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猶太文明的較量，就是一千四百年前，唐朝與突厥博弈的延續。

千年之前的唐突（唐朝vs突厥）大戰，與今日的中美博弈存在諸多相似之處。

突厥和美國，一個是可薩猶太之父，一個是可薩猶太的好大兒，怪不得套路差不多，原來是祖孫啊！

祖孫三代，雖然相隔千年，卻都在“專治各種不服”的中國面前，踢到鐵板！

今天猶太人的主體，是曾經在東歐黑海之濱建國的可薩猶太人的后裔，可薩猶太人的統治者，是中國歷史上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

南北朝時期，北周北齊相互攻伐不止。兩者都傾盡府庫討好突厥，以借兵壓制對手。突厥獲得了“美利堅體驗卡”，左右逢源，大發戰爭財，收錢收到手軟。

隋朝統一后，突厥與隋“攻守之勢異也”。突厥不僅分裂為東西突厥，而且向隋朝稱臣。

好景不長，楊廣-裴矩二人組，正如今日的特馬聯盟（特朗普-馬斯克），追求一種“無盡贏麻”的贏學氛圍，得罪的利益集團太多，因為太想贏所以輸了，把大隋江山搞崩。

突厥則再次獲得“美利堅體驗卡”，扶植各種代理人戰爭，把中原打得一塌糊涂，從而讓自身利益最大化。

李唐依靠天降猛男李世民，迅速統一天下，使得突厥失去了制衡中原的抓手。但是李唐內部，圍繞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形成了新老利益集團的兩黨相爭。

李世民不僅要贏，而且要贏得“合乎周禮”，因此一直逆來順受，隱忍不發，坐等李建成走向瘋狂，最終再來一波極限反殺。

李世民“合乎周禮”的堅持，在“渭水之盟”的關鍵時刻，起到了安定內部的重大作用，也讓他可以從容策反突厥旗下的各個部落，使得頡利可汗眾叛親離，為發動滅國之戰做好了充分準備。

如果說，唐太宗李世民和兵部尚書李靖是華夏贏學的官方代表，分別從宏觀戰略和中觀戰術層，踐行了華夏贏學的理念；

那么《西游記》中的唐僧玄奘的原型，就是華夏贏學的民間代表，從微觀個人層面，身體力行地進行華夏贏學的具體實踐。

玄奘本人，才是名副其實的“斗戰勝佛”！

正是玄奘的取經之旅，導致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在東方再無立足之地，不得不踏上舉族西遷之路；也正是這次慘痛的經歷，使得他們在選擇信仰時特立獨行，皈依了非主流的猶太教，這才有所謂“可薩猶太”！

正如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在寫給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信中，說服后者將庚子賠款的額外部分用來辦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大學的前身）時所說，“思想上的征服，遠比軍旗的統治更為徹底和可靠”，

唐僧玄奘對突厥造成的殺傷力，遠在軍神李靖之上。

但在一開始，李世民其實是反對玄奘取經的。

01 唐朝為何不許玄奘取經？

公元627年的一天，正在緊張批閱各種奏折的唐太宗李世民，發現案頭有一個信封的規格與眾不同，他好奇地打開一看，是一封游方僧人寫的陳情表。

陳情表大意如下：

大乘佛法是個好東西，可以拯救黎民百姓，天下蒼生。但是中土并沒有正宗的大乘佛法，因此我要西出涼州，去天竺國求取真經，在東土大唐弘揚大乘佛法，有利于江山社稷。因邊境被封鎖，特請皇帝開關放行。

陳情表的落款是：玄奘。

當時唐朝正在為攻打東突厥緊張備戰，邊境戒嚴，禁止任何閑雜人等進出。因此李世民略一思索，拿起紅筆畫了個叉，不批！

以往唐朝邊境審查沒有這么嚴，只要去官府報備，領了通關文牒就能出境，但是如今，由于唐朝正在為了攻打東突厥緊張備戰，邊關禁止一切人等出入。出入境管理原本是朝廷鴻臚寺的職責，出境申請被駁回后，玄奘鍥而不舍地層層上訪，經尚書省直到唐太宗李世民這里。

