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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大保護理論、政策與科學研究》

（復旦智庫叢書）

李琴 馬濤 沈瑞昌 著

梁玲 責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2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正式宣布，被譽為“中國淡水魚之王”的長江白鱘已經滅絕。這種曾經在長江中自由游弋的珍稀魚類，如今只存在于人們的記憶和影像資料中。

長江流域流域孕育了極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流域內生物多樣性越來越受到各種形式人類活動的影響，面臨著多種不同形式的挑戰。

長江白鱘的消失，給我們敲響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警鐘，也標志著長江生態系統的危機。

長江病了，病在哪里？該如何系統性修復？我們應該認識到，生物多樣性資源是人類文明起源、發展和繁榮的最重要物質基礎之一，生物多樣性保護正是長江大保護的重要切入點。

01

長江流域生態要素時空配置

最有利于文明孕育和發展

縱觀人類文明史，任何一種文明都在特定自然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全球主要大河流域的生物多樣性，特別是生態過程的多樣性，從遠古到近現代，由于人類活動影響，已經被烙上了深深的人文的或文化的印跡，形成了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協同進化。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 J. Toynbee）的研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也是持續時間最長和唯一的從未中斷過的文明。

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學界有兩種說法：主張單元論的認為，中華文明最早起源于黃河流域，再由黃河流域向其他流域擴散，長江流域農耕文明是黃河流域農耕文明的繼承和發展；主張多元論的認為，中華文明在多處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分別起源，再融合成現在的中華文明。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農耕文明都起源于一個獨立的、封閉的自然地理單元，而中華農耕文明與它們不同，起源于多個相對獨立的但又沒有重要地理屏障隔離的自然地理單元，這就為中華農耕文明多元起源、相互間不斷融合提供了自然地理條件。

本研究支持多元起源論。長江和黃河都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長江流域的農耕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認為長江流域文明起源要早于黃河流域。據考古史料記載，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170萬年的元謀猿人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最早屬于“猿人”階段的人類化石，是長江流域人類活動悠久歷史的有力證明。中華文明的不斷延續與繁榮發展得益于我國境內有兩條東西走向的大河流域——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兩者之間還有便于中華祖先遷移的地理廊道——漢水流域和東部平原。兩個流域之間的文明不斷交融與更替發展，支撐著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明發展。

由于長江流域東西走向，除了源區處于高原山地氣候，其他上游、中游和下游區域同處于同緯度亞熱帶濕潤季風區，生態要素配置大體相同，又有能通航的長江干流聯系起來，因而長江全流域農耕文明有著共性——稻作文明。但長江流域又有多個相對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包括長江流域的宜昌以上的鄂西至宜賓一帶和四川盆地，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漢水流域、洞庭湖流域、鄱陽湖流域和安徽沿江地區，以及長江下游的河流兩岸和長江三角洲平原地區。在不同的相對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長江流域農耕文明的文化又極具多樣性，如巴蜀文化、楚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贛文化、客家文化、徽文化、吳文化、越文化和江淮文化等，各種文化既有共性又有明顯的差異，最終融合成完整的長江流域農耕文明。南宋以后，長江流域更是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心。鴉片戰爭以后，工業文明傳播到中國，最早工業化的城市主要也分布在沿著長江河口向上游的上海、武漢和重慶等地。進入新時代，我國的長江流域經濟帶和海岸帶經濟帶將形成“T”字形的戰略構架，起到引領中華民族強起來的歷史使命。

長江流域干流兩岸的溫度適宜的平原與盆地區域的陸表生態要素及空間配置特征，不僅非常有利于長江農耕文明的發端與繁榮，也有利于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因此，長江流域也是全球所有河流中自然資源和生態要素時空配置最具優勢的大江流域之一。

02

長江流域的自然特征

長江流域的自然特征

長江流域自然與人文地理特征由流域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人類活動共同決定。長江流域的地質構造極為復雜，跨三江褶皺系、松潘甘孜褶皺系、秦嶺褶皺系、揚子準地臺、華南褶皺系等不同地質構造單元；各區的地質發展歷史差異很大，經歷過重大地質事件，如第三、四紀冰川期，塑造出了多樣地形地貌，包括高原、峽谷、山地、丘陵、河流和湖泊；全流域經度、海拔高差跨度大，因此光照、氣溫、降雨量和土壤類型等在流域內差異極大，且受到不同人類活動強烈影響。相比于世界其他主要大河流域，長江流域極具獨特性和唯一性。

