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所言的“五四”或者五四運動是“大五四”的范疇，指大致從1911年開始，至1927年前后，持續近二十年的那些相關聯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其關鍵詞“地方視野”和“政治變遷”（更精確的說法可稱之為“長程革命”）和圍繞它們的研究思考在緒論里有詳細展開。不過從“史料形成”來說，緒論更多呈現我在2019年前的想法（當然做了補充并使其更清晰），本書成形的過程和近五年的一些思考需要在這篇自序里略作交代。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辛亥革命，討論辛亥革命與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的互動，大致屬于政治社會史的范疇，2007年完成答辯稿。200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不久會有修訂本上市）。2017年，我出版了《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和《花落春仍在：20世紀前期中國的困境與新路》。兩本書都大致屬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疇，其中一些章節是第一本書的拓展和順著第一本書的思考，另一些章節則對五四已有一定的涉及和關注。

就本書而言，它的寫作由四個機緣促成。

第一個機緣是2009年正逢五四運動90周年。蒙羅志田老師不棄，給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后生以機會，參加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紀念盛會。當時我的研究頗“自限”，定位為清末民初那段歷史。五四屬于沒有積累，不敢進入的領域。而且手邊還有清末民國教科書、現代國家觀念普及和江南讀書人的社會流動等題目要做（形成的書稿至今還在文件夾中）。可以說，沒有羅老師的關愛和督促，我是斷然不敢“跨”出這一步。猶記得當時留校不到兩年，工作同時要參加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外語培訓，準備赴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參會文章是在上課、培訓之余一點點擠出來的。打字打到眼睛酸澀時，常會望一望復旦涼城老家窗外的樹影，雖然勞累但心情愉快，產出的作品就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再思——以“轉型時代”（1895—1925）學生生活史為例》。這篇文章是我進入“五四”研究的開始，所以若以“十年磨一劍”比喻，劍的質量如何由讀者評判，磨劍確實已超過十年。

第二個機緣是2015年王家范先生在“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討論會上的發言。先生無論是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發展，還是對我個人的成長都有特別重要的意義。2015年的發言是先生給予我眾多深刻啟發中的一個。在這個發言中先生雖以“門外談”自謙，但基本奠定了日后我從事這一題目的大方向。那就是：

新文化運動，是個全國性的題目，是牽動中國社會走向的大局性題目，談的都是大思想、大人物、大趨勢。作為讀者，我常想到，像這樣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樣一種驚天動地的新思潮，除對大城市外，對于中國大多數基層民眾、廣大鄉村和市鎮的人群，究竟產生過多大的影響？似乎這類題目還比較少見。

對此先生提示要注意那些地方讀書人，比起生產“新思想”的少數“精英”，他們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大眾”，常常被研究者遺落在“底層”。因此要“細分地區、時段以及各類不同性格的人群，做些具體細致分析”。

第三個機緣是2014年、2019年兩次到臺灣訪學、參會。2014年，王汎森老師予我機會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當時老師正承擔“院務”，極繁忙，但多次撥冗，讓我有幸能充分聆教。老師議論的范圍極其廣泛，大到明清變局、轉型時代，小到學界掌故、學人評點。其中我記憶猶深的是老師不經意的一句話：“我每天臨睡前的消遣，是讀十幾頁鄧之誠日記的影印件。”以字跡難辨的鄧氏日記為“消遣”，老師的學如海深可略窺之。2019年，老師又邀請我參加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上的所見所聞對我的“五四”研究又有不小的推動。兩次在臺期間，陳熙遠、王鴻泰、巫仁恕等老師對我亦多有指點、幫助，張羅瑣事、操辦講座、邀請餐敘不一而足，實感之念之。正是依托這樣的訪學環境。本書的不少材料就得自郭廷以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等處的豐富收藏。本書第一章更是伴隨著南港淅淅瀝瀝的熱帶雨聲完成的。

第四個機緣是自2016年起，蒙王奇生老師、高波兄、袁一丹女史等抬愛，多次到北京參加由他們發起、主持的工作坊、討論會。會上常有以往我不熟悉的研究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國民黨史的優秀學者，也多有社會學、政治學、近現代文學的相關優秀學者，這樣的參與對我研究的提升大有幫助。本書第二、三、五章的初稿就是在這些場合得到了最初的批評和指正。

