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同舟共進》2015年08期

作者：文云鄉

陸璀作為百歲老人去世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自然也是一種身份的證明。但針對這位曾經的傳奇人物，也僅是語焉未詳，掛一漏萬而已。

實際上，陸璀一生最大的政治資本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更為重要的，她曾是饒漱石的夫人，兩人生養過一個女兒。

“高饒事件”之后，陸璀離婚再嫁，丈夫是小她6歲的“和平詩人”朱子奇。

陸璀1914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31年畢業于蘇州振華女校，同年考入東吳大學，一年后進入清華大學。當年蘇州振華女校的學生，大多入了清華，如楊絳、何澤慧、彭子岡等，但的清華學習生涯，卻與他人有所不同。她是清華的光榮與自豪，但也曾是被清華開除的學生。

為了配合紀念“一二·九”運動，2002年12月9日，央視播放了對陸璀的人物專訪，她的名字和事跡再次被人們提及。

“一二·九”運動有兩張經典照片，最早刊登在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的封面和封底上，封面是一位女學生的半身像，她右手執簡陋的大號話筒，左手捏一頁紙正在激情演說；

封底則是從背面的角度拍下的同一場景，她面前是人頭攢動的群眾，不遠處是陡立的城墻、緊閉的城門。

這兩張照片記錄的場景，就是1935年12月9日被阻于西直門外的清華、燕京等高校的學生就地舉行的群眾大會，這位女學生就是陸璀，照片拍攝者署名萬里。她的演講形象，成為“一二·九”運動的一種象征。

當年年僅21歲的陸璀，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又來自清華名校。而《大眾生活》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刊物，據說陸璀還在蘇州振華讀書時，出于對《生活周刊》的欽佩，就與韜奮先生有過書信往來，但韜奮先生收到照片后，并不知道這個女學生是陸璀，只是覺得有代表性和象征意義，就采用它作了封面，并且加上“大眾起來！”這個口號。

陸璀緊接著又組織參與了12月16日第二次規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她在示威活動中被捕。

這時一位美國記者就在現場，他目睹了這一切，并隨即采訪了陸璀，當天就向美國報紙發了一條獨家新聞：“中國的貞德被捕了。”這位美國記者，就是后來寫下《西行漫記》的名記者斯諾。

此后，陸璀為了躲避追捕，還曾在斯諾的居室避難有日。1936年9月，陸璀受全國學聯派遣，遠赴日內瓦出席首屆世界青年大會，把中國學生的呼聲帶到了世界講壇，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社任職，機緣巧合，結識了年長自己11歲的饒漱石，結為夫婦，并生下女兒陸蘭沁。

1954年2月，中央召開了七次關于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這七次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共同主持。1954年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據說，當時并無開除饒漱石黨籍的計劃，但據林蘊暉先生研究，饒漱石的秘書陳麒章與陸璀報告饒漱石發牢騷是風云突變的原因之一：1955年3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了經多次修改的《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報告中提到“保留饒漱石黨籍”的問題，有人不同意，劉少奇就此作了解釋，認為這樣處理比較有利。

3月19日，中共七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在討論《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時，毛澤東說：這個文件也搞了一年，幾經反復才寫成現在這個樣子，即是指出他們的聯盟是一個陰謀集團，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陰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說它是比較恰當些，也是合乎實際的。

最終，會議同意不開除饒漱石的黨籍，只撤銷中央委員。（《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3月初，饒漱石在家聽候處理。

左起：饒漱石、陳毅、譚震林、劉瑞龍、粟裕

有一天，他家里的“紅機子”電話響了 （饒停職反省期間，他家的“紅機子”未拆除），這本是中央機關三十九局 （電話局） 試打各戶“紅機子”，饒不知情，產生錯覺，以為他的問題可能會很快解決，將恢復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緒激動，向其妻和陳麒章（饒的秘書，負責對饒管教）發牢騷說，中央還是相信他的，他沒有反黨……

陳麒章當時負有“每周寫個‘饒漱石情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的任務，于是隨即將饒的這一情況詳細向中央報告。

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饒妻陸璀也寫了內容相似的報告交給楊尚昆。

全國黨代表會議期間，二人的書面匯報被作為會議資料散發給與會代表。

剛聽過毛澤東講“階級斗爭形勢嚴峻”的代表們立即把饒漱石“鬧翻案”同“以特反特”的問題聯系起來，認定饒的活動已超過內部矛盾范圍，屬于敵我矛盾，于是對饒的處理陡然“升級”。

一個是自己的妻子，一個是身邊的秘書，這樣的“材料”，再次證實了饒漱石的“不老實”。

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逮捕饒漱石，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饒進行內查外調，多次審訊。

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后，并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么新問題。此后，饒漱石的問題被長期擱置。

陸璀也只是在聽到黨內口頭傳達“高饒事件”之時，方才知道丈夫已經獲罪。

陸璀請求探監，給丈夫捎點衣裳之類，未獲允準。情急無奈，她只能黑夜里抱著小女兒哭，特別是聽了內部傳達以后，單位里的同事像躲避麻風病似地疏遠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饒反黨集團的一分子了。但據資中筠的文章說，至少在1954年，陸璀仍舊可以出國，說明她的工作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幾年后，陸璀與饒漱石離婚，并與曾任任弼時秘書的朱子奇結婚。

