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四年級的功課比較緊，而且要準備寫畢業論文，所以到圖書館看書和參加校外活動就比較少了。

在1924和1925年， 我記得還譯過一本小冊子，菊池寬的《戲曲論》,還向上海出版的 《平民》、《洪水》以及在北京出版的《語絲》等雜志投過稿，寫的都是 短文。

在《語絲》上發表的《關于“狂言”及其他》和《從死老鼠談到 日本的路政》,后來我在東京看見過；給《洪水》和《平民》寫的，連什 么題目，我自己也完全忘記了。

不久，就在中山先生去世前后，我就接到了東京國民黨駐日總 支部特派員何兆芳的來信，說他已經收到海外部秘書許蘇魂的來信，要他到戶畑來見我，并和在下關、長崎一帶的黨組織聯系，但是 他忙，所以希望我暑假的時候到東京去。

我正忙著做實驗和查閱 寫畢業論文的資料，所以簡單地復了一封信，就沒有再聯系。

“明 專”是一所很嚴格的學校，盡管我求學不專心，只求爭取七十分，但 在最后一年還是很緊張的。最后一年，除了英語之外，還加了每周 兩節德語，其他如電機設計、材料強弱學等等都比較難，非用功不可，幸虧我要求不高，都順利通過了；

困難的是畢業論文一定要用 英文寫，對我說來實在不容易，連抄帶寫，再請英文老師校閱了一 通，題目是《關于絕緣油》,長六十頁，抄了一段史蒂文生的文章《剪 刀和漿糊》作為“代前言”,頗有點自嘲的意思。

給這么一本薄薄的小書作序，不免有小題大做之嫌。然 而寫序的誘惑，一個作家總是壓制不住的，因為那是他辛苦掙 來的報酬。——此時此際，采取一種不亢不卑的態度，就是當 作書是別人寫的，你不過瀏覽了一遍，適當地插上幾句，只有 這樣，才是上策。

1980年，阿部幸夫先生揭了我的老底，把這篇畢業論文從“明 專”檔案里復印了一份寄給我，說史蒂文生的話是“自虐”,我引用 這幾句“前言”是自謙。

并說：“據你的同班同學藤崎靜一說，沈君 的英文不錯，受到過教授的表揚。”

這當然是客氣話，不過我用英文寫了這六十頁畢業論文，的確是花了不少工夫就是了。論文通過 (當時沒有論文答辯),得到了畢業證書和工學士學位，這樣，我就 可以向老校長許炳堃交差了。

同時，在這里帶便要提一下的是我 在戶畑五年，除了學得了日本人的“頑張”作風外，也鍛煉了我的體 力。

我在童年得過一場傷寒病，中學時期一直身體很弱，可是經過 了“明專”的規律很嚴的生活，嚴格的兵式體操(不論嚴冬酷暑，每 天清晨一定有十分鐘的體操),加上每年一度的秋季長途行軍、野 營登山等等，我對爬山有興趣，我攀登過戶畑南面的金比羅山、花 尾山和帆柱山。

1922年，我還和日本同學們一起，到小倉附近的 騎兵營去住過十五天，學會了騎馬和伺候軍馬的一套本領。因此， “明專”畢業之后，我的體質加強了，生活有規律了。我這個瘦弱的 “老來子”能活到八十多歲，恐怕和這一段時期的吃“麥飯”和操練 有關系的。

我在戶畑的那一段時期，中日之間的關系已經很緊張了。日 本是東方的新興強國，而中國則正處于長期的軍閥混戰之中。袁 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之后，我在東京的那時候，“支 那人”是很受歧視的，可是我在“明專”五年，從校長、教授到同學， 對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是平等相待，一視同仁的，有幾位教授還很 關心我們，假節日邀我們到他們家里去作客等等。

所以我們也就 沒有抬不起頭來的那種屈辱感。我們和日本同學之間可以開玩 笑，給對方取綽號，我沒聽到過留學生和日本同學吵架的事情。這 也許是北九州人比較厚樸，也可能是創辦人安川、山川先生辦校的 宗旨是培養“精通技術的君子”的原故吧。“君子”待人以敬，就可 以和平共處了。