由此，本書是我博士學位論文研究進一步“順流而下”的產物，也是由若干機緣所推動的產物。若定位于當下，則本書在“地方視野”和“長程革命”下關注的大問題是20世紀的中國革命。近年來革命史研究一方面是“熱”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冷”的。“熱”的一面多有文章、綜述可以發見，不必贅述。“冷”的一面則可以稍談談個人觀感。比如2021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據熟悉的雜志編輯說組稿已相當不容易。2023年是“二次革命”110周年，全國更是幾無相關的學術討論會。這種“冷”與“熱”的對比背后，其緣故仍是在：20世紀中國革命被研究者切割得太細碎，不把它看作一個連續性過程（即“長程革命”），而是過于按照政治力量的分野來條條塊塊地做研究，稍忽視革命的動力、氛圍、環境、心態由各種政治力量共同催生，可以在整體史的觀照里做更多推進。

若具體到五四，情況就更為特殊。特殊表現在五四運動是不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仍然“需要討論”。數十年來史學變遷的結果是多以“啟蒙”“文藝復興”等主題詞討論五四運動，而淡忘了為何五四運動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轉捩點。一些“五四”研究是沒有“父母”的，其所討論的人物似乎只參與了五四運動，既沒有參與過辛亥革命，也沒有參與過“二次革命”；也是沒有“子女”的，其淡忘了正因為五四運動是20世紀中國革命環環相扣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之后歷次革命的醞釀和展開，反而認為之后的歷次革命背離了五四運動的宗旨和目標，令其戛然而止；是沒有“柴米油鹽”，只有“風花雪月”的，其認為改變中國的貧弱狀態不需要激烈的行動，不需要奮起救亡，只需要優雅地發議論、寫文章、出思想就可以了。

正是由于本書關注的問題是20世紀中國革命，而革命的主體大多是那個時代尋找自己出路和時代出路的青年。因此在寫作過程中，我特別在乎的是能思考當時青年的思考，體會當時青年的處境。隨著自己年齒增長，這樣的思考和理解雖然變得越來越難，但有兩個理由讓我要做此努力。

一個理由是學界目前好講“普通人”的歷史、“失語者”的歷史，這當然大致不錯，也涌現了不少優秀作品。但這樣的潮流和風氣也帶來一個問題——誰又不普通呢？有的人即使日后成為著名人物，如史學家錢穆，他也有“微時”，也有“默默無聞”之時。同時有的人年輕時雖然風光無限，煊赫順遂于一時，但到中年卻經受挫折，在人生后半程飽嘗坎坷，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普通”？因此，怎么講一個人的“微時”與“默默無聞”之時，又怎么講一個人從意氣風發到失意頹唐，一個人和一群人的青年時代都是合適的切入點。

另一個理由是目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我熟悉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一些作品僅僅在做，并全力以赴地去做胡適的代言人、吳宓的同情兄、徐志摩的八卦愛好者。如此“做法”當然能夠提供一些談資，譜寫一些心曲，滿足一些想象，但離那個時代的基本人群和基本特征就有一些“隔”，以致字里行間常常對青年是“板起面孔”來的，是很有些“說教”味道的。

不錯，歷史研究確實重要的是“理解”，需要和歷史人物“處同一境界”。但這樣的理解不能只去理解那些精英，“處同一境界”的目的不是幻想“長大后我就成了你”。不那么“高看”自己，把胡適等人當作“普通人”來研究，盡量戒除文字中的“說教”味道（雖然未必可免），是我對自己的戒律。

在這樣的戒律下，本書一共分為八章。

第一章討論五四運動在江浙地方社會的拓展。以往討論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對其如何經由各種渠道“下行”到各個地方，“下行”過程中新文化的主要受眾為誰，在“下行”的過程中新文化如何改變了地方社會尤其是地方社會中讀書人的生活，都關注不多，這一章即在此向度上展示“地方視野”對于五四研究的意義所在。

第二章討論五四運動“下行”至地方社會時，受其影響甚大的一個讀書人群類——“地方老新黨”的生命史。這些“地方老新黨”與五四的互動可以形容為“人生中途突遇碰撞”，即讓他們生命史劇烈變動的起點在晚清，五四到來他們繼續面臨劇烈變動，五四之后，劇烈變動仍在持續，一直延展到國民革命，延展到抗日戰爭，延展到解放戰爭。因此這批人一生中最大的感受之一可能就是“進退失據”，想跟上時代潮流卻又難以跟上，想抓住上升之階卻又基本落空，因此無論是談地方視野，還是談長程革命，這群人的經歷和心境都是復雜且豐富的例證，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何為“地方”的反應，何為身處“變遷”之中。