在農業時代，無論東西方，絕大部分人口都是依附在土地上，只有僧、道、傳教士、商旅等會四處走動，間諜奸細通常會假扮成這些人以掩人耳目。在這即將動兵的緊要關口，嚴防一切泄密可能，游方僧人更是重點排查的對象。

敏感時期，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對于玄奘取經的請求，李世民本想駁回了事，但是中書令（相當于宰相）蕭瑀奏請唐太宗，需要安撫一下玄奘的情緒，建議由玄奘接替剛剛圓寂德慧法師，成為長安大莊嚴寺的住持。這樣至少外界就不會認為，朝廷是有意刁難這位高僧。

為何朝廷既不允許玄奘取經，又要慎重安撫玄奘的情緒？

這不僅僅是涉及到對突厥備戰的問題，更是牽涉隋唐時期復雜的宗教斗爭背景。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后，最初傳播非常緩慢。但經歷三國魏晉南北朝的亂世，一是戰亂年代人民特別需要宗教的慰藉，二是各個政權都需要借助宗教力量，來塑造自身的合法性，佛教在在中土迅速發展壯大。著名的梁武帝蕭衍出家當僧侶，就是典型案例。

到了隋唐時代，佛教影響力非同小可，不可等閑視之。

當時玄奘年齡雖然只有25歲，已在佛教界名聲鵲起，被譽為“釋門千里駒”、“長安十大德”。

玄奘之于佛教徒，差不多相當于馬斯克之于MAGA紅脖子，擁有巨大影響力。

玄奘這樣的宗教名人如果擁護朝廷，非常有利于維護國內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但如果他對于朝廷不滿，或者被外界解讀為朝廷有意刁難他，有可能被有心人興風作浪，成為重大政治隱患。

《西游記》中所說，李世民跟唐僧結拜，為玄奘取經送行，則完全是無稽之談。歷史上的李世民不僅不太信佛，甚至相當排斥佛教。

在討伐洛陽王世充時，李世民確實曾借用了少林僧兵的武裝。李連杰成名作電影《少林寺》，就是以“十三棍僧救唐王”的真實歷史事件為原型，但他攻占洛陽后，立刻對佛教過河拆橋，廢除大量寺院，大肆裁汰僧人，翻臉比翻書還快。

李世民排斥佛教，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是華夏贏學傳統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李世民有句名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史書中可以看到，南朝衰落與佛教盛行有很大的關系，僧人不事生產，又占用大量土地，還需要搜刮大量錢財興建寺廟組織佛事活動，對于江山社稷有害無益。

南朝梁武帝蕭衍出家，也沒能換來佛祖保佑，反而因為修建佛寺虛耗國庫，同時自己疏于政事，引發侯景之亂，正所謂求錘得錘。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正是因為主持滅佛運動，將佛寺地產收歸中央，加強中央財力，為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對比如此明顯，統治者應當如何取舍，一目了然。

滅佛運動

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不存在任何可能性，希望看到進一步增強佛教在大唐的影響力。

從宗教思想攻防的角度，玄奘至于大唐，相當于木馬之于特洛伊。

李世民不僅不會支持玄奘去取經，更有可能是嚴防死守，摧毀佛祖策劃的宗教入侵大計！

02 恐怖的金刀之讖

按理說，從現實主義出發，李唐王室不僅要抑佛，也應當抑制所有宗教，因為任何宗教勢力強大了，都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唐高祖李淵確實打算這么干，但也不得不向現實妥協。

漢朝四百年統治期間輝煌的文治武功，西漢衰落和東漢復興的強大生命力，給百姓和民族帶來了深刻的記憶，使得主體民族被命名為漢族的同時，也賦予了劉氏在民間巨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由此引發出了一個流傳近七百年的金刀之讖。

金刀，即繁體的“劉”，一本名叫《太上洞淵神咒經》的道教書籍，記載了一則讖語：“劉氏五世，子孫系（繼）統先基，至甲午之年”，便可“劉氏還住中國，長安開霸，秦川大樂。六夷賓服。”意思是現在的亂世是暫時的，將來劉氏子孫還會恢復漢朝盛世。