我和何兆芳保持著通信聯系，他曾告訴我總支部希望我到東 京去工作；這樣，就發生了新的矛盾。按官費留學生條例，學校畢 業，就不再給官費了，而到東京去參加總支部的工作，生活費是必須自理的，因此，我必須想辦法繼續獲得官費，其辦法，就只有是再 進國立的帝國大學，于是我就向九州帝大報了名。

“明專”畢業，有 工學士學位，進帝大可以不必考試，只要浙江省的留學生監督寫一 封“保證書”就可以了，事情居然很順利，同年4月，我就進了九州 帝大工學部。

帝大比較自由，不住寮，你可以由自己選若干門課， 辦了登記，戴上“帝大”的方帽子，去不去上課校方不管，但是為了 對付留學生監督處，我還是搬到博多郊區，在一位漁民家里租了一 間四席半的房間，安頓下來，也到九大工學部去聽過幾次課。

這里 有不少中國留學生，但是我已經“心不在焉”,所以和他們沒有來 往。我在博多大概只住了三四個月，中間還生過一場病，所以除了 我生病的時候，那位房東老太太對我的殷勤照顧之外，其他的印象 都模糊了。

1925年9月，何兆芳又打電報來催我，于是我就退了 房子，收拾行囊，于10月初到了東京。

我到設在神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總支部去報了到，受到了 何兆芳、何恐和王先強的熱烈歡迎。當時，一方面還是國共合作時 期，以葉挺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正在圍攻武昌。

但 同時就在這一年8月，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暗殺了廖仲愷，戴季陶 公開發表了反共文章，國共之間、國民黨內左右派之間的斗爭十分 激烈。

因此，在日本，國民黨右派就首先分裂出來，不經國民黨中 央海外部的同意，擅自組織了一個偽總支部(因為它的辦事處在巢 鴨，所以一般都叫它巢鴨總支部)。

由于內部斗爭劇烈，神田總支 部需要充實力量，所以何兆芳才一再催我到東京來幫助他們工作。 我到東京的當天晚上，總支部召開了一次擴大會，到會的有八九個 人，現在記得起來的是：何兆芳、何恐、王先強、黃新英、翟宗文、李 國琛，還有一位女同志，名字記不起來了。

從何兆芳的介紹中知 道，總支部的常委是王先強、黃新英和翟宗文。

何兆芳是中央海外 部的特派員，

何恐(湖北人，最近看到伍修權同志的回憶錄，才知道他在武漢加入共青團，何恐是他的入團介紹人)是中共旅日支部的書記，

李國琛(人一)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也是中共黨員。

總支 部在神戶、長畸有支部，仙臺、京都各有一個小組，據黃新英說，屬 于神田總支部的黨員人數很多，但是經常有聯系、發了黨證的只有 二百多人，還有不少華僑是過去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時的 支持者，但國共合作后還沒有重新登記。

至于巢鴨的“總支部”,有 多少人眾說不一，但最多也不過二三十人，而且都是學生，在華僑 社會則可以說完全沒有基礎。

會上介紹了總的情況之后，何兆芳 提出，為了反對西山會議派，當前最主要的事情是加強組織，首先 要把散處各地的華僑和留學生組織起來，所以他建議要我當總支 部的組織部長，參加常委。

我和在座的人都還是第一次見面，情況 不了解，加上我從來沒有做過黨務工作，就一再推辭，但是他們好 像已經商量好了，硬要把這個擔子加在我身上，理由是我在日本已 經耽了多年，沒有語言方面的困難(何兆芳和何恐都不會日語),加 上我已經畢業，沒有任何牽掛。

我要求讓我考慮一下再作決 定，最后是何恐發言，說我們都還是初次見面，立刻要你擔任這個 任務，你有為難之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都是志同道合 的人，有困難可以大家商量，我看還是少數服從多數為好。