第三章和第四章則是討論五四運動“下行”至地方社會時，受其影響甚大的另一個讀書人群類——邊緣知識青年。由于個案太多，且前賢已有群像性的討論。本書集中于一個典型人物——錢穆。錢穆對于自己的五四經歷和相關生命歷程有豐富的“日后回憶”和充分的“自我塑造”，集中體現在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里。本書做的工作是將《師友雜憶》中提供的那些細節重新放置到歷史過程中去，復原“細節”的形成，重建歷史的語境，以將一個日后的著名史學家，但當時尚是地方上的“小鎮青年”的“五四運動史”與“革命接觸史”重新呈現出來。

第五章和第六章討論吳宓、與吳宓相聯系的“學衡”諸人和他們的學生輩。關于學衡派的研究（此概念如何形成我在登刊于《讀書》的一篇文章中已有說明）目前最明顯的問題有兩個。一個問題是史料“拿來就用”，且不分輕重、“揉做一團”地使用。一些研究不去分析史料的“形成過程”，也不去分析不同史料的“差異”，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利用未整理出版的資料就更無從談起。另一個問題是關于“學衡”諸人和他們學生輩的研究變成了“自戀的舞臺”、“悲情的出口”和“連續性系譜的幻影”，忽視了這些人物和他們的學生輩都共同生活在一個“大革命”時代里，且中國各方面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有鑒于此，本書較多利用未經整理出版的重要新史料如吳宓的《新文化運動之反應》，以厘清吳宓等對于五四、對于新文化的個人的、“有限性”的觀察，以及其觀察時所憑借的諸種思想資源。進而討論“學衡”諸人和他們學生輩的互動與離合，以期為五四的后期延展增加更為可靠，更合乎歷史情境的一塊拼圖。

第七章和第八章討論的是五四如何與國民革命“相銜接”。本書以《中國青年》雜志為個案，分析了塑造五四革命的“新文化時代”如何遞進到塑造國民革命的“主義時代”；以江紹原這個通常被認為是“民俗學家”的人物為個案，揭示了一個五四青年在國民革命中的境遇浮沉、政治參與與思想延續。在此基礎上，試圖略窺“長程革命”究竟帶來了什么，五四在“長程革命”中對一群人和一個人又意味著什么。

和以往著作一樣，本書寫作依賴諸多師友長期的、全方位的扶掖、獎進。許紀霖師對五四運動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有常年深入的研究和心得，近年多篇相關宏作給予我極大啟發和提示。馬自毅師退休后常游歷海外，調養身心，她用“身教”告訴了我學術研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以其代替積極健康的整體生活。

許、馬二師外，多年來眾多師友對我的指點、幫助和提攜難以勝數，常使我感念于心。這里要特別提及的：一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盛差偲兄。近年來自己的院系行政工作日重，只能利用零敲碎打的時間來做研究，較多依靠電子版材料。無奈這一兩年遭遇困難，以往獲取資料極方便的地方如“國學數典”論壇一朝星散，再無恢復之日，因此只能四處求助。在求助對象中打擾最多的就是盛兄。他則不厭其煩，每有索求必有回應，充分紓解了我的讀書之困和獲取資料之憂。最近研究若有寸進，盛兄厥功至偉。

二是武小力、李宗庾、潘璐、邵雨婕、韓千可、黃卓賢等同學。他們付出自己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承擔了不少史料的核對工作和注釋的修訂工作，并在此過程中對書稿做了不少糾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向你們道一聲感謝。

三是MY WAY小組、“鐵鍋亂燉”小組和“西山森林N園”小組。在新冠疫情的三年里，這些小組里凝結流淌的友情溫暖且動人。

最后，必須要寫的一段話是：一本書署名的作者雖然只有一人，但背后凝聚著作者家人全方位的支持和犧牲。因此所謂自己的“努力”實無足掛齒，這本就是你從事這項工作的“分內之事”。但家人的關愛和理解卻非理所當然，不是天然就該享有的“福報”，當牢牢記之、惜之，并更多思考和實踐自己對家人應做的“分內之事”，進而查漏補缺。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