這招跟出埃及的摩西跟猶太人說，只要遵守耶和華，將來我們一定能在迦南復國，其用意是異曲同工，都是給艱難困苦中的黎民百姓一個奮斗下去的希望。

金刀之讖比確實鼓舞了華夏子民，反抗異族暴政的起義接連不斷。

北魏永平二年(509)，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造反；

北魏永平三年(510)，秦州劉光秀謀反；

北魏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門劉僧紹聚眾反；

北魏熙平元年(516)，月光童子劉景暉謀反事件；

北魏孝昌元年(525)，稽胡領袖劉蠡升在云陽谷稱天子，改元神嘉。

爾朱榮死后，幽州刺史劉靈助以劉氏當興之讖，于530年稱燕王，扯旗造反。

隋朝建立后，金刀之讖仍然如同一道魔咒，成為煽動造反的利器。北周重臣劉昉為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出了一把大力。但他也一直堅信著金刀之讖。嘴邊也總是掛著自己的姓是“‘卯金刀’，名字是‘一萬日（昉）’，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最終因叛亂失敗被殺。

唐朝雖然一統天下，其強盛程度和版圖甚至超過漢朝，但是金刀之讖仍然沒有消散。哪怕到了唐末，義勝軍節度使劉漢宏還喊出了一句特別響亮的口號，即“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

道家經典為何要留下這樣一句讖語，成為后世的禍亂之源呢？

道教的源頭并非像今天我看到的清凈出世，而是最關注現實和人民疾苦，最有反抗精神和戰斗力的宗教，甚至可以說，最初就是為了造反而誕生的。

春秋戰國時期并不存在道教只有道家，是一種關于如何理解世界規律并將其用于治國理政和個人修行的學說。原始道教誕生于東漢，最初的道家典籍叫做《太平要術》，動機就是推翻造反，推翻暴政，實現理想治世。張角用這本書為思想武器，發動了著名的黃巾大起義。

對于這樣一個戰斗力爆棚的宗教，后世的統治者只要認知正常，就不可能大力支持其在民間大范圍推廣。

但是唐朝初年，又恰恰將道教奉為國教，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唐朝雖然績效上已經超越了漢朝，但是仍然不能得到普遍認可，除了漢朝給了大家的“第一印象”太過美好之外，李唐王室自身也有難以磨滅的缺陷。

李唐王室的父系追溯到戰國時期的名將李信，是名副其實的名門之后，但母系混有拓跋鮮卑血統。這在講究血統論的當時，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很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作為發動叛亂的借口。

既然金刀之讖來自道家典籍，那么為塑造自身的統治合法性，李唐王室就搞了一招“釜底抽薪”之計：

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尊為國教，并稱自己是道家之祖老子李聃之后。

用魔法來打敗魔法！

這樣一來，又帶來了一個新的嚴重問題：

官方推崇道教，必然導致道教崛起，與當時社會上流傳甚廣的佛教發生沖突。

03 “讓中國再次偉大”的方法

唐朝初年，中華大地經歷了漢末之后五胡亂華、南北分裂，數百年的戰亂紛爭，當時最大的民心就是：如何讓中國恢復到漢朝巔峰，也就是“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Make China Great Again）”，簡稱為MCGA。

公元621年9月，太史令傅奕向唐高宗李淵上奏《請廢佛法表》，中心論點是：佛教是天下禍亂之源，請求皇帝下旨滅佛。

在這篇奏表中，傅奕化身為“華夏贏學”的衛道士，以道家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儒家倫理道德為理論基礎，反對佛教，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簡直就是經典的MCGA檄文。

傅奕是隋唐時期的思想家、科學家，精通天文，數學，性格率性而為，狂放不羈，堪稱“隋唐馬斯克”。他“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并不之信”，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

公元639年，已經85歲高齡的傅奕醉酒臥倒在床，他驀然坐起說：“吾其死矣。”遂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墓志銘自東漢起，大多記載生平，寄托亡者未竟心愿之類，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以搞笑自嘲為核心的墓志銘。

