，可以與金文和傳世文獻互相參照。

凡上可見，這批新出甲骨的內容豐富，價值重大，是研究西周甲骨學與西周歷史的罕見出土文獻。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

琉璃河遺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地處大石河北岸，主體為西周時期遺存，分布范圍約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村，也是燕山南麓地區目前所知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

外城墻和外城壕北段航片

2019年以來，共勘探80余萬平方米，新發現西周時期夯土基址、灰坑、墓葬等各類遺跡930余處；共發掘3400平方米，包括外城墻、外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處、大型夯土井2處、墓葬52座及小型房址、灰坑等，在城市布局結構、高等級建筑位置與結構、各等級墓葬分布、社會組織與生業研究等方面得到新的收獲與認識如下：

一、外城壕和城墻明確了遺址的兩重城垣結構

以往發現的內城之外新發現外城壕和外城墻。外城壕可見北段、東段，探明長度約1020米，其西側、東南側與大石河灘地相連。北段位于內城以北約350米處，方向82°，與內城墻北段一致；東段方向為西北-東南走向。外城壕北段南側有外城墻，但東段地表破壞嚴重，不見外城墻遺跡。

外城壕平均寬約7～8米，最寬近12米，最深約2.8米。外城壕邊緣明顯，壕內堆積可分12至16層：壕壁斜直、壕底近平，底部有淤土，說明曾有水流經，其上有人為填埋的灰土，壕內第2、3層堆積層下開口有祭祀牛坑8座，另有填埋在壕溝內的整羊、豬、狗等。

外城墻見于北段兩處發掘地點，位于外城壕南側3～5米開外，殘寬6～9米，僅余基槽底部，為花土夯筑，可見版筑痕跡，殘深20～30厘米。

根據打破關系、出土遺物、碳十四測年結果，壕溝使用年代約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廢棄。根據外城壕位置推測，城址規模可達百萬平方米。

大型貴族墓M2401出土馬轡飾

二、大型夯土設施揭示了高等級建筑群的規模與結構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JZ2僅存地下基礎部分，基坑挖破生土，其內填土夯筑，夯土根據質地、工藝等可分三型。C型夯土年代最早，據碳十四測年結果為西周早期，為黃色生土夯筑，夯塊清晰、夯窩明顯。夯土最厚處約2.3米，夯層厚6～10厘米，夯窩直徑2～4厘米，疑為集束木棍所夯。B型夯土東邊界與C型夯土相同，可能為擴建部分。本期夯土為青色黏土與黃色生土交替夯筑，青色黏土為該地點地下5米所見，可能與周邊挖井的行為同時。A型夯土最晚，夯土版筑現象不明顯，夯層厚10～15厘米，包含大量草木灰、紅燒土塊等，夯土質量明顯下降，出土最晚陶片年代為西周中晚期。

JZ2正南方和東北方各有一大型夯土井HJ3、HJ4，井深逾10米。井外土壙內的夯土范圍近圓形，面積532～560平方米，規模巨大。HJ3井口已塌毀，直徑約3米，周邊有大小鵝卵石鋪就的鋪石面。井口外東北有柱礎2處；西南有南北向立石帶3條，間距2.4～2.5米，可能為道路包邊；井外東南有一水池打破夯土。水池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殘存部分呈圓角長方形，東西殘長7.5、南北殘寬4.5米，壁面斜直，池底、池壁鋪有整齊的大塊鵝卵石。西側有一馬坑打破夯土邊緣。

該片建筑區的西周遺跡內出土刻辭卜甲、刻辭卜骨、原始瓷片、銅容器陶范、陶模等高等級遺物和帶瓦釘板瓦、墻皮、紅燒土塊等高等級建筑材料。

內城中新發現10口大型夯土井，夯土直徑均在15米以上，部分存在配套設施，在城內分散分布，可能是一個城市單元的標識性要素，可為探索西周城市分區、閭里制度提供了線索。