他態度 很誠懇，而且他是以中共旅日支部負責人的身份講話的，于是我只 好表示既然如此，讓我先試一試，不行再換別人。

這樣，王先強把 一份已經填好了的黨證交給了我，并約我明天上午再和常委見面， 介紹具體情況。他們已經給我在青年會宿舍準備了房間，作為住 處兼辦公室。

散會之后，何恐和何兆芳陪我到了這間收拾得很整 潔的房間，詳細地告訴了我許多我還不知道的事情。如“三二O” 的中山艦事件的內幕，以及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所謂“整理 黨務案”等等。

當然，他們當時對時局還是非常樂觀的。他說，中 國三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現在前兩個快要被打倒了；不久前馮玉祥在五原出兵，進攻陜西，和我們南北配合，葉挺、張發奎 很快就會進占武漢，所以軍事上是有把握的。

海外部部長彭澤民 是左派，他堅決擁護三大政策，反對西山會議派，所以巢鴨的那幾 個人是成不了氣候的。

何兆芳和何恐都坦白地告訴我中共旅日支 部人數不多，在陸軍士官學校、早稻田大學，各有一個小組，我們和 王先強、黃新英、翟宗文都合作得很好，所以你可以放手地工作。

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和常委們開會，個別交談，初步知道了 總支部的內部情況，知道東京也有好幾個“社會科學研究會”和“讀 書會”,參加的人不少；但情況比較復雜，有的是日共領導的，有的 是無黨無派的進步青年自發組織起來的。

在總支部直屬的國民黨 左派，由于兩年來時局變化太快，也還有一些人不了解“聯俄、聯 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怕接觸共產黨。

至于外地，則主要是華 僑黨員的重新登記問題，也就是團結愛國華僑，加強宣傳工作，使 他們了解新舊三民主義的差別的問題。

我原來打算在東京住幾個 月，初步把組織清理一下，然后到關西、九州去走走，了解一下華僑 社會的情況，可是，時局激變，這個想法的第一步就沒有做好，原因 是我到東京之后一個多禮拜，在東京留學生召開紀念雙十節和慶 祝北伐軍克復武漢的大會上，就因為西山會議派的擾亂會場，而引 起左右兩派的一場武斗，結果是日本警察來干涉，還拘捕了幾個 人，但第二天就由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干事馬伯援出面向派出所交 涉，都釋放了。

這一年的秋季真可以說是一個風云驟變的時刻：

10 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10月23日周恩來、羅亦農在上海舉行 了第一次工人起義，緊接著12月初，北伐軍殲滅孫傳芳的主力，攻 克了九江、南昌。

這樣，正如何恐所說，三大軍閥中的兩個已經被 打倒了。加上湖南、湖北發生了農村大革命，北伐軍占領地區的工 人運動也蓬勃興起，凝固了幾千年的舊制度，真像很快就要崩潰 了。

在這種大動蕩中，發現了兩種情況，

一是我們來者不拒地接受了許多新黨員(我經手簽發新黨證的就有二十多人);

二是巢鴨的 西山會議派散布謠言，挑動國共分裂。

我們當時都還年輕，思想有 片面性，總是把有利的形勢估計得多，對不利的形勢估計得少，例 如西山會議派丑化農民運動，照舊用公妻共產那一套來唬人，我們 只是一笑置之，認為不值一駁；

其實，留學生中的相當一大部分是 地主、商人、資產階級出身，對反動派的這種謠言還是有影響的。 我們都太樂觀。不僅我們，連中央海外部給何兆芳的信中，也鼓勵 我們乘勝發展黨員。

這樣，我就負著這個使命，11月中旬到了神 戶，并到大阪、京都走了一轉。我在神戶首先拜訪了老同盟會員、 孫中山的財務支持者楊壽彭先生。他是世居日本的愛國華僑，認 識廖仲愷、何香凝，在他會客室里還掛著一幅中山先生寫的“天下 為公”的橫幅，他向我介紹了關西一帶的華僑的情況。