傅奕早年曾經當過道士，后還俗入仕，與唐初著名相士袁天罡有一定交往。公元620年，傅奕對中國古代的計時裝置刻漏進行改進，并由朝廷頒布實行。傅奕也精通天文讖緯之數，曾以太白金星凌日的天象，預測李世民將發動政變。李世民也確實是借由這則預言造成的人心浮動，發動玄武門之變。這可以算是歷史上著名的一則“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這篇戰斗檄文中，傅奕列舉了從庖犧氏（伏羲氏）至漢高祖，歷二十九代，四百余君，都是基于儒道治國，“但聞郊祀上帝（這里指的是儒道所說的昊天上帝，而非基督教的上帝，——北山注），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

接下來，他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理想治世：“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

為什么以前的日子那么好呢？原因胡就是遵從儒道，“當此之時，共遵李（道）、孔（儒）之教，而無胡佛故也”。

中國后來之所以不行了，就是因為佛教傳入，佛教徒“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助長不勞而獲的思想“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

他將佛教徒與古代著名亂政名人褒姒作對比：

“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彩，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

論述到這里，MCGA的舉措也就呼之欲出：

“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

“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

《西游記》第九回登場的人物袁守誠，是袁天罡叔父，他通過精準預測天機，導致涇河龍王被斬，進而引發唐太宗魂游地府，成為唐僧西天取經的導火索。

袁守誠是虛構人物，其歷史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借鑒了反佛斗士傅奕的形象。傅奕的反佛主張，確實是推動玄奘立志西天的重要因素之一。

《黑神話·悟空》中的袁守誠

《西游記》中，傅奕本人也有登場。在取經成形之前，李世民為了民主，開了一場“取經是否有李于大唐的民主聽證會”，文武百官絕大多數贊成，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這個人就是傅奕。西游記原文中記載的傅奕發言，基本就是《請廢佛法表》的內容提要。這也是西游記中關于“佛道之爭”最為明顯的一處表述。

接到傅奕的上表之后，李淵深以為然，親自主持一場關于是否滅佛的民主聽證會，打算令佛教人士啞口無言之后，再名正言順地開展滅佛。

04 圍繞滅佛的大論戰

一位叫做法琳的和尚，在這場聽證會上一戰成名。他對傅奕逐條反擊，使得李淵的滅佛大計胎死腹中。

法琳與玄奘一樣出自潁川陳氏，也和玄奘一樣，身體力行地追求知行合一。作為歷史上著名的佛教衛道士，他為了解死對頭道教底細，隱藏身份潛入道門做臥底一年，然后又回到長安濟法寺出家。

其他僧侶反駁大多引用佛教經典，難免有自說自話之嫌；法琳則可以通過引用儒道經典來進行反擊，因此能夠鶴立雞群，對癥下藥，一時名聲大噪，人稱“唐護法沙門”。

學識跨學科，能力更出眾！

公元624年，傅奕越挫越勇，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這次他撕下了尊道抑佛的偽裝，露出了“無神論”的真實面孔：提出“生死壽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儼然已經有了“科學革命”的萌芽。
李淵尊道也不是真的相信道教神仙之說，而是服務于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這篇上疏中在說完“生死壽夭，由于自然”之后，進一步提到“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僧侶的崇佛之舉，竊取了自然造化的規律和政治大權，妄圖搞“君權佛授”，“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實乃罪大惡極。

正是在唐朝同期，法蘭克墨洛溫王朝宮相矮子丕平，在篡權的同時堵天下人之口，在公元756年(恰好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同一年）與教皇勾結搞了“君權神授”的戲碼，導致基督教徹底禁錮歐洲人民的思想，教會甚至進一步竊取政治權力，神權凌駕于君權之上。希臘羅馬時代積累的文明瑰寶，被基督教教會進行有組織有計劃地系統性毀滅，歐洲因此陷入了黑暗中世紀。

歐洲黑暗時代的罪魁禍首：矮子丕平

因此，這篇上疏又說到李淵心里去了，于是他又組織了一場民主聽證會。在這場關于是否滅佛的大辯論中，唯有太仆卿張道源旗幟鮮明地支持傅奕，中書令蕭瑀則為帶頭反對者。蕭瑀出自南朝蕭氏，梁武帝崇佛出家是出了名的，因此蕭瑀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無法從理論上駁倒傅奕，既然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佛，圣人也。奕為此議，非圣人者無法，請置嚴刑。”