大型貴族墓M2401出土漆豆斗勺盤組合

三、成組大型墓葬確認了燕侯家族墓地

在系統梳理以往成果基礎上，本階段工作對黃土坡村北進行了系統勘探，共發現帶墓道墓葬17座，其中帶“斜角墓道”墓葬4座、“中”字形雙墓道墓葬4座、“甲”字形單墓道墓葬9座，推測為燕侯家族墓地。以往出土克盉、克罍的M1193和“中”字形墓葬M202正位于燕侯墓地西端。

燕侯墓地的發現彌補了貴族墓葬分布規律中最關鍵的一環，由此可大致推斷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延續時間，為填補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據。

作冊奐器組合及銘文

四、平民墓地探索了西周基層社會組織結構

本階段工作在內城之外新勘探出了多處小型平民墓地，與貴族墓葬在黃土坡村的集中分布有所不同，為團塊狀廣泛分布于內城外東側、北側。

在城北方向發現并揭露平民墓地，發掘小型墓葬33座，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向以南北向為主。葬具大多數為單棺，少數為一棺一槨。墓主人男女皆有，絕大多數為成年個體，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隨葬品多為單鬲或鬲、簋、罐的陶器組合。部分墓葬在腰坑內殉狗或在填土內殉狗，有隨葬動物左前腿的現象，具有較為濃厚的商文化因素。該片墓地墓主人骨骼的碳氮同位素比值較黃土坡貴族墓葬區顯著偏低，與墓主人平民身份相符。

通過人類全基因組高分辨率親緣關系鑒定的最新方法，可在該墓地中辨識出一組四代家族樹，判斷該墓地的家族關系是以父系遺傳為紐帶，并且存在近親結婚的現象。這是國內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重建的家族樹，為研究商周考古所關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組織結構提供了新的技術路線，是研究古代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重大進展。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是一處戰國晚期楚國大型墓地。經考古勘探確認，武王墩墓地存在獨立陵園，陵園坐落于一條南北向的崗地之上，占地約150萬平方米，四周由圍壕圍合而成，圍壕周長近五千米。陵園除主墓一號墓，還分布有大型車馬坑、大型陪葬墓、祭祀坑等相關遺存。

一號墓為一座大型“甲字形”豎穴土坑墓。覆斗狀封土東西長約134、南北寬約114、高約14？米的。墓壙開口近方形，邊長51米，東側有長約42米的斜坡墓道，墓壙四壁有21級臺階逐級內收至墓室土坑頂部，填土層層夯實，夯窩清晰密集。墓室土坑近正方形，邊長約23米，中央由長條形方木壘砌“亞字形”木槨室，四角為填土，坑壁、四角填土及木槨室蓋板上均鋪設竹蓆。

器物提取結束后的槨室（上為北）

武王墩一號墓木槨室是首見結構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槨，由方木、薄板搭建而成，總體呈“亞”字形，中間為棺室，東、西、南、北各有兩個分室，由隔墻界隔，分室有獨立墻體，共九室。棺槨搭建工藝多樣，有壘砌、平鋪、扣接、搭接、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槨木均為素面枋木，棺木髹漆。槨木上發現有墨書文字，這是目前國內發現數量最多、等級最高、內容最豐富的先秦墨書文字。槨室蓋板、墻板、底板，均有書寫，內容格式基本一致，分為四部分：槨木方位、分室名稱、槨木性質、槨木編號。在蓋板、墻板、底板接縫處可以觀察到呈錐形分布的刻鑿痕跡，刻痕間距一端寬一端窄。墨書文字編號與刻痕存在對應關系：編號越小，刻痕間距越窄。