總的說來， 這一帶的華僑都是熱愛祖國的，希望祖國統一強大的，但是由于文 化程度不高，又不了解國際形勢，所以他們大多數人還是把蔣介 石、汪精衛看成是國民黨的“正統”。

楊老先生本人和他的兒子楊 永康，都是真誠地擁護三大政策的，但是他們對時局也很擔心，認 為國共兩黨相爭，正是列強和軍閥所希望的；因此，他勸我對華僑 多講講三大政策的意義，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恐懼，而不忙于發展 黨員。

他的話很實際，對我這個“乘興而來”的人的確是一服清涼 劑，但怎樣才能把這些問題向華僑講清楚，對我說來卻是一個很大 的難題。

我根據何兆芳給我的一張名單，分別訪問了京都帝大的 幾個學生和幾位與東京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有聯系的留學生，他 們的思想情況就和華僑大不相同了，他們之中有些人比我們還要 樂觀，還要左。

一位京都帝大的高年級生以肯定的口吻對我說，打 倒軍閥已經不成問題，只要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起來，帝國主義者 也不敢輕舉妄動。

當時在進步的青年人中產生這種左的思想，是 不難理解的，首先是國際形勢的確很好，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僅站住了，而且開始建設了；

第二是日本的工人運動也正 在蓬勃興起，顯示出強大的力量，再加上京都帝大有一位河上肇這 樣的進步的名教授，在留學生中也有很大影響。

我到日本已經快六年了，幾次經過京都，但一直沒有游覽過這 一風景如畫的日本故都。這次到京都，就被在這兒學美術的沈學 誠(沈西苓)留住了，他要我住在他家里，并陪我去游了嵐山、琵琶 湖，還一起到奈良去參觀了名勝古跡。

他也是參加了當地的“社會 科學研究會”,和日本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有來往，我認識彭康、馮乃 超，是他給我介紹的。他們都是后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當時， 就和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有來往。

他們知道我認識 郭沫若，在《洪水》、《創造》上寫過文章，就談得很投機。政治上、文 藝思想上可不必說，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他們還沒有入 黨)。但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都是樸質無華、認真做學問的 人，待人平易、談吐溫文，后來“四人幫”及其追隨者硬把他們說成 “粗暴、蠻橫”的人，這實在是太荒謬了。

在關西初步了解了一下華僑和留學生的情況，和神戶、大阪的 僑領和華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主要是按照楊壽彭的意見，和他們 談談國內外的形勢，新舊三民主義的區別，以及實行三大政策之必 要。

這一帶的華僑黨員不論是富商或者窮人，一般都是很守紀律 的。楊永康給他們介紹了我是東京總支部的組織部長，所以盡管 五六個人開座談會，也要行禮如儀，開會前一定要讀“總理遺 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 等……”

這遺囑，我當時是背得很流利的，至于思想工作起了多少 影響，這就很難說了，我只對積極要求重新登記的人發了黨證，記 得京、阪、神三地共有五十人左右。

接著我就南下到了長崎，憑何兆芳的介紹信，首先拜訪了華僑 老黨員簡竹斌；他是一個中小商人，也是中山先生的忠實崇拜者。

長崎的華僑人數很多，思想情況大致和阪、神一帶相似，不過當時 這兒沒有什么富商，一般是經營飯館、雜貨鋪等小買賣，也有給日 本廠商當工人或職員，所以他們對三大政策比較容易接受，希望祖 國強盛愛國的心，也比較強烈。

簡竹斌是廣東人，曾一再地說：“只 要國內不打仗了，太平了，我就回老家去。”

在中日關系緊張的時 刻，這可以說是大多數華僑的心聲。在長崎辦完了重新登記的事， 我本來還想順路回博多去看看，可是臨行前接到東京的電報，要我 趕快回去，于是我在12月下旬回到東京。

