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在“澎湃問吧”開過一個欄目，在線對話為什么讀書、讀什么書、如何讀書。在短短兩周多時間里，涌來五六百個提問，而其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則是讀書究竟應該“專”還是“博”。很多人似乎既想要成為一個“淵博的人”（這在我們社會仍是個很高級的稱號），又害怕涉獵龐雜，無法將一門知識鉆深吃透，最終一無所獲。

這雖然是個偽問題，但就我所知，這確實曾經(jīng)困擾過許多人——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我雖然從小偏好文科，但在文史哲內(nèi)部，卻興趣極為廣泛：小時候是古典文學打基礎，近現(xiàn)代小說也讀了一堆，中學時也曾是“文學少年”，自己嘗試填詩作詞、寫散文小說；此外，我還深信“文史不分家”，對歷史也一向沉迷，上大學后又漸漸意識到很多歷史現(xiàn)象僅憑史學理論本身無法解釋，于是又順藤摸瓜去找了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乃至心理學的書來讀。

我當時的知交張暉則全然是另一種類型：他自高中矢志于學，一直有著明確的目標。他極少讀現(xiàn)代文學，除了偶爾練筆填詞，也不事創(chuàng)作；對歷史、哲學等領域，如果相關，他也會翻翻，但始終不離開自己關注的核心，那就是古典文學。

如果說我讀書是“順藤摸瓜”式地延伸出去，那他可則說是“竭澤而漁”的方式：專注而窮盡地搜求材料，在高中時他就盡一切可能地購入自己感興趣的紅學研究資料，以及俞平伯、錢鐘書的著作和相關材料，也正因此，他后來才能在進大學不久就指出《俞平伯全集》尚有佚作未收錄，并在大三就完成《龍榆生先生年譜》這一被學界贊譽的論著。

《龍榆生先生年譜》，張暉著，學林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增訂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這種差異，無疑與我們各自的秉性有關，也是當時我們切磋時就深深意識到的。高中畢業(yè)之際，他去南京，我去廈門，彼此叮囑看到什么好書，記得為對方留意（我們對彼此家里的藏書都早已了然于胸），但他笑了笑說：“這對你容易，對我可難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感興趣的東西太多了，我不知道幫你買什么書好。

英國思想史學者以賽亞·伯林曾在其名作“刺猬與狐貍”中，引用古希臘諺語“狐貍多機巧，刺猬僅一招”，將不同的思想家、作家劃分為兩類：狐貍興趣多元，注重萬物之復雜與聯(lián)結，偏向“淵博”一端；而刺猬卻致力于尋求唯一的真知，以不變應萬變，崇尚專精。

就此而言，我是“狐貍”，而張暉是“刺猬”。類似的話，章學誠也說過：“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某種程度上說，這兩種不同的閱讀方式，或許本身就是我們自身秉性的合理化。

但事情并不就此告終。在我們長久的討論中，我們都發(fā)現(xiàn)了自身的問題所在：我很早就意識到，他因其專注而能闡幽發(fā)微，而我所追求的廣博，如不收斂，最終可能散漫無歸——這也是他作為諍友當面提出過的。

只是到了大學之后，他得償所愿，主攻古典文學，很快聲名鵲起，而我誤打誤撞去讀了與自己興趣完全不相干的專業(yè)，術業(yè)無專攻，也就愈發(fā)順水漂了。他那時每次見面總勸我讀研，我自嘲現(xiàn)在是野狐禪，只由著自己的興趣讀書，他以一貫的犀利毫不客氣地說：“確實你不在學界中，這也無可厚非，但你到五十歲也這樣？”

以賽亞·伯林根據(jù)古希臘諺語，將不同氣質(zhì)的知識分子分為狐貍、刺猬兩大類

那時讀到伯林這段文字，我也感覺那個“想當刺猬的狐貍”就像是我自己：

他無論怎么說，都不曾有個整體之見；他不是、他根本不是刺猬；他所見者不是一，而是多，他那苦執(zhí)困心、逃無可逃、不屈不撓、穿透一切而令他瘋狂的清明眼光，看到的是一個比一個細微、一個個充滿個性的許多事物。