漆耳杯

武王墩一號墓共發掘出土器物1萬余件，包含基本完整的禮容器、禮樂器組合，保存完好、共出器物豐富的“木俑坑”，以及大量漆木生活器、車馬兵器、玉器、卜甲等，種類包羅萬象，為了解楚國物質文明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禮容器主要埋藏于東I室、東Ⅱ室。東I室保存完整，出土各類銅器154件，種類較為齊全，主要類別有鼎、簋、簠、敦、豆、甗、盤、匜、壺、鈁、鑒、尊缶、浴缶、爐等。其中銅鼎共有44件，核心為九件一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組的臥牛鈕子母口蓋鼎、三件一組的鑊鼎、三件一組的箍口鼎。基礎器物組合為九升鼎八簋八簠、七臥牛鈕鼎六豆六敦、三件鑊鼎、三件箍口鼎。

禮樂器主要埋藏于北室和西Ⅱ室，根據出土器物、追繳文物可以基本復原其器物組合全貌。出土樂器發音構件完備，部分可見使用痕跡。材質包括銅、石、漆木、匏竹。樂器面貌與戰國早、中期高等級楚墓相比變化較大，大型組合編鐘被大量的絲竹類樂器取代，生動呈現了戰國時代楚國禮樂文化的發展演變。

武王墩一號墓西室是兩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出土超過280個木俑，部分木俑面部有漆繪，有紡織品殘留。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測是一座儀仗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車、木模型劍、竽；西Ⅱ室初步推測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車、瑟、竽。武王墩一號墓木俑規模大、種類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豐富，屬楚墓中首見，其性質應是墓主人死后對生前出行儀仗、樂舞隊的明器化呈現。

大鼎

經初步整理統計，出土器物以漆木生活器數量最眾，工藝精湛，紋樣精美，器型包括案、俎、耳杯、盒、豆、盤等。玉器主要埋藏于南室、東Ⅱ室、中室，主要為佩飾用玉，也有部分喪葬用玉，部分器物可見明顯改制痕跡。器類包括玉璧、玉環、玉璜、玉管、玉珩、玉龍、玉帶鉤、玉韘等。另外發現大量卜甲，主要埋藏于南室，初步綴合背甲7、腹甲48件，少量卜甲發現有墨書文字。腹甲反面均有鉆鑿痕跡，正面有兆紋，鉆均為方形，邊緣規整，多數鉆內中部鑿一道豎槽。武王墩一號墓還出土了載體豐富、內容多樣的文字資料，包括槨木墨書文字、青銅器鑄刻銘文、漆器針刻、彩繪文字以及竹簡等。

武王墩一號墓槨室發掘期間，發掘資料整理、多學科研究和出土文物保護工作同步進行。東Ⅰ室的青銅器和漆木器中發現大量動植物遺存，目前，已鑒定動物種類達17種，包括牛、羊、豬、狗、鹿、雞、魚等。植物遺存有瓜類、果類和香料三類共13種。另外，在東I室內共提取200余個植物包。農作物粟、黍和水稻（都帶殼）主要包裹在槲樹樹葉中隨葬，其中水稻的數量最多，粟和黍數量較少。

彩繪銅包邊漆木案

武王墩墓是經科學發掘的迄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大型楚國高等級墓葬，為研究戰國晚期楚國高等級陵墓制度，以及楚國東遷后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系統性的考古資料。經過近五年的考古勘探、發掘、整理、研究，結合文獻史料綜合分析，一號墓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中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時空坐標。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

一、遺址概況

河泊所遺址地處滇池盆地最肥沃的東南湖濱沖積平原，東靠關嶺，西臨滇池，遺址總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約3平方公里，東北距出土 “滇王之印” 的石寨山古墓群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規模最大、延續時間較長、文化內涵較豐富的商周至漢晉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

河泊所遺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區，是石寨山文化（俗稱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區。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石寨山古墓群進行的四次考古發掘，揭示了石寨山文化的獨特面貌和豐富內涵，明確了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國最高等級墓地，實證了文獻中有關滇國歷史的記載。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獲批實施，圍繞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截至2024年12月，遺址累計發掘面積10000平方米，出土各類遺物9000余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兩漢時期的城墻