李淵一看反對滅佛者眾，此議只好作罷，但是相關政策準備還是在積極籌劃當中，從滅佛教，改為抑制所有宗教。這樣蕭瑀等人也不好說什么。

公元626年，李淵發布《沙汰僧道詔》，大意是各種潑皮無賴、好逸惡勞、偷奸耍滑之徒，都混跡到宗教隊伍當中，既敗壞了宗教名聲，導致違法亂紀，給國家財政造成負擔。

于是，李淵下令嚴格出家門檻，“高考600分以下者不得出家”，“不合規和多余的寺廟（學校）一律裁撤”，官府還要經常檢查其修行進度，那些不按時上課上自習的，一律還俗處理，可謂“天下最嚴教改”：

“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并令罷退，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余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

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上臺，為了獲取支持大赦天下。于是這個“最嚴教改”也就流于形式，沒有認真執行。

本來李唐獲得天下的法理基礎就比較薄弱，玄武門之變又讓李世民當皇帝的法理基礎弱上加弱，因此他必須慎重對待宗教問題。

李世民身為實干派贏學大師，在唯物主義方面的實際態度只會比李淵更激進。他一方面延續高祖將道教奉為國教的政策，在給于道士群體袁天罡、李淳風一定地位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再提防道教坐大，重蹈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的覆轍，對道教同樣實行嚴格準入政策。

《畫江湖·不良人》中的李淳風、袁天罡

李世民在公開場合，主要宣揚“儒教”作為華夏贏學的唯一正統。

收到玄奘的取經陳情表之后幾個月，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告誡群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結果國破家亡，應當引以為鑒。

我只支持華夏贏學，對外來思想不感冒。

（“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敲打廟堂上的佛教積極分子蕭瑀，你自己信佛也就罷了，別得寸進尺，四處傳教。

李世民否了玄奘的取經請求，但是他也知道必須要安撫這位佛教名人的情緒，以免生事。

身為半個佛門中人的蕭瑀于是建議，最近長安有個大廟的住持圓寂了，可以讓玄奘去接任主持，這樣他就走不了了，兩難自解。

玄奘一心求經，因此婉拒了朝廷的提議，這事也在佛教界引發了轟動。

玄奘視名利為糞土，但是大部分人可不是這樣。為了安撫那個反滅佛斗士法琳，李世民在公元627年修建龍田寺，讓法琳擔任住持，后者欣然接受。法琳這個人除了能言善辯之外，不守佛門戒律，經常喝酒吃肉，甚至還有老婆孩子，就因為維護佛教有功，依然在佛門享有很高聲譽：“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護法菩薩，其琳之謂乎。”（出自《感通記》）

法琳名利雙收，都是源自衛佛之名，因此他再接再厲，寫下了八卷十二篇《辯正論》，用來維護佛教的地位，在民間的影響力遠大于傅奕。

因唐朝引老子李耳為祖先，法琳考查唐代的祖先實出于北魏拓跋氏，并記載在《辯正論》當中。這作為“李唐非漢”的佐證材料，成為唐朝統治的一個重大隱患，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公知所引用。

他通過衛佛收獲名利，自然也有人要用滅佛來獲利。在公元637年，法琳被道士秦世英舉報，訕謗皇帝的祖宗，有罔上之罪。令唐太宗大為惱火，下令將其流放益州，法琳病死在流放路上。

《西游記》中，塑造癡迷于錦斕袈裟的金池長老，正是作為與唐僧對比的角色，也帶有法琳的一些影子。

僧人雖然號稱六根清凈，但是絕大多數人仍然逃不脫“名利”二字。年紀輕輕成為名寺主持，是非常高的榮譽，是無數僧人畢生追求的目標。

像金池長老（法琳）這樣，“嘴里說的都是主義，心里想的全是生意”，才是正常人的表現；

玄奘這樣不為名利所動，一心前往西天取經，才是反常中的反常！

玄奘啊玄奘，你不會真的是突厥派來的臥底吧？

越是反常，玄奘就越成為朝廷的重點監控對象。

朝廷不許玄奘出境，玄奘又不接受成為住持，雙方就僵持在那里了。

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批準，玄奘出境就違反了大唐律例，那他取經也變得毫無意義。于是他婉拒了官方的邀請，繼續等待事情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