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自特朗普去年七月遭受槍擊以來，馬斯克迅速向特朗普靠攏。他不僅提供了大量競選資金，還親自下場自稱“黑暗MAGA”為特朗普拉票。特朗普勝選后也投桃報李，讓馬斯克擔任政府效率部門（DOGE）事實上的領導人，負責削減官僚部門開支。馬斯克也以其一貫高調和極具爭議性的方式推進這一議程，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實質性停擺是其最主要的成果。

馬斯克的激進做法自然引起反對者的廣泛不滿。部分西方媒體趁機煽動輿論，試圖離間特朗普與馬斯克關系，同時隱晦地為暴力行為制造輿論空間，西方左翼民粹主義者們也在各類播客中表現出幸災樂禍的態度。事實證明，當暴力符合其意識形態愿景的時候，一向標榜進步的西方左翼也是喜歡利用暴力的。

隨著特斯拉及旗下相關公司的損失愈發嚴重，馬斯克宣布逐步退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事務參與。在近期關稅爭議中，馬斯克雖未直接批評特朗普，但已明顯表露對關稅政策的不滿。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馬斯克，與代表傳統保守主義的特朗普陣營，是在主流自由主義壓力下的策略性結盟。雙方雖在部分關鍵議題上存在一致性，但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始終存在。

正如斯蒂夫?班農早已指出馬斯克與MAGA群體之間終究不是一路人一樣，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本就分屬不同陣營，黑暗MAGA亦非真正的MAGA。

斯密與伯克的自由貿易理論差異

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在自由貿易等問題上的差異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這種差異根植于亞當?斯密和埃德蒙?伯克對自由貿易截然不同的理解。然而，受主流學術界系統性偏見的影響，大多數學者對這一關鍵問題缺乏足夠關注。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情況更為突出，不少經濟學專業出身的研究者甚至直接將斯密和伯克的觀點混為一談。

嚴格而言，這種混淆并非沒有出處。事實上第一個可能混淆兩者區別的人就是斯密自己。作為伯克的好友，斯密公開表示伯克與自己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具有相似的立場，這尤其體現在對重商主義和殖民地貿易限制的反對上。斯密的觀點大家應該非常熟悉，筆者在這里主要闡述一下伯克的理解。

伯克對自由貿易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其晚年所著的《關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細節》一文中。他指出，商品交換本質上是交易雙方相互約定的產物，相較于政府機構，交易雙方對自身需求有著更為清晰明確的認知。政府對于貿易的肆意干涉只會導致貿易的失敗。

“政府的最大用處是作為一種約束；除了在憤怒的環境下對激烈的投機加以抑制外，它對別人和自己都沒有什么約束。”這與斯密對市場自適應的論證具有明顯的相似性。伯克的這種觀點也是其早期反對美洲征稅的動機之一。與近代契約論者“無代表不納稅”的解釋不同，伯克認為征稅違背了建立英國殖民地是以經濟目的為基礎的傳統，加重了殖民地的不合理負擔。

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伯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與斯密的深層次不同。一方面，兩者的方法論不同。斯密的方法論建立在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基礎之上，其自由市場理論從本質而言，是一種以個體為出發點構建的規范性理論。在他的理論體系里，自由市場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社會關系被高度簡化為純粹的契約關系。用麥克弗森的話說，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是以“占有性個人主義”為基礎，其背后是17、18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投射。

在伯克的方法論中，自由貿易是歷史經驗的結果，個人生產能力的有限性意味著無論什么社會都有商品交換的需要。這種交換的具體形式及限度都不是抽象觀念的結果，而是民眾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的行為習慣。這種行為習慣是在共同體之內培育和成長的。換言之，自由貿易是英國歷史文化傳統自身塑形的結果。

另一方面，方法論的不同產生不同的落腳點。斯密的規范性理論無法擺脫對普遍性的渴望，試圖將自己的原則絕對化；伯克無時無刻將共同體心心念念掛在嘴邊，將之視為自由貿易的基石。這種差異幾乎可以在任何具體問題中發現。

兩者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細節差異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斯密從經濟效率角度反對殖民壟斷，認為自由貿易將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并不關心財富的增加是否會導致大英帝國的解體。伯克則從帝國憲政角度，將自由貿易視為英國歷史傳統的結果和維系殖民地情感的紐帶。這也是伯克在美洲革命中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英國本土政府率先違背了英國人的貿易習慣，殖民地民眾的反抗反而是捍衛英國歷史傳統的表現。

在東印度公司的問題上，伯克也認為是東印度公司作為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巨無霸，破壞了英國和印度傳統習俗。柯克在20世紀更為直截了當：“習慣和慣例是正義和自愿接受必要權威的堅實基礎；將抽象的權利要求推到形而上學的前提下，并試圖用完美的概念來管理聯邦，最終必須以利益對抗利益。”