我那時的困境，甚至還不僅是“怎樣讀書”，還包含著自我懷疑的“為什么要讀書”。在無法向外人道的困苦中，閱讀對我而言既是救贖也是泥沼。

確實，我也逼著自己讀了不少，但卻失去了方向，固然積累了不少材料，然而怎樣在這積累中找到脈絡和線索，讓它們勾連起來稍具形狀，則無人可以告訴我。那時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一個危險的境地：如果沒有真正深入到具體的理路和論述中去，會發(fā)現(xiàn)宏大的談論并不能帶來新知。

張暉的路徑則相反，他是專深多年，直到去香港讀博，才感受到轉(zhuǎn)型的痛苦。那時本來南京大學想挽留他下來編撰《全清詞》，但他致力詞學多年，愈發(fā)看見其窄小，有次和我當面感慨“難怪前人說‘詞是小道’”，因而他堅拒了母校挽留，想拓展自我的視野，看到更開闊的世界。

然而此時，他深感痛苦與挫敗，因為這個轉(zhuǎn)變遠比自己設想的更為艱難。要從詞學進入詩學、古典文學，乃至普遍意義上的“文學”，這里每一層都有不同的梯度。當然他已有了扎實的基礎，但轉(zhuǎn)變?nèi)匀徊皇琼樌沓烧碌模驗檫@涉及到范式上的轉(zhuǎn)變，有時甚至導向?qū)ψ约涸辛晳T的全面質(zhì)疑。

多年后他和我說，后悔自己少年時過于專深，其實那時應當博涉群書一點——他竟然也變成了一個“想成為狐貍的刺猬”。在方法上，他首先意識到了自己原先那種“竭澤而漁”的專深閱讀方式會陷入兩難：一是，材料可能是無窮盡的；二是，如果窮盡了，怎么辦？更有甚者，有時如果不轉(zhuǎn)變視角，根本就無法發(fā)現(xiàn)“材料”。

使他焦慮的另一點是：如果沿著老輩的道路繼續(xù)向前走下去，那么最多也只是把他們開辟的道路走得更往前一點，卻未必能開辟新路，照此舊徑攀爬，如何才能超越他們？當然，和我不同的是，他說到底是認為“成為狐貍，才能更好地成為刺猬”，著眼點畢竟仍在后者。

學者張暉之墓，銘文“他曾真正活過”取自我的悼文，這是今年他夫人張霖祭奠時的照片，墓前并排放著的是他們兩人各自的著作

當他以三十六歲的英年早逝，我在漫長的追思中，逐漸看清了我們從少年時代以來走過的道路：如果最初我們都是“循性為學”，那么后來也都不約而同走向“矯性為學”，也就是說，意識到自己秉性與治學中存在的問題，有意識地去矯正它。

雖然前些年也有朋友忠告我：“經(jīng)濟學是你知識結構中的一大缺口，如果補上，會很有助于你深入觀察社會。”無疑我也很清楚，這些年經(jīng)濟學話語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滲透越發(fā)強勢，但這兩年我愈發(fā)意識到人的精力終究有限，不得不稍稍收縮戰(zhàn)線，更聚焦于自己感興趣的問題。

當然，不同的人對這必定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據(jù)說金庸在北大演講時，當被問及怎樣才能寫好小說時，他反復強調(diào)“一定要多讀書，要成為一個雜家”，因為他覺得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才“好看”。

蘇珊·桑塔格也從評論家的角度說過：“我的胃口很大，興趣廣泛，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美食家。就隨筆而言，我喜歡寫些我欽佩的東西。我欽佩的東西數(shù)量眾多，如果它們未被充分寫過，我愿意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認為我無需在苦行與熱切之間做出選擇。”也就是說，在她看來，“評論”本身類似于西方古典傳統(tǒng)中的“博雅”，本身應基于廣博的興趣而生發(fā)。

這兩者確實不必然對立。宋史前輩鄧廣銘先生在談論治學時，也強調(diào)“第一就是要博”，然而他所說的博卻是指“專業(yè)定下來后，在本專業(yè)領域內(nèi)的博”——這看起來是“專深”的另一種說法，只是用以反對瑣碎割裂的治學之道。

