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再生能源擴張的歐盟國家能源安全評估（結論部分）

【Energies 4月21日發布】

本研究在可再生能源持續擴張的背景下，對歐盟成員國的能源安全進行了全面評估。研究發現，盡管多數歐盟國家的能源安全已達到充分或中等水平，但尚無任何國家達到高水平能源安全。分析表明，能源安全不僅取決于能源來源的多樣化，還與能源政策的有效性、基礎設施現代化以及可再生能源技術創新密切相關。

本研究的一個關鍵發現是，歐盟國家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進程仍不均衡。

在分析期（2000至2021年）內，沒有任何歐盟國家在能源安全方面達到高水平，這表明在基礎設施、創新和政策協調方面仍需進一步改進。

雖然西歐和中歐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和波蘭）因能源多樣化和基礎設施建設較好而表現出相對較高的能源安全水平，但南歐和東歐國家（如烏克蘭、意大利和保加利亞）則面臨進口依賴和能源領域創新活躍度低等挑戰。這種差距表明，所有歐盟成員國有必要實施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以提升能源安全。

本研究還強調了創新在能源安全中的關鍵作用。結果顯示，能源安全指數較低通常與創新指標相關，表明在新興能源技術的開發和部署方面活躍性不足。這表明，增加研發投資以及促進政府、產業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對于加強歐盟能源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同時，要在創新能力較弱的國家加強能源部門創新，需要采取針對性的干預措施，以增強國家和歐盟層面的研發與部署（RD&D）能力。推動能源系統創新的關鍵機制之一，是有效利用歐盟范圍內的政策工具。

例如，“地平線歐洲”（Horizon Europe）計劃向研究與創新項目投入逾950億歐元，其中包括聚焦清潔能源技術的項目。同樣，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及“公正轉型機制”（Just Transition Mechanism）的資金流，為存在結構性能源劣勢的國家提供了關鍵財政支持，使這些國家能夠投資于智能電網、儲能系統以及下一代可再生能源技術。

為中東歐國家平等獲取此類資金機會提供便利，有助于加速歐盟內部創新能力趨同。此外，培育區域創新集群并促進跨境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將有助于促進知識交流，避免能源技術部署過于分散。通過歐洲專利局框架下的知識產權池化，增強專利合作，也能進一步放大各成員國在不同研發強度水平上的協同效應。

此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地緣政治背景凸顯了創新的戰略重要性，它不僅是現代化的工具，也是增強能源體系韌性的關鍵因素。擁有更強創新基礎設施的國家，能夠更快實現能源多樣化，減少對政治不穩定供應方的依賴，并更靈活地應對重大沖擊。因此，未來的能源安全評估，應更加明確地將創新政策的地緣政治維度及其在增強系統靈活性和自主性方面的作用納入考量。

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進一步凸顯了創新的重要戰略地位，它不僅是技術現代化手段，也是能源系統韌性的關鍵要素。俄羅斯是歐盟最大的外部能源供應國，其天然氣供應的中斷暴露了歐盟能源依賴的脆弱性。擁有更完善和創新生態系統的國家，能夠通過加速部署本土可再生能源、擴大儲能容量和投資電網現代化，來更靈活、更迅速地應對沖擊。德國憑借在太陽能和風能領域的先進技術和制度能力，在數月內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的并網水平并擴建了基礎設施。同樣，立陶宛得益于其在能源基礎設施創新方面的積極行動（例如克萊佩達 LNG 終端以及對智能電網的早期投資），在2022年中期前有效停止了進口俄羅斯天然氣。與此同時，創新潛力較弱的國家仍缺乏天然氣供暖和發電的替代方案，在適應新形勢方面面臨困難，并遭遇電網擁堵、儲能能力不足以及快速擴大清潔能源解決方案準備度低的問題。

在此情境下，強化能源安全需要綜合而多維的策略，不僅要涵蓋創新發展，還要包括基礎設施現代化、制度能力提升、有效的監管政策以及在地緣政治不穩定條件下的戰略規劃。主要方向包括能源來源多元化、分布式能源系統的發展、歐盟成員國之間互聯互通的完善，以及提高儲能備用容量。

此外，確保能源市場的靈活性同樣重要，具體措施包括需求側管理系統的數字化、平衡機制的發展以及可再生能源并網的深入。

從經濟角度看，擴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僅有助于提升能源獨立性，還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優先發展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和節能技術的國家，預計將獲得長期收益，包括減少碳排放、降低化石燃料進口依賴，以及提高能源市場的穩定性。

在為全球能源市場改革貢獻力量的同時，本研究也承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有待未來研究加以完善。具體而言，“凈零排放”概念的快速發展凸顯了比較人為排放與二氧化碳清除的重要性，以評估能源政策的有效性。缺乏二氧化碳清除的數據限制了指標范圍和“凈零排放”政策缺口的評估。因此，未來研究應探討將歐盟國家的能源政策與“凈零排放”要求對齊的路徑。此外，本研究僅關注特定類別（“可獲得性”“補償性”和“安全性”）中的有限指標，未來研究應在這些領域涵蓋更廣泛的指標。

進一步而言，更全面的討論應整合近期能源轉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洞見，尤其關注社會接受度和公眾信任在能源治理中的作用。這些維度已被公認為影響可再生能源項目成敗的決定性因素。雖然技術可行性和經濟效率仍是核心，但轉型的社會層面——包括公民的認知、參與和地方影響——已成為決定實施速度和范圍的關鍵因素。

眾多研究表明，公眾對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的反對往往并非針對可再生能源本身，而是源于缺乏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過程不透明或成本與收益分配不均等程序性不公。例如，Rosenbloom 指出，以自上而下、技術官僚方式推進的轉型更易在農村或弱勢社區引發抵制；Monyeia 等人則展示了在貧困和能源不安全背景下，公平和能源正義問題如何削弱公眾對低碳政策的支持。Myroshnychenko 等人的研究進一步說明，在多個歐盟國家，監管壁壘和缺乏協商機制嚴重阻礙了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創業和初創活動，導致能源政策目標與地方能力或參與意愿不匹配，尤其是在中東歐地區。因此，社會接受度不僅是“軟因素”，而是能源安全的戰略支柱，因為它直接影響轉型的節奏、空間分布與合法性。

此外，制度信任度低、治理結構分散化或長期存在環境不公的國家，更可能遭遇可再生能源部署的阻力，這種阻力可能表現為許可流程延遲、法律訴訟，甚至項目取消。

基于上述考慮，未來的能源安全與轉型準備度評估應將定性與定量指標結合，涵蓋能源與動力要素、依賴要素和政策要素，尤其應關注二氧化碳清除與“凈零排放”目標的進展監測。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探究歐盟金融機制對成員國創新潛力趨同的影響。將不同地緣政治和制度背景的國家納入研究，可更全面地把握能源系統脆弱性，并識別在全球性挑戰面前提高其穩定性的有效戰略。

編譯：李家豪（新能源部）

審校：孫桂林（新能源部）

編輯：李家豪（新能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