長江流域自然地理孕育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長江流域孕育了極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流域面積大，它有世界上同緯度地區最大的通江、淺水和草型并受東南亞季風密切影響而變化劇烈的湖泊群，其干流河道曲折，支流密布，徑流量巨大，流域內的河漫灘、湖濱和河口濱海沼澤發育良好，這樣河流、湖泊和沼澤形成結構與生態過程復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巨大的濕地生態系統，在地球同緯度地區具唯一性；流域內具有國際意義的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數量非常多，包括青藏高原高寒濕地、秦嶺大巴山地區、川西高山峽谷地區、滇西高山峽谷地區、湘黔川鄂山地地區、兩湖平原濕地區域、長江河口濕地區等；全流域內存在全球意義或在生物進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物種、各種生物類群中的關鍵類群；具有特殊植被類型或特殊生態系統類型、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多樣性3個層次上的生物多樣性程度極高；全流域內主要栽培植物、家養動物和淡水魚類種質資源豐富。根據瓦維洛夫的研究，長江流域是世界上八大農作物起源中心之一。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具有巨大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全球生物多樣性每年為人類創造的服務價值遠高于經濟生產總值，據Costanza等（1997，　2014）研究，1995年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約為33萬億美元，當時全球國民生產總值（GNP）約為18萬億美元；2011年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達125萬億美元，而全球GNP約為68.85萬億美元。

目前，人類生存與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還依賴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巨大服務功能。以長江流域為例，陸域森林生態系統和濕地生態系統是長江流域生態系統的核心部分，它們在維持全流域生物多樣性中起重要作用，濕地是調控長江流域水資源、水生態和水環境的主要場所。陸域和濕地保護、修復和調控是維持長江流域生態系統健康的根本途徑。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流域內生物多樣性越來越受到各種形式人類活動的影響，面臨著多種不同形式的挑戰。

03

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及其保護

是重大行動的切入點

長江流域干支流不同江段的生態安全面臨著多種形式的人為干擾，不同方式的人類活動對長江上中下游流域生物多樣性已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長江全流域非法捕撈、排污、挖沙、航道和港口建設等，正在導致水生生態系統退化、水生生物物種多樣性下降、水體富營養化、洪水調蓄能力降低和供水能力不足等問題，少數湖泊甚至面臨萎縮、消亡的威脅。

長江源頭區由北源楚瑪爾河、南河當曲和正源沱沱河組成，面積10多萬平方公里。源頭區面臨著高寒草甸過度放牧、植被破壞和過度墾荒、外來物種入侵等威脅，特別是氣候變化導致雪山的雪線上升，加之基礎設施如交通建設造成大量表土流失，造成草甸生態系統和濕地生態系統脆弱性增加，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挑戰。

長江上游流域區是指金沙江至宜昌段，總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主要威脅是干流和各支流的水電站密布，所修建的大壩將徹底改變長江干流與重要支流的水沙過程，導致許多珍稀特有魚類洄游場所和棲息地消失。《長江流域生態系統評估》的研究顯示，水電梯級開發不僅影響陸地生態系統質量，還顯著影響水生生物多樣性，給下游河流帶來水位下降甚至干涸的風險；中上游的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干流子流域土壤流失問題突出，2000—2010年土壤侵蝕增加，中度以上侵蝕面積增加。上游石漠化區域內的生態系統尤為脆弱，農耕活動導致植被退化與水土流失。

長江中游流域區是指宜昌至鄱陽湖湖口段，流域面積約68萬平方公里，占長江全流域面積約37％。流域內有兩湖平原和江漢平原等，是河流和湖泊分布最密集區和水資源最豐富區，主要威脅是不合理圍墾等濕地開發利用，導致湖泊數量急劇減少和自然濕地面積急劇縮小，人工濕地顯著增加。《長江流域生態系統評估》的研究顯示，中下游的沼澤濕地面積大為減少，濕地生態系統退化。

長江下游流域區是指鄱陽湖湖口至長江河口段，面積約12萬平方公里，占長江全流域面積約7％。主要威脅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各類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均大幅度增加；流域重大開發工程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多重影響，水污染、水環境和土壤污染問題突出，廢水及污染物排放向中上游轉移。

人類活動和自然變化（特別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雙重作用決定長江流域的生態演變趨勢和生態安全。

