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加沙地帶戰火重燃，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導致本輪巴以沖突以及中東整體局勢的緩和再次受阻。在此背景下，以地區國家為主體的“新中東”愿景何去何從？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牛新春：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研究院教授
鄒志強：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
“阿拉伯版”方案為何廣受認可
劉中民
加沙停火協議受阻，以色列恢復軍事行動，使得新一輪巴以沖突以及中東整體局勢走向緩和的希望再次渺茫。面對當前困局，阿拉伯國家緊急峰會今年3月通過埃及起草的加沙地帶重建方案，這被認為是阿拉伯國家協調一致對美國“說不”。近段時間以來，“阿拉伯版”方案獲得越來越多國際認可與支持，它為未來加沙重建奠定一定的基礎，具有不容否認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該方案表明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和道義立場。“阿拉伯版”方案重申加沙領土屬于巴勒斯坦，反對強行遷移巴勒斯坦居民，堅持根據“兩國方案”實現巴勒斯坦建國等政治主張。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埃及、沙特、約旦、卡塔爾、阿聯酋等國家都與美國保持相對良好的關系，這更足見阿拉伯國家在加沙重建乃至更廣泛的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上反對“美國方案”的一致立場。
其次，該方案反映了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團結合作。長期以來，阿拉伯世界圍繞巴以等相關問題的內部矛盾與分歧不斷，美國通過“亞伯拉罕協議”推動以阿關系正常化也起到一定的分化作用，這些都削弱著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團結合作。“阿拉伯版”方案是繼2002年阿拉伯國家貝魯特峰會批準沙特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議”后，阿拉伯國家又一次就巴勒斯坦問題做出集體決定，它表明巴勒斯坦問題仍是阿拉伯國家必須堅持的底線，這也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陷入停滯的原因所在。
最后，該方案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和認可，反映了公平正義仍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不可撼動的道義底線。新一輪巴以沖突延宕不止，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加劇，聯合國權威以及相關國際法遭到嚴重破壞，國際社會反對、譴責乃至追責的呼聲不斷高漲。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阿拉伯版”方案得到包括美國傳統盟友歐洲在內的廣泛支持，成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實體現。
當然，“阿拉伯版”加沙重建方案本身存在的執行力問題以及當前加沙沖突的復雜現實，都使該方案落地實施的過程困難重重。
一是加沙戰火重燃使“阿拉伯版”方案缺乏落實的前提條件。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停火問題上矛盾尖銳，相關談判陷入僵局。
二是加沙重建的政治主體和組織領導工作一時難以確立和投入運行。“阿拉伯版”方案規定在總體上由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領導加沙重建進程，哈馬斯被排除在外，在6個月過渡期內則由無黨派的管理委員會負責。無論過渡期管理委員會的組建還是未來哈馬斯的地位，都將是異常棘手的問題。
三是美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的兩面性使“阿拉伯版”方案的落實難以擺脫“美國因素”牽制。盡管阿拉伯國家普遍反對美國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但沙特、埃及、約旦、卡塔爾、阿聯酋等在“阿拉伯版”方案和巴勒斯坦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的阿拉伯國家都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并在經濟、安全等問題上不同程度地依賴美國，因此“阿拉伯版”方案的落實很難擺脫美國影響。
總之，“阿拉伯版”方案在未來加沙重建、根據“兩國方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以及促進阿拉伯國家團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加沙實現停火、獲得美以認可、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阿拉伯國家保持團結以及國際社會大力支持等，都是“阿拉伯版”方案得以落實的基本條件。
美式霸權強行“變現”
牛新春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22日發布消息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于5月中旬訪問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三國。如果不是因為要參加教皇方濟各的葬禮而前往意大利，二次上臺的特朗普原本是想延續第一任期之初的安排，將沙特作為首次外訪目的地，以顯示“加強與中東國家關系”的姿態。
美國現任政府為何急于展示對中東的“重視”？按照一些美媒的分析，是因為沙特、卡塔爾和阿聯酋近段時間向美方提供了“外交支持”，包括在烏克蘭危機和加沙沖突問題上協助推動停火談判。但與此同時，推動以上三國盡快落實對美大規模投資承諾，無疑是“特朗普2.0”時期美國政府的重要關切之一。不久前，沙特宣布未來4年計劃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阿聯酋則表示將在美國實施一項為期10年、累積金額1.4萬億美元的投資框架。但對美國4年一次的選舉周期而言，無論10年還是4年都太“漫長”，美國現任政府顯然希望相關投資能夠盡快落地。就此而言，美國政府中東政策的首要原則仍是“美國優先”，而且越快見效越好。