回到東京，問王先強為什么要我回來，他說這電報是何恐發 的，可能有什么事情要你幫忙。

我就打電話約何恐在晚上見面，隨 即向王先強、翟宗文等報告了我在關西和長崎了解到的情況，并把 楊壽彭要我暫時不要發展新黨員的意見告訴了他們，大家都表示 同意。

當天晚上，何恐和何兆芳到了我的房間，很秘密地告訴我， 說前幾天日本勞動農民黨的書記長細迫兼光到總支部來找何兆 芳，說該黨的委員長大山郁夫想和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負責人見 見面，目的是了解一下中國當前政治形勢。

當時在場的幾個人日 本話都講得不好，所以后來用筆談的方法約定了在本星期內細迫 再來和我們聯系，約定和大山見面的時間地點。

何兆芳說，也曾想 過請李人一當翻譯，但他是陸軍士官學生，恐怕不方便，所以還是 要你回來當翻譯了。

大山郁夫是有名的大學教授，政治立場比三 輪壯壽的勞農黨更進步一些，不僅在工會方面，在知識界也有很高 的威望，所以何恐和何兆芳都認為這次會見是重要的。

當時我們決定：這件事先取得總支部常委的同意，然后再由何兆芳和細迫兼光約定會見時間。

我記得是在圣誕節的下一天，也就是昭和即位的那一天，何兆芳約定了我和何恐在神田的一家吃茶店(茶室)等候，由細迫來陪我們到御茶水町附近的一間相當漂亮的日本式住宅和大山見面。

當時，勞農黨的報紙和宣傳標語也都把大山稱為“我們的光輝的委 員長”的，可是見了面，他卻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學者型的長者。

見 面時由我當翻譯作了介紹，何兆芳的身份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 部特派員，何恐和我都是總支部委員。大家寒暄了幾句之后，先由 大山提問題，主要由何恐回答。

20年代中葉，日本的新聞事業已 經很發達了，但是對蘇聯和左派國民黨的報道都帶著敵對色彩，所 以連大山郁夫這位大學教授出身的政黨領袖，對國共關系和兩黨 的基本差別也知道得不多。

當晚問題提得很多，綜合起來大致有 以下幾點：

一、國共合作是孫中山首先提出來的，還是第三國際命 令中國共產黨參加的?

二、兩黨合作有沒有明文規定的共同綱領?

三、現在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共產黨有沒有規定的席位?

四、 國民黨和第三國際的關系；

五、最近報紙上經常報道兩黨之間有矛 盾，有沒有分裂的可能?等等。

接著是何恐回答，何兆芳作了一些 補充。

他從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談起，說明國共合 作的目的是為加強民族民主革命，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 黨，而不是兩黨“合并”。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的宣言和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就是國共合 作的共同綱領；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有中共黨員，但沒有規定的席 位比例。

關于這些問題何恐都講得簡明扼要，顯示出他在政治上 比我們老練得多，特別是談到兩黨有沒有分裂的可能時，他先是回 答說“不會”;

后來大山又問：假如蔣介石破壞共同綱領時，中共將 會采取什么態度時，

何恐笑著說，中國有句古話，就是以眼還眼，以 牙還牙。

我覺得他回答得很好。會見談了兩個多小時，看來他們 都表示滿意。

最后，大山郁夫說，我們勞農黨也有一個和日共合作 的問題，所以我們想了解一下中國的實際情況，并表示希望今后也 保持這樣性質的聯系。

事后我們知道，正在大山約我們談話前后， 日共黨內的極左派福本和夫的力量已開始抬頭，也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些日共黨員參加了勞農黨。

第二天，總支部召開了常委會議，何恐將會見的情況向常委作 了報告，王先強認為這件事很重要，建議以總支部名義向已經遷移 到武漢的中央海外部作詳細的報告。

會議決定我執筆寫一份會談 的報告，派一位橫濱的華僑青年送到武漢。

到下一年5月，我 回到上海，遇到經子淵先生，才知道海外部長彭澤民一直留在廣 州，沒有返回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