在國家對自由貿易的干涉問題上，有一個更為顯著的例子。嚴格來說，斯密本人的觀點并未像其追隨者那般極端，例如在《國富論》中，他就曾以國家安全為依據，支持《航海法案》對自由貿易進行限制。問題是，斯密所采用的理性主義論證不接受這種特殊性的妥協。正如水在一標準大氣壓下沸點為100攝氏度一樣，理性主義也想要達到同等的普遍性。既然自由市場貿易是觀念中的理想狀態，對政府的有限容忍變成了拒絕政府對經濟事務的一切干預。

徹底的自由放任主義是斯密理論的必然結果。用熊彼得的話說，“斯密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提供了哲學基礎，但后來的門徒將這一邏輯推向了他未曾設想的絕對化境地。”愛爾蘭大饑荒是這種放任主義的極端表現。當時的英國政府不但拒絕對愛爾蘭饑荒進行干涉，甚至反對以慈善為目的向愛爾蘭捐獻糧食，認為這種慈善將會不必要地擾動市場的自我平衡能力。

伯克在國家干涉的問題上具有明顯的共同體本位傾向。事實上《關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細節》這篇文章本身就是為了反對完全無監管的市場對農業（特別是農民farmer）的負面影響。用伯克自己的話說，“至于較弱的資本，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判斷出，只要犯了什么小錯誤，它們就會進一步削弱、衰弱、喪失生產力，甚至可能完全毀滅。” 當自由市場失靈威脅共同體存續時，國家有義務在諸如國家安全、嚴重饑荒等情況下實施干預。

馬斯克與特朗普的策略性結盟

對斯密和伯克的分析，有助于建立對自由意志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的正確分析框架。兩者思想史的裂痕，在當代政治實踐中被馬斯克與特朗普的策略聯盟具象化。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強調過，對今日進步自由主義的不滿是自由意志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策略性結盟的客觀原因。在自由意志主義看來，進步自由主義是一種霸權，它拒絕除了進步自由主義之外的一切選擇，是對絕對自由的威脅。在傳統保守主義看來，進步自由主義損害了共同體的內部凝聚力，前政治忠誠的喪失將導致社會的自我瓦解。在具體議題上，傳統保守主義是聯盟中強勢的一方，對議程具有更強的控制力。

削減聯邦政府開支是兩者最能夠達成一致的問題。這是特朗普將這一問題交由馬斯克處理的底層原因。自由意志主義將其視為實現諾奇克最小政府的政治實踐，減少進步自由主義利用國家機器對社會和市場進行不必要干涉。在傳統保守主義看來，這是打擊 “深層政府”的一部分，扭轉自由主義對國家機器的深度控制；也是恢復美國財政平衡的必要內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馬斯克的削減開支項目更多針對的是符合保守派議程需要的機構。從教育部到國務院再到衛生部，馬斯克在高調行事的同時卻很少對移民局這樣負責控制非法移民的機構發表太多看法，廢除國際開發署是典型的表現。這些機構高度依賴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民主黨最堅定的支持者。

反對多元主義是另一個兩者暫時一致的問題。兩者都認為，進步自由主義對多元主義的支持已事實上演變為一定程度的過度干涉，正在將自己的標準強制施加在所有人身上。這種干涉甚至滲透到企業的日常管理之中，要求企業強制實行諸如生態、DEI等各種標準。這引發了馬斯克對政府過度干涉企業運行和言論自由缺失的不滿。但馬斯克的目標只在于恢復 “言論自由絕對主義” 的狀態，而保守派則試圖更進一步，反過來摧毀自由主義霸權話語。這也是為何特朗普對企業監管的放松更多集中在傳統產業的原因。

兩者的共同點還有很多，筆者不一一列舉。問題是，這些共同點無法掩蓋兩者對共同體和個人之間的本質性認知分歧。幾個月前，馬斯克對限制H1B簽證的批評，已然暴露了這種分歧。在自由意志主義者構建的形而上學世界里，國家并不具有存在的必然性。馬斯克反對的是進步自由主義霸權，而不是人員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特斯拉中國工廠就是這一想法的具象化。

在特朗普宣布征收報復性關稅后，這一沖突進一步顯現出來。用最簡單的話說，自由意志主義的理想圖景，是一個絕對意志得以無限延展的領域，個體行動不受任何外在桎梏。馬斯克日益轉向共和黨的契機就是疫情期間廣泛封鎖政策禁錮了人身自由。關稅戰爭強化了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壁壘，嚴重阻礙了個人意志的選擇，甚至有重新回到重商主義的嫌疑。這自然激起了馬斯克的明顯不滿。

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自由意志主義者在聯盟中的從屬地位。馬斯克既沒有直接批評特朗普，也沒有完全否定與中國的關稅戰爭，他轉而強調構建美歐自由貿易，避免過分刺激傳統保守主義者。