除了經濟層面，當前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在政治和安全層面正呈現出明顯不同于以往的跡象。2001年“9·11”事件爆發后，反恐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所在，當時中東地區處于關鍵地位。2011年美國撤軍伊拉克標志著反恐時代結束，美國在中東開啟戰略收縮。之后十多年來，美國在中東的總體行事原則是“維持現狀”，希望能夠從中抽身，以將戰略資源更多地轉向歐洲和亞太。但當前美國政府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在“改變現狀”，包括支持以色列在中東多個方向上開展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美軍還重啟對也門胡塞武裝的大規模襲擊，導致地區局勢進一步復雜化。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的大趨勢發生根本性改變，而是美方為了“既收縮又獲利”而試圖干預和調整地區力量結構，要求伊朗與美國達成新的對伊方更加嚴苛的核協議，在釋放人質和解除武裝等問題上極限施壓哈馬斯等，目的之一都在于此。前任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曾對以色列適當約束，要求以方改善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問題，禁止向以色列出口大重量、高威力炸彈等，但“特朗普2.0”時期開啟以來，美方對以色列總體上采取了不加約束的態度。
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實施“離岸平衡”戰略，不直接卷入戰爭。冷戰結束后，美國在中東實施大規模軍事干預，先后發動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巔峰時刻派出53萬軍隊，并在中東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2011年開始戰略收縮以來，美國再未直接大規模參與中東地區的地面作戰。短期來看，除非美國公民、美國財產受到大規模直接攻擊，美國卷入大規模中東戰爭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換而言之，美國不想陷在中東，但同時又想在“不出錢、不出兵”的情況下維持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并從中獲益。為此，美國開始在中東推行軍事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但這顯然與該地區正在出現的“轉向實用主義與合作”的“新中東”趨勢背道而馳。
當前塑造中東權力結構與地區格局的主要表現為兩方面力量，一方面就是被稱為“新中東”的地區共識以及相關國家，它們希望中東局勢盡快走向和解與穩定，進而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另一方面是美以繼續推行的軍事冒險主義，這只會給地區制造更多動蕩。美國雖然聲稱“重視”中東，尋求加強與地區主要國家的關系，但它爭取中東國家投資與經貿合作的方式并非主要基于市場規律，而是摻雜諸多政治或軍事脅迫的成分，試圖將美式霸權在中東強行“變現”。在美國諸多盟友和伙伴遭遇“美國優先”原則背刺的情況下，中東國家想必對此也是清清楚楚。
此“新中東”非彼“新中東”
鄒志強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東先是遭遇“阿拉伯之春”變局，近兩年又經歷“和解潮”和“沖突潮”的洗禮，動蕩沖突持續不斷與地區國家艱難轉型相互交織，外部大國博弈、地區大國爭奪以及此起彼伏的熱點問題，共同塑造著中東地緣政治格局。在此過程中，地區內外各方都曾主動或被動地探索“新中東”秩序。
過去十多年來，美國一直在中東地區實行戰略收縮，并試圖按照自身設想打造一個“新中東”，旨在減少美國戰略投入，同時繼續保持對該地區的影響，并服務于美國“大國競爭”需求。為此美國試圖推動阿以和解，謀求重構地區盟友體系，遏制伊朗并擠壓其他大國在中東的作為空間。總體來看，美國的“新中東”構想是通過戰略收縮和重塑盟友體系來維護地區霸權，暴露出明顯的霸權護持色彩。
然而，美國的戰略收縮與維系霸權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地區局勢的復雜性及其發展演進超出美國所能控制的范疇，導致其在中東的戰略收縮進程無法順利進行，整合地區盟友、重塑聯盟體系的計劃輪番受阻，美國設想的“新中東”難以實現。
地區動蕩、轉型陣痛和陣營對抗等，使中東陷入地緣政治博弈的漩渦，和平與發展赤字嚴重。地區國家日益認識到和平、合作與發展的重要性，不愿繼續陷于地緣政治對抗而錯失發展機遇。面對持續的地區沖突與治理挑戰，中東主要國家開始嘗試調整政策，改善地區內外關系，以此帶動地區國家之間關系走向緩和、地緣政治對抗相對消解。2023年，在中國的斡旋努力下，影響地區格局的兩個關鍵國家沙特與伊朗實現復交，并且直接推動中東出現一波“和解潮”，地區局勢迎來久違的“外交之春”，中東各國謀求和平與發展的意愿不斷增強。當時就有外媒評論說，在中國斡旋下實現的沙伊和解標志著一個“新中東”正在形成。雖然后來受到新一輪巴以沖突影響，沙伊關系以及絕大多數地區國家之間的政治和解并沒出現根本性逆轉。
當然，中東地區這股“和解潮”確實受到“沖突潮”的沖擊。新一輪巴以沖突空前激烈，持續時間長，外溢效應大，嚴重惡化地區安全環境，地區局勢再次經受考驗。從加沙沖突到紅海危機，從美以與伊朗及其主導的“抵抗之弧”對抗升級到敘利亞政局突變，中東局勢迎來新一輪“洗牌”。美國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總體發揮了負面作用，持續的地區沖突和慘重的人道危機嚴重削弱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地區影響力，其設想的“新中東”更加難以得到地區國家的認同和支持。
地區局勢的這些變化，從正反兩個方向上進一步推動中東國家外交理念與政策實踐向著務實合作轉型。地區“和解潮”反映出中東國家擺脫地緣政治對抗漩渦的努力，在“沖突潮”中堅持原則立場并積極斡旋和談，則表明中東國家自主意識的顯著增強。面對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阿拉伯國家在加沙危機中致力于斡旋停火談判，堅持“阿拉伯版”加沙重建方案；阿曼、阿聯酋、沙特等國積極斡旋美國與伊朗的核談判，對于推動地區熱點問題降溫和解決發揮顯著作用。
經歷多輪地區局勢演變以及諸多政策嘗試之后，中東國家更加希望聚焦國內改革發展，致力于實現政治和解，不愿在大國博弈中選邊站隊。隨著經濟改革與發展不斷取得進展，中東國家的外交政策更趨成熟，從過去傾向于強勢爭奪轉向更加靈活的務實主義，致力于在依舊紛繁復雜的地區局勢中推進政治和解與地區穩定。中東國家更加注重從自身利益與能力出發，探索一個以地區國家為主體、更具戰略自主性的地區新秩序。從被動接受外部大國主導設計的“新中東”，到主動塑造一個以地區國家為中心的“新中東”，中東國家的主體性逐步凸顯。顯然，此“新中東”非彼“新中東”。這樣的“新中東”才更符合地區國家長遠利益，這樣的“新中東”也應成為外部大國發揮建設性作用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