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保健品涉詐騙罪案件，從實體辯護的角度，金律師認為最值得爭取的辯護要點有三個：虛假廣告罪的輕罪辯護、從犯辯護、金額辯護。而金額辯護的主要前提，在于打掉部分金額，實現降檔處罰的效果。

一、虛假廣告罪的輕罪辯護。

輕罪辯護是保健品涉詐騙罪案件，實現大幅輕判的首要考量。前些年，此類案件輕罪辯護的選擇，更為傾向于非法經營罪，但最近幾年，虛假廣告罪成為更合理的辯護選擇。

近幾年，保健品涉詐騙罪案件改判為虛假廣告罪的判例有明顯增加的跡象（具體判例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有部分列舉）。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體現在兩點：

一是部分涉案公司在保健品銷售方式上，更加注重刑事合規和風險規避，對銷售機制和銷售人員的要求都明顯提高，最終體現為司法機關如若認定詐騙罪，亦會存在諸多定罪的否定性事實，無法合理釋法釋理；二是加之諸多案件中，辯方通過強有力的不構成詐騙罪的事實、證據辯護、說理，最終司法機關亦能采納部分意見，接受輕罪處理的折中方案。

保健品類案件，如若認定為虛假廣告罪，最高判兩年；反之，如若認定詐騙罪，基于涉案金額的考量，最重可能會到無期徒刑，量刑結果懸殊巨大。

虛假廣告罪與詐騙罪的界分，我們在這里不做過多解釋，諸多司法機關認定不構成虛假廣告罪，堅持詐騙罪的理由主要有兩點：

一是主體不符合，虛假廣告罪的主體為“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諸多司法機關認定保健品銷售公司并不符合上述主體要求。二是部分司法機關認為虛假廣告罪無法完整評價涉案的保健品銷售體系和銷售行為，甚至會以牽連犯邏輯，認為涉案人員確實實施了虛假廣告行為，但其目的是為了銷售保健品，因此符合手段與目的的關系，虛假廣告罪不能完整評價涉案行為，因此認定構成詐騙罪。

金律師認為，此類案件的罪名辯護，并不在于對虛假廣告罪和詐騙罪之間進行界分，如若結合案件事實，強行對兩罪進行界分，反而可能會更加無法解釋前面提到的兩點構成詐騙罪的邏輯。

罪名辯護的核心，在于通過事實、證據，全面列舉、論證涉案行為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的理由，進行排除式的罪名辯護。例如資質齊全、銷售手段只是部分夸大而非完全虛構、產品是否具有一定的功效、公司合規性質的規章制度、定期檢查處理違規制度、退貨退款制度等有利事實，加之程序辯護作為輔助手段等方式，排除詐騙罪的構罪要件。

虛假廣告罪的罪名辯護，體現在通過強有力的不構成詐騙罪的實體辯護、程序辯護等方式，最終說服司法機關“買單”，在判罰有罪的情況下，選擇一種“無傷大雅”式的三方和解方式。

具體判例，以我們2018年辦理的邱某案舉例：

本案中涉案公司被指控“以銷售保健品、食品的名義實施電信詐騙活動，通過采購‘瑪咖牡蠣’等相關普通食品或保健食品，將采購的產品按照具有治療男性壯陽的功效設計廣告，對產品進行虛假廣告宣傳，涉案金額過億。”

本案辦案機關最初指控的罪名是詐騙罪，在辯護時亦遇到虛假廣告罪與詐騙罪的罪名爭議問題，但最終辦案機關采納了辯方意見，選擇了虛假廣告罪輕判處理。

二、從犯辯護，實現減輕處罰

從犯辯護是保健品詐騙罪案件中，針對特定當事人更容易實現的有效辯護路徑。諸多保健品涉詐騙罪案件，當事人被指控為主犯時，面臨的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無期徒刑，如若認定為從犯，通常會減輕處罰，實現3-10年，加之其他量刑情節的辯護，甚至可以靠上緩刑。

我們辦理的多起案件都存在，除去公司最大的老板，其他涉案人員均可能認定為從犯的情況。當然這里取決于涉案人員具體的涉案事實，例如是否投資入股、對公司具體的管理職權、對銷售行為具體作用大小等因素。

從犯辯護尤其體現在總經銷商中公司經理、小股東、部門負責人、財務、單個產品合伙人等，以及下屬經銷商、合作商、平臺負責人等相關人員。

從犯辯護更加注重事實、證據方面的實體辯護，例如部分案件中可能會存在強行認定犯罪集團，從而對涉案人員進行首要分子、主犯、從犯的三級劃分，而忽視了在不認定為犯罪集團的情況下，涉案人員只有主犯、從犯兩層級劃分。這類劃分極易將本屬于兩層級從犯的涉案人員，強行劃入三層級主犯的邏輯中。

此種認定在我們辦理的湖北“宋某”等人一案中，較為明顯。《起訴書》在認定犯罪集團的情況下，將銷售部門負責人、單個產品合伙人指控為主犯，通過一審階段的辯護爭取，法院采納辯護意見，此類人員最終被改變定性為從犯。

此外，針對總經銷商下屬平臺、經銷商類型的案件中，諸多案件會將類經銷商負責人認定為主犯，而在諸多案件中，對此類人員在涉案銷售行為中的職責、作用進行梳理，都能證明此種主犯認定是錯誤的。

例如：1.在我們辦理的南京某鼎案件中，辦案機關在一審判決中，將經銷商平臺認定為主犯，通過二審階段的辯護，對涉案人員工作職責、參與程度、作用大小進行梳理，成功將此類“主犯”改回從犯。

2.在我們辦理的山東王某等人一案中，一審判決認定王某等人是經銷商平臺負責人，認定其為主犯，通過二審階段的辯護，亦改為從犯。這兩起案件中，當事人均從一審判決十年以上，調整為十年以下。

3.公司經理、財務人員的從犯辯護，在我們辦理的河南盧某等人一案中有所體現。《起訴書》將涉案公司財務部門負責人認定為主犯，建議量刑十四年，通過一審階段的辯護爭取，法院最終采納從犯的辯護意見，當事人最終判罰五年。本案主從犯的量刑對比是極其鮮明的。

三、金額辯護，實現減輕處罰

前已提及，針對保健品涉詐騙罪案件中的金額辯護，如果不是以降檔處理為前提，則無實質意義。

這類辯護主要體現在金額介乎量刑檔次上下之間的案件，例如從五十萬以上降檔為五十萬以下，針對部分涉案人員（部分地區）從六萬元以上降檔為六萬元以下等。

例如在我們辦理的四川劉某等人一案中，《起訴書》指控涉嫌詐騙罪的產品有四個，涉案金額一百萬元左右，在一審階段，我們成功打掉兩款產品銷售行為的詐騙罪定性，最終法院認定的涉案金額降低為四十萬元左右，成功實現減輕處罰。

金額辯護的具體實現方式，可以通過打掉部分產品銷售行為的詐騙罪定性、打鑒定意見、打電子數據、會計賬本，數據來源真實性、合法性等方式，部分案件不排除以快遞單據與統計單據核對等方式，通過數據證據之間的相互佐證，打掉部分存疑的涉案金額。

以上三種辯護路徑，是金律師在辦理多起保健品涉詐騙罪案件中，以結果為導向，實務總結的有效辯護方式。當然每個案件都會面臨不同的事實、證據情況，也會面臨不同的司法機關或嚴或寬的處理態度，針對特定案件，通過不斷的溝通，選擇最適宜的辯護方式，爭取最適當的處理結果，是我們辯護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