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饒漱石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農場。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按照中央組織部的統一安排享受國家行政十一級待遇，每月發生活費200元。

“文革”爆發，饒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監。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饒漱石在北京獄中去世，享年72歲。此前劉少奇死于1969年，而高崗則自殺于1954年，陳毅病逝于1972年。

據陸蘭沁回憶，她1938年出生在巴黎，當時她的父親和母親被黨組織派到法國工作，而后不久，他們又被派到美國工作，只得將她寄養在出生醫院的附屬嬰兒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臨時加以照顧。

1939年，饒漱石夫婦從美國奉調回國，本想取道巴黎把她一同帶回，不料動身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海上交通中斷，他們只得改道回國，而陸蘭沁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國。一家人也就這樣天各一方近10年之久。

直到1947年，陸璀又被派往巴黎的國際民主婦聯工作，母女才得以相見。1949年，陸璀離開國際民主婦聯，才將她帶回中國。

左起：周恩來、陸蘭沁、陸璀、鄧穎超

陸蘭沁回來后不久，饒漱石就開始抓緊對她的教育。他和陸璀在一個練習本上工工整整地給女兒寫了四句話，“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作為練習漢語的字帖。陸蘭沁回憶自己的父親：

“他似乎沒有時間休息，也不會休息。有時看到母親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見過他打打臺球，但除此之外，他幾乎沒有什么個人娛樂愛好。”

“當時，我們在上海的勵志社住的那個套間條件很一般，而且在樓里位置比較靠后面，但作為華東局一把手的他，卻住得心安理得。據母親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巴黎工作時，父親也是把正規的臥室讓給其他同志住，而他們自己卻住在一個很不方便的近乎是過道的空間里。”

“他對自己嚴格，對母親特別對我更是如此。”

饒漱石對陸璀的要求也很嚴：

“記得我們搬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母親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我買了幾個桔子。等到晚飯后她拿出來給我吃時，父親看見了很不高興。他批評母親‘破壞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響’，弄得那天晚上家里氣氛很緊張。花自己的錢買幾個桔子吃都要受批評，這樣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年代，作為黨的重要干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點不近人情了。”

1955年，陸璀受饒漱石牽連接受隔離審查；1956年到1957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后任北京東城區文教部長；而在“文革”期間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7年之久。

“文革”前夕，陸蘭沁工作單位的一位領導曾試探性地問她：“想不想見你父親？”

她心里一怔，心想是不是組織上又一次在考驗她的立場，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見。”

“如果他想見你呢？”

陸蘭沁堅決回答：“也不見。”

一直到“文革”后，陸蘭沁偶然從一些材料中得知，被關押10年之久的饒漱石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時間被假釋出獄。從時間上看，正好是陸蘭沁被詢問見不見父親的那段時間。

“文革”結束后，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布的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陸蘭沁看到了在“文革”中饒漱石為劉少奇所寫的一份證明材料，從其中一條注釋里，她才得知，饒漱石早已于1975年3月屈死獄中。

“一剎那，我欲哭無淚，只覺得自己那顆對父親的親情已幾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強烈的刺骨的悲涼緊緊裹住而無法跳動，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有人說，“文革”期間，陸璀與饒漱石同在秦城監獄關押，兩人出來放風相逢，兩位吵架都用英語的夫妻，彼此已經互不認識了。

陸璀在20年前出版過《晨星集》一書，在《晨星集》中，關于1982年4月11日去拜見鄧穎超，有著這樣的記述：

“就座后，大姐就關心地詢問我目前的工作處境，問了我幾個‘為什么’。望著她那慈祥的面容和關切的目光，我耳邊又響起了她在一次電話中對我說的話：‘我是了解你的。你的一生真是坎坷不平，我很同情你！’

而今，在慈母般的大姐面前，我又怎能不打開我的心扉呢？于是，我們談到了我還蒙受著的某種偏見、冤屈和不公正對待。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真使我畢生難忘和銘刻在心。”

不知陸璀與鄧穎超的這次見面，是否會提到饒漱石？

陸蘭沁坦言為父親饒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親多年來的一塊心病。為陸璀平反時，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是很熱情的，但為父親平反，胡耀邦就不便過問。陸璀也會念叨：“饒這個人呀，也不知什么時候有個水落石出！”

2001年，陸璀致信中央，為饒漱石再次鳴冤，其中有“請黨相信，我這時出來為饒‘鳴冤’，決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和等種種原因，長期分居”之語。

2004年6月4日，中組部一位副部長率中央紀委同志到陸璀家里答復她2001年4月的申訴信時，連稱“饒漱石同志”，并歷數了饒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

然而，那位副部長最后還是說：“可惜，他后來附和了高崗，反對了劉少奇同志，故原來的基本結論維持不變。”

晚年陸璀和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