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來的一連串政策措施在沖擊世界秩序的同時讓美國長期塑造的軟實力面臨空前危機。許多昔日將美國視為“民主燈塔”的人，如今轉而失望地將美國視為“流氓超級大國”和“巨大的敲詐機器”。

美國何以至此？除了因為選舉民主未能帶來許多人期望的良政善治之外，一個直接原因是美國發展過程中造成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問題：那些有著強烈失落感、被剝奪感的群體不再相信建制派政治人物，錯把希望寄托在離經叛道的“局外人”特朗普身上。這無疑是病急亂投醫，卻警醒世人如果一個社會存在嚴重不公，勢必容易被反智的民粹主義裹挾。

僑居美國60余年的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歷史學家許倬云表示：“美國本來是一個還算平等的社會，但最近三十年來迅速變化，現在大概已經進入長程演變的第三個階段：貧富差異的程度加大，各階層之間彼此異化，已經無法逆轉……紅藍兩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顯著地表明了美國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國，兩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也已形同兩個世界。”這樣的后果是那些對未來一無指望的中下層美國人容易產生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情緒，進而釀成特朗普現象。

不少分析認為美國今日的嚴重貧富分化、嚴重階層固化問題始于1980年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因為新自由主義思潮崇尚自由競爭、減少政府監管，故容易讓那些競爭失敗者淪為底層。這當然是有道理。人類社會的進步離不開競爭，但只要有競爭，勢必會產生勝負和分化。

除此之外，全球化、自由貿易背景下的跨國公司離岸外包、產業轉移和科技進步，同樣會帶來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問題。因為跨國公司的離岸外包、產業轉移不可避免會讓相當一部分工作機會轉移海外，而科技進步意味著用更少的人力投入帶來更多的產出，自然而然會減少企業用工需求。

這樣說絕不是否定全球化、自由貿易合乎經濟規律的面向和科技進步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而是指出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事實：如果全球化、自由貿易、科技進步帶來的發展紅利未能公平惠及全民，勢必會造成那些利益受損群體的反彈。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有最多的超級富豪，有大批世界聞名的跨國公司，有一流的科學技術，但同樣有讓人絕望的貧富懸殊問題，大量底層民眾活在貧窮之中。美國問題根源在于內部治理失衡，在于分配不公，而不應該把責任轉嫁給外國。

通常來說，自由競爭、全球化、自由貿易、科技進步會整體增加人類的福祉，但如果國家治理缺乏公正、可持續的分配工作，其結果必然是極少數競爭勝出者、極少數跨國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極少數精英占有最大份額的人類福祉。這正是當今世界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只不過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美國格外突出。

人和人之間有分化是正常現象，強行追求絕對平等或平均主義只會適得其反，但貧富分化應該有合理限度。一個社會的進步當然離不開精英、富人、上層的作用，但精英、富人、上層只是整個社會的一小部分，在他們之外還有多數渴望美好生活、向往公平的中下階層。

無論怎么論述精英、富人、上層的作用，無論怎么強調自由競爭、全球化、自由貿易、科技進步的積極意義，只要一個社會出現少數人賺得盆滿缽滿而多數人看不到希望的兩極分化，都會埋下社會失衡、不穩的風險。社會是所有人共同生活的社會，只有公正協調不同群體的訴求，才能健康可持續，反之，如果長期忽略中下階層利益受損的事實，遲早會被中下階層的怒火反噬。

美國社會下層正在出現的一批將要永遠沉淪在貧窮無靠中的群眾……這些人滿腹憤怒，對未來一無指望……美國開國元老麥迪遜早就擔憂：如果社會底層大眾心有不滿，這一群知識程度較差的‘群眾’可能沖動之下，擁護出‘僭主’，憑借大位胡作非為。今日美國的情形，被麥迪遜不幸言中。

當然，特朗普是不是“僭主”還有待時間和人心檢驗，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一個社會長期被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問題困擾，時而久之，恐怕會陷入可怕的瘋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