二.前期工作成果

通過大面積考古調查、普探及重點鉆探，基本廓清了遺址的宏觀聚落形態及結構布局。河泊所遺址地理位置優越，選址考究。遺址西面緊鄰廣袤的滇池水域，東部自北向南由梁王、左衛、金砂、龍潭四座獨立山體圍合形成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作為中心聚落的河泊所遺址和高等級墓地——石寨山居中。因水資源豐富，河泊所遺址被龐大的水系分割成多個面積、形狀不一的臺地，臺地被河道分隔、聯通，形成了獨特的河網交織、臺地錯落的聚落文化景觀。臺地上分布著豐富的文化堆積。經考古發掘，目前在河泊所遺址西部已發現居住區、祭祀區、手工業區等多種功能分區，文化面貌與石寨山文化關系密切，該區域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遺址東部（現上蒜第一小學地點）則發現了漢代益州郡郡治的線索。

大型木構遺跡（從西向東拍）

三.重要發現

1、明確了益州郡城址主體結構布局

通過鉆探明確了城址核心堆積區，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積約18萬平方米，堆積區外圍發現周長約1800米的環壕。核心堆積區西南部的發掘揭露出兩漢、魏晉兩個時期連續疊壓的城墻、壕溝結構以及東周時期的壩墻?和大型木構遺跡。

2、初步揭示城內主要功能分區

在核心堆積區西南部揭示了漢晉時期的主干道路、建筑區和河道等功能分區。建筑區位于道路的南北兩側，發現兩漢、魏晉兩個時期的建筑遺跡。尤以前者最為重要，分為早晚兩期， 在堆墊的黃土臺基之上，發現柱坑、柱礎石、散水、水井和灰坑等遺跡，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磚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達120噸，有“益州”銘文瓦當、封泥、有字簡牘等重要遺物。

封泥

3、確定益州郡治的準確位置

發現兩漢時期的封泥1900 余枚，包括“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等與古滇國有關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廣漢太守章”和“交趾太守章”等西南邊郡封泥；還有滇池、俞元、云南等益州郡下轄24縣封泥。發現簡牘5萬多枚，有字簡牘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獻。簡牘內容包括文告、官方往來文書、司法文書、戶版、名籍、書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區建制、職官制度、賦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關系等。

另外還出土了“益州”銘文瓦當、“長樂”瓦當、紀年瓦當、云紋瓦當、花紋磚、鋪地磚等重要遺物。

河泊所遺址發現的城墻、城壕、大型木構遺跡以及出土的“益州”銘文瓦當、封泥、簡牘等重要遺物，為準確確定益州郡治提供了考古實證，表明上蒜第一小學地點就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四、重要價值和意義

一.河泊所遺址商周至漢晉時期的系列重大發現，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區從商周至秦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演變脈絡，深化了對云貴高原古代歷史文化面貌的認識，是近年來西南邊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二.河泊所遺址發現的春秋至魏晉時期連續疊壓的城墻、大型木構遺跡，揭示的城內主干道路、高等級建筑區，以及出土的“益州”銘文瓦當、“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簡牘，為準確確定漢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實證。

三.河泊所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見證了西南邊疆與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是西南邊疆從“多元”融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歷史過程的典型案例。簡牘中有關秦漢時期“郡、縣、鄉、里”的發現，填補了秦漢時期郡縣制考古實物記錄的缺失，為深入研究秦漢時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層組織提供了考古實證。

四.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和簡牘，實證了“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等歷史史實。簡牘中釋讀出的“滇國”、“滇丞”、“滇相”與此前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國相印”等相互印證，表明西漢中央王朝在云南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是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之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生動寫照，對研究秦漢之際的西南邊疆治理及國家化進程具有突出重大價值。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一、遺址概況

莫爾遺址位于新疆喀什市東北33公里處，坐落在固瑪塔格山東南洪積臺地上，是我國古代西域城國疏勒的重要佛教寺院遺址，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自2019年起，中央民族大學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開展了6次發掘，取得了諸多重大收獲。

