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突然越過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直接免去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指揮張發奎的職務。這一事件在國民黨軍事史上頗具爭議，就連一向對蔣介石言聽計從的陳誠也認為這一次老頭子做的太過分，簡直讓自己這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顏面掃地。

陳年舊怨

張發奎與蔣介石的恩怨始于北伐時期。1927年寧漢分裂時，作為第四軍軍長的張發奎站在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一邊，其麾下部隊甚至參與了南昌起義的鎮壓。這種政治立場的對立，使蔣介石始終將張發奎視為"異己分子"。即便在1929年張發奎通電反蔣失敗后被迫流亡日本，其"反復無常"的形象已在蔣介石心中固化。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張發奎主動請纓參戰，被任命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淞滬會戰中，他指揮部隊在浦東地區頑強抵抗日軍，獲得"鐵軍"稱號。但據時任軍令部次長林蔚的回憶錄記載，蔣介石曾在內部會議上評價："張向華（張發奎字）作戰勇猛，然終非我黃埔系中人。"這種根深蒂固的猜忌，為日后的矛盾埋下伏筆。

1938年6月武漢會戰前夕，張發奎調任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指揮，負責九江至瑞昌防線。值得注意的是，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對其頗為倚重，在7月2日的軍事會議上明確表示"九江防務非向華莫屬"。這種將領間的默契反而引起蔣介石的警覺，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曾向陳誠透露："委座恐張部坐大。"

九江之失

九江地區的防御存在先天不足。第二兵團下轄李漢魂第64軍、李玉堂第8軍等部，總兵力約7萬人，卻要防守長達80公里的江湖防線。更致命的是，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集中了第106師團、波田支隊等精銳部隊，并配屬海軍第11戰隊實施立體進攻。

7月23日拂曉，日軍在鄱陽湖西安姑塘登陸。張發奎急調預備隊反擊，但蔣介石卻通過軍令部直接下令"務必固守九江城區"。這道違背戰場實際的命令導致國軍陷入被動。據第九戰區《武漢會戰作戰日記》記載，至26日，第二兵團已傷亡1.2萬余人，彈藥消耗達七成。

關鍵轉折出現在7月28日。張發奎未經請示下令放棄九江城區，退守二線陣地。這一決定雖獲得前線將領支持，卻觸怒了蔣介石。侍從室戰地視察組報告稱："張部撤退秩序混亂，遺棄火炮12門。"而張發奎在回憶錄中辯稱："若死守孤城，全軍必覆。"

對人不對事

蔣介石的處置手段頗具政治意味。8月1日，他繞過陳誠直接發布命令："張發奎著即免去本兼各職，第二兵團總指揮由薛岳接任。"這種越級處理引發連鎖反應——陳誠次日即遞交辭呈，雖被挽留，但暴露出指揮體系的裂痕。

當然九江失守確需追責。但對比同期其他敗績（如馬當要塞失守僅追責師級軍官），對張發奎的處罰明顯過重。深層原因在于：第一，蔣需要轉移輿論對指揮失誤的指責；第二，借機削弱非嫡系將領兵權。據《陳誠日記》披露，蔣介石曾直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被免職后的張發奎調任閑職，直至1939年才重新起用。而接任的薛岳在萬家嶺戰役中取得大捷，客觀上印證了蔣介石"用人唯親"的"成效"。但歷史學者楊天石指出："九江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這些部隊后來成為長沙會戰的主力。"

武漢會戰中的"張發奎免職事件"，表面是軍事問責，實則是政治博弈的延續。蔣介石對非嫡系將領的猜忌，與戰爭環境下集中指揮權的需求相互強化，最終導致決策變形。而張發奎在九江的困境，既暴露了國軍防御體系的脆弱，也反映了中級將領在"服從命令"與"保存實力"間的兩難。這場人事風波背后，折射出抗戰初期國民黨軍事體制的深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