唐史學者陸揚則道出了另一重境界：“如果史學工作者也可以分為狐貍和刺猬兩個類型，本人無疑屬于后者，也就是說只能在一個縮得很小的范圍內(nèi)進行聚焦式的工作。不過我讀到過一個立陶宛的創(chuàng)始傳說，里面提到說上帝一開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還大，多虧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縮小到和天宇相稱。由此可見，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雖然被縮小了，卻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在這里，他其實改變了爭論的界定，轉(zhuǎn)而強調(diào)“小就是大”，鑒于學術分科之下，每個領域都有無數(shù)門道，也許每個刺猬都多多少少有這樣的想法。

多年前的一張照片，可能是張暉給我拍的，在北京。當時手里讀的是史華慈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這些年來，我曾聽很多朋友說，倒是羨慕像我這樣可以自由地閱讀，而他們苦于學術分科的職業(yè)化，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啃一些其實自己并不喜歡的本專業(yè)書籍。

當然，閱讀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行為，如欲有所發(fā)現(xiàn)，原本也早就不像古典人文時代那樣，僅憑自己“喜歡”就可以了。但現(xiàn)在的學術分科之深也是事實，就像《北美中國學》中所說的那樣，研究上古史與近代史的學者可能從來不會看彼此的成果，甚至不覺得對方是自己同行。

我一度向一位專治近代史的學者提起李峰的《西周的滅亡》寫得好，得到一個尚屬積極的答復：“是嗎？倒是從來沒讀過先秦史的，我找來換換腦子也好。”也許只有我這樣的外行才把“歷史學”看作是一個統(tǒng)一的門類。

在這樣一個遍地是刺猬的時代，狐貍式的閱讀方式很可能會被譏為“一英里寬，但只有一英寸深”；但就像幾十年前美國大學教育的職業(yè)化激發(fā)了通識教育一樣，當下知識共同體的內(nèi)部分裂也有必要倡導一下公共閱讀。

在學術史上，有不少重大變革倒是來自跨學科的“異花授粉”，最出名的無疑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它幾乎從一開始就漫溢出生物學的邊界，對各個領域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有時是不幸的影響，諸如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對人類學研究產(chǎn)生很大沖擊的《寫文化》一書，不少作者其實原本是搞文學評論的。

對條塊分割嚴重的國內(nèi)學界來說，也許雜交、對話更有其必要。這可以使人們從本專業(yè)的洞穴中抬起頭來，體驗更廣闊的時空與現(xiàn)實，促進不同領域的交流對話，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話說，“從根本上來說，閱讀行為可能是一次謹慎有度的人類解放和啟蒙”。

我相信，狐貍與刺猬最終可以殊途同歸。要有所創(chuàng)見與發(fā)現(xiàn)，最重要的是積累。沒有積累的靈感與聰明，很快將耗盡而無后勁；而那些乍看靈光一閃的創(chuàng)見，其實也無不因深厚的積累而來——在發(fā)明創(chuàng)造上，術語稱之為“前置技術”。

個人或許還有自己都無法解釋的突發(fā)靈感，但如果是一生成就、一門學科、一個社會，則其發(fā)展恐怕沒有跳躍性可言。這也就是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有些頂尖學者的學術成就會讓人絕望，因為差距并不是他偶然寫出了一篇比你更好的論文，而是你和人家之間差著許多年的積累。

從這一點上來說，“博”與“專”的對立是虛假的，真正的關鍵在于，這些知識是否有積累，彼此之間是否產(chǎn)生了結構性關聯(lián)，借用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話說，“端賴于看出聯(lián)系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that consists in seeing connections）。如果沒有積累和關聯(lián)，那么再多的知識也只是一堆五顏六色的海洋球。

問題是，怎樣才能有意識地積累知識？這樣的問題意識，本身就是在閱讀、在閱歷中涌現(xiàn)的，它是過程的產(chǎn)物，而不是先有了它才開始閱讀。正因此，閱讀應當帶來思考，而不能帶來思考的閱讀，只不過是一種拜物教。

每一次知識領域的范式轉(zhuǎn)型，常常未必是后來者積累了更多東西，而是領先者所積累的東西，忽然之間變得過時乃至沒有意義了，率先擁有新意識的后者，就此捕捉到了機會。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不論是哪一種閱讀方式，都可以通向全新的視野。托爾金曾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云游的人并非都迷失方向。”（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閱讀也是一次云游，但要發(fā)現(xiàn)點什么，僅僅云游是不夠的，而這最終，是為了通向一種智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