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那會兒，有個叫王范的老革命，日子過得真是讓人唏噓。他本來是個大人物，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結果一夜之間被連降10級，直接從高級干部變成了基層干活的。

9年后，也就是1967年，他在絕望中留下一封絕命信，用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事兒聽起來就挺震撼的，一個為革命奮斗了大半輩子的人，怎么就走到這一步了呢？

從窮小子到革命英雄

王范，1905年6月16日生在江蘇如東一個窮得叮當響的佃農家里。家里窮得連飯都吃不上，但他爹媽硬是咬牙在1915年把他送去私塾讀書。

這小子腦子好使，讀了不少書，經史子集都挺熟。可惜好景不長，1917年家里實在掏不出學費了，12歲的他只能輟學回家干農活。放牛、割草，啥活兒都干，鄉里鄉親都夸他勤快又機靈。

1926年，共產黨在全國招人，一個化名“教書先生”的黨員跑到如東。王范跟他聊學問，慢慢被革命思想洗腦了。同年11月，在一個叫王盈朝的人介紹下，他入了黨，從此走上了革命路。

1928年春天，他在江蘇如皋西鄉搞了個“五一”農民暴動，想帶著農民跟地主干一仗。可惜沒經驗，暴動沒多久就被鎮壓了，他只能轉到地下活動。

1930年，紅十四軍吃了敗仗，王范跑去上海，化名張云飛，混進了四馬路巡捕房當巡捕，暗地里接著干革命。1931年11月，他當上了巡捕房地下黨支部書記，組織了不少秘密行動。

這家伙膽子大，心思細，有次還裝扮成普通人潛進妓院，手拿斧頭直接干掉一個叛徒，震得敵人一愣一愣的。中央特科都夸他“立場堅定”，挺牛的評價。

1932年4月，黨內出了叛徒，他暴露被抓。在法庭上，他硬氣得很，死不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敵人拿不出硬證據，只好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判了他10年，關進南京陸軍監獄。獄里苦得很，但他咬牙挺住了，沒吐半個字。

1937年抗戰爆發，八路軍辦事處出面交涉，他被放了出來。之后經過李克農審查，他改名叫王凡，去了延安。他先在中央黨校學了半年，1938年4月被派到陜甘寧邊區保安處當偵察科長，后來升副處長。他干的是鋤奸的活兒，專門抓敵特。

1940年，他逮住個軍統特務沈之岳，這家伙打算刺殺毛主席和周總理。王范審訊時眼睛跟刀子似的，一條條戳穿沈之岳的謊話，最后逼得他全招了，保住了黨中央的安全。

這事兒讓他名聲大噪，得了個“鋤奸模范”的稱號。毛主席還在會上點名表揚：“這個王凡，可以評個‘鋤奸模范’嘛。”

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他被派到東北，先在熱河省公安廳當廳長，后來又干了冀察熱遼行署公安總局局長，忙著剿匪保平安。

1948年12月，他回中央社會部干活。1949年北平解放，他負責警衛工作，親自開車在前頭開道，確保毛主席和黨中央安全進城。

之后他又去了華東，1955年當上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干得風生水起，還破了個“反共救國軍”的案子，為上海穩定立了大功。這一路走來，他真是拼了命地為革命干活。

1958年為啥被連降10級？

1958年，反右運動搞得全國烏煙瘴氣，說是要清黨內“右傾”思想，結果弄得人人自危。王范那時候是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性格直，嘴上沒把門的。

他在一次會上當著大家的面，說運動有點過了，不能瞎搞擴大化，得實事求是。這話聽著是為黨好，可在當時那環境下，有些領導聽著就不舒服了，覺得他這是“右傾”“立場不穩”，直接把他當靶子批。

沒多久，上海市委就下了決定，說是對他“調職、不作處分”，把他從檢察長位子上擼下來，扔到上海縣七一人民公社當工業部副部長兼黨委副書記。

這一下職級掉了10級，從高干變成基層干部，跟天上掉地下似的。公社在上海郊外，條件差得要命，他住的就一間土坯房，里頭就一張破床和一張爛桌子。

在公社干活，他每天早上扛著鋤頭走好幾里地去田里，跟社員一塊兒翻地、種莊稼。夏天太陽毒，他戴個草帽遮著；冬天冷得刺骨，他就裹著舊棉襖搬東西。

活兒再苦他也不吭聲，還老幫社員干這干那。可心里那股憋屈是跑不掉的，他好幾次給組織寫信申訴，結果都沒回音。晚上他就點著油燈發呆，手里攥著筆也不知道寫啥。

這事兒后來傳到毛主席耳朵里，他氣得拍桌子。1956年毛主席去上海時見過王范，管他叫“紅色包打聽”，對他抓特務的事印象深得很。聽說王范被這么搞，毛主席直接說：“胡鬧！我要親自過問！”

他讓人查這事，覺得王范是被冤枉了。中央一插手，上海市委不得不重新看這案子，最后承認是搞錯了。1960年6月，王范被調到上海閔行區當區長兼體委主任，總算回了領導崗位。

9年后為啥吞槍自盡？

1960年，王范在閔行區干得挺賣力，帶著大家修水利、搞經濟，走遍了鄉下，筆記本上全是老百姓的事兒。

1962年7月，他又調到江蘇省體委當主任，忙著推體育事業，親自去基層指導訓練，還搞了全省運動會，挺有成績的。

可好日子沒過幾年，1966年特殊時期來了，全國亂成一鍋粥。好多老革命都被扣上“走資派”或者“反革命”的帽子挨斗。

王范那時候60多歲了，也沒躲過去。他1958年那段“右傾”的歷史被翻出來，又成了靶子。1967年初，南京街頭全是紅旗和標語，他家里卻老有人來找茬批他。

1967年1月12日，他在南京家里用配槍自殺了。那天早上，他坐在書桌前，桌上放著黨章和一堆文件。

他寫了封絕命信，字寫得抖，可意思很硬：“我跟黨走了41年，從未有負于組織，我盡了最后的努力，現在只能灑盡最后的熱血，為黨盡忠。”

寫完他把信裝進信封，寫上“毛主席親啟”，然后拿起那把跟了他多年的槍，對著自己開了火。槍聲一響，鄰居跑來看，他已經倒下了，信紙散了一地。

他這一死，南京那邊炸了鍋。他的遺體草草埋在郊外一個沒名字的墓地，家里人哭得不行，可也不敢多說啥。

到了1978年4月，江蘇省委給他平了反，說他為革命貢獻大，把他寫進了黨史，算是個遲來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