長江病了，病在哪里？如何系統性修復？這是目前長江系統性保護的關鍵和難點。我們應科學認識生物多樣性資源是人類文明起源、發展和繁榮的最重要物質基礎之一；科學認識生物多樣性保護是長江大保護的重要切入點；科學認識生物多樣性保護、長江大保護、長江經濟帶發展和中國強起來之間的重要關聯，事關中華民族與文明的延續與繁榮。

04

水生生物多樣性是長江流域生態系統健康的標志

長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分布有4300多種水生生物，其中魚類400多種（含亞種），包括170多種長江特有種，是全球水生生物最豐富的河流之一。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多樣性是長江流域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標志。多年來，人類活動的干擾依然是威脅水生生物的主要因素，如過度捕撈、水域污染、攔河筑壩、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沙采石等，導致流域特別是河流生態系統生態演變逆向——嚴重退化或碎片化，顯著影響了物種棲息地、生物多樣性組成，特別是長江流域河流和湖泊生態系統健康與魚類多樣性組成和維持。

已有研究結果表明，長江河流和湖泊中的水生生物保護形勢嚴峻，長江水域生物多樣性指數持續下降，珍稀特有物種資源衰退，中華鱘、長江鱘、長江江豚等極度瀕危，“四大家魚”早期資源量比20世紀80年代減少了90％以上。Zhang等（2019）研究預計，分布于長江的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長江白鱘已于2005—2010年滅絕。

長江江豚是生活在我國長江流域中的兩種淡水鯨類動物之一，也是長江江湖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重要標志之一。近年來，長江豚類的棲息環境遭到明顯破壞，2022年農業農村部組織實施的長江江豚生態科學考察結果顯示，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大幅下降趨勢得到遏制，但極度瀕危狀況仍未改變。當前，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中列入《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的瀕危魚類物種達到了92種，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附錄的物種已經接近300種，水域生態修復任務非常艱巨。

流域生態系統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體。同一個流域是由降水量和地表徑流把流域內“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系統各部分聯系在一起，其中濕地特別是河流的水資源、水生態、水環境和水災害集中反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統各部分之間發生的生態過程，這一生態過程決定了流域生態系統和各子系統的結構與功能。流域生態系統的食物網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是水生生物。因此，評估與維持長江流域生態系統健康最重要的標志是水生生物多樣性。

作為流域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是否健康的主要指標——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的多樣性，應當在實施長江大保護戰略中受到高度關注。因此，要從全流域尺度共抓大保護，全面加強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工作，根據水生生物保護和水域生態修復的實際需要，在生態功能重要和生態環境敏感脆弱區域科學建立水生生物保護區；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進一步修復水生生物重要棲息地和關鍵生境的生態功能；堅持上下游、左右岸、江河湖泊、干支流有機統一的空間布局，把水生生物和水域生態環境放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中，全面布局、科學規劃、系統保護、重點修復。

長江流域是一個完整的自然地理單元，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系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必須實施生態修復工程，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整體保護和系統保護，拯救瀕危物種，強化長江流域魚類和珍稀特有水生物種保護，實施長江十年禁漁，禁止非法捕撈，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促進水生生物資源保護與恢復。特別是對以中華鱘、長江鱘、長江江豚為代表的珍稀瀕危水生生物，加強棲息地保護、全面加強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當務之急。

圖書內容簡介

本書從生態、經濟和歷史視角解讀實施長江大保護戰略的意義，按照時空脈絡梳理長江經濟帶和長江大保護戰略的相關論述、長江大保護戰略的形成過程與歷史背景，分析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長江大保護戰略的政策文件和實施方案，以及各部委和省市政府的重要舉措和行動亮點，對目前關于長江保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作文獻計量學分析，進行長江大保護的對象、目標和路徑的理論探討，提出推進長江大保護的對策建議與若干重點關注問題，促進各界和公眾對長江大保護路徑的深度認識和協同合作。

圖書作者簡介

李 琴，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長江大保護理論與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入選2022年中國科協科技智庫青年人才計劃。主持和參與20余項國家級、省部級科技攻關和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點項目，部委委托以及國際組織的科研和政策咨詢研究項目。發表研究論文30余篇，在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理論文章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求是網、光明網理論頻道等全文轉載。出版《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制度與實踐》等專著5部。

馬 濤，博士，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與生態管理、氣候與環境政策、環境與貿易。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等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多項，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合作出版專著3部。

沈 瑞 昌，博士，南昌大學流域生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全球變化背景下的濕地生態系統生態學。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江西省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6項。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合作出版專（譯）著2部。

來源丨復旦出版社

排版 | 楊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