莫爾寺遠景

二、主要考古收獲

（一）較完整揭露寺院建筑群，明確主要建筑的結構性質

遺址范圍約20000平方米，遺跡主要分布于兩個緊鄰的臺地上。考古發掘清理出密集的建筑群遺跡,包括兩座佛塔的塔基，18座單體建筑共計62個房間以及兩條階梯式踏道。這些建筑均以土坯砌筑，部分有較淺的基槽，墻面及地面多抹草拌泥并粉刷白灰面。

18座單體建筑可細分為僧舍、回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及其儲物間和餐廳等。東面13級踏道頂端通達的山門建筑內，發現有倒塌的拱頂結構。該建筑南面的邊廊通達臺地頂部的其余建筑。遺址中還出土一件泥瓦，提供了坡屋頂的線索，顯示了中原建筑影響。

（二）明確佛塔的結構，更新了對佛塔的認識

一圓一方兩座佛塔是莫爾寺遺址的標志性建筑。對佛塔底部堆積的解剖表明，兩座佛塔下還各有兩層基座和方形臺基，方塔臺基邊長39.36米。這些發現更新了圓塔為三層方形塔基和方塔分三層的原有認識。

（三）確定興廢年代，廓清布局變遷

寺院建筑主要分布于大臺地西南部和小臺地，以臺地四周斷崖為天然屏障，未起圍墻。小臺地北坡下發現人工地面和排水溝遺跡。不同建筑間存在11組打破、疊壓關系，結合出土遺物和碳十四測年，明確遺址始建于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后延續約900年，分為兩期：

公元1-3世紀為始建期，包括山門踏道、X號基址（山門建筑），I、II（左半部）、V、XII號基址（僧舍），圓塔及其附近的VII號建筑（塔殿）。以圓塔為禮拜中心，附近或旁側分布僧院，為佛滅后不久在印度創始的平面布局類型。

4世紀以后至廢棄為融合期，增修各種類型的佛殿、廚房、講經堂和方塔。禮拜中心轉變為塔、殿并重，出現了印度、中亞、犍陀羅、當地和中原諸文化元素融合的現象。

（四）出土遺物與歷史文化反映

出土遺物豐富，涵蓋陶、銅、石、木、骨、紡織品等類別，以及剪輪五銖、開元通寶、龜茲小錢和石膏佛教造像殘件共3萬余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聯想到《隋書》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記載，泥瓦體現中原建筑影響。一件面相豐滿的石膏佛像融合了犍陀羅和中原佛像特征，長達41厘米的佛掌說明佛像有兩倍于真人大小。

（五）多學科研究與寺院生活、古環境變遷揭示

動物骨骼鑒定顯示主要為羊、黃牛和馬骨,印證疏勒僧侶吃肉的記載；鑒定出18種蔬果；孢粉分析發現40余種植物種屬，為研究荒漠環境變遷提供了重要資料。建筑木料多為當地的楊、柳屬木材。

方形塔

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1、這是迄今發現我國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續時間長且發展演變清楚、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遺址，是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提供了我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我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2、該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佛教東傳我國第一站，融合了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多種文化元素，諸多跡象有理由以之與武周時期建造的漢大云寺關聯，當地特色和中原影響表明佛教進入西域伊始就開啟了中國化進程，提供了佛教中國化的新模式，印證文明交流互鑒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3、實證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治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特殊意義。

石膏大佛臉

木質佛足

四、重視保護、傳播，發揮文物的當代價值

1、秉持發掘和保護、傳播同步進行的理念，同步研究編制了莫爾寺遺址保護利用規劃，已于2024年獲得國家文物局批準；推動了申報自治區考古遺址公園。

2、已發表10余篇學術論文，10篇學位論文；人民日報等報紙刊布6篇專版報道，央、地廣播電視和新媒體等宣傳報道50余次；成功舉辦“新疆的歷史與未來國際論壇”，考古成果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