分析馬斯克和特朗普究竟何時才會分道揚鑣是高度不確定的事情。尤其是考慮到兩個人極具爭議性的性格，任何微小的摩擦都可能會演變為嚴重的爭吵。但從結構上看，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的結盟尚未崩潰，兩者依舊需要合作對抗進步自由主義的影響。并且從相當長一段時間看，自由意志主義沒有辦法成為單獨的政治贏家，它必須依賴特定的政治聯盟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只要基本態勢還沒有發生變化，即便被中文互聯網戲稱為 “常務副皇帝”的馬斯克與特朗普分道揚鑣，也會有新的人物代表自由意志主義與特朗普繼續結盟。

黑暗啟蒙與MAGA的分歧未來

如果說斯密和伯克代表過去，馬斯克和特朗普代表現在，那么黑暗啟蒙和MAGA可能代表了自由意志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在未來的差異。

黑暗啟蒙是21世紀初由尼克·蘭德提出的一種后自由主義時代的自由意志主義設想。這套設想深受法國當代哲學的影響，或者更準確地說，受到激進左翼的影響，試圖將技術發展與自由意志主義的核心觀念聯合在一起，其結果就是以技術為主導的無政府主義和反平等主義。（關于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請看之前文章《尼克蘭德，另類右翼與黑暗硅谷的啟示》）

在無政府主義方面，黑暗啟蒙主張以“企業主權”替代國家主權，將世界變成相互競爭的私營公司。馬斯克的火星社會計劃可以視為這種想法的具像表現。為了實現這種未來的無政府世界，必須充分利用從加密貨幣到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事物，解構主權國家的頑固性。

在反平等主義方面，黑暗啟蒙一方面以人類內部的實質性差異為由，剝奪了“低智商群體”的發言權利；某些激進分子甚至主張通過基因編輯和神經增強技術，進一步拉開不同群體的差異，建立所謂的“超人類封建主義”。另一方面，其他黑暗啟蒙的支持者試圖構建一個以人工智能作為絕對主導的未來世界，由非人類智能作為人類社會的終極裁判者。

傳統保守主義尚未提出一整套后自由主義時代的方案，但以MAGA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者顯然不會接受黑暗啟蒙的未來狂想曲。這與其捍衛傳統和恢復本土主義的主張，即便不是南轅北轍，也是缺乏相似之處。自由意志主義的未來世界，非但沒有為歷史和傳統提供必要的地位，反而將人進行進一步的解構和還原。

更為重要的是，黑暗啟蒙雖以反啟蒙為名，其內核卻仍深陷理性主義的泥沼。黑暗啟蒙的未來圖景本質上是用一個人的意志壓倒所有人的意志，或者是用AI徹底湮滅個人意志本身。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思路只是小小的二律背反，它沒有擺脫啟蒙時代以來將人類社會徹底工具理性化的企圖。或者更明確地說，它延續了啟蒙主義對理性的狂熱想象，試圖將人類社會變成可重復的實驗結果。傳統保守主義絕對無法接受這種更為糟糕的未來。這不再是人異化為機器的問題，而是異化的人淪為機器附庸的問題。

黑暗啟蒙的未來圖景是以班農為代表的MAGA主義者始終高呼警惕馬斯克，警惕科技寡頭，警惕自由意志主義的原因。馬斯克的黑暗MAGA口號非常具有迷惑性，似乎自由意志主義也成為了MAGA運動的一部分。問題是，正如筆者在文章第二部分指出的那樣，馬斯克只是策略性盟友，而非MAGA自家人。若放任黑暗MAGA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傳統保守主義有再次陷入別子為宗的風險。

新保守主義的興衰便是警示。上世紀七十年代，正是以柯克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者在急需盟友的情況下，將新保守主義引入到保守主義陣營之中。他一度將這種擴展視為保守主義對知識分子吸引力的擴張。（見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總復仇的開始》）

從今天看，這種結果是災難性的。這群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世界圖景中，同樣缺失傳統保守主義所珍視的基本觀念。這也成為傳統保守主義在近數十年間，在各類議題上不斷做出退讓的重要原因。以特朗普為代表的MAGA主義，通過八年時間才將新保守主義邊緣化，驅逐回主流自由主義。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黑暗MAGA及其背后的黑暗啟蒙是必須警惕的盟友。

從斯密與伯克對自由貿易的不同理解，到馬斯克與特朗普的策略性結盟，再到黑暗啟蒙與MAGA的未來差異，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之間始終存在著復雜且微妙的關系。他們因對進步自由主義的不滿而走到一起，但在核心價值觀、對共同體與個人的認知以及未來愿景等方面分歧明顯。

在這場聯盟博弈中，無論是自由意志主義的理性僭越，還是傳統保守主義的歷史執念，最終都將在權力結構的重力場中暴露出自身的脆弱性。至于真正的結果，唯有歷史才會給予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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