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魏其濛

今年3月初，在歐洲留學的90后青年王遠洋接到了一通意外的電話。對方自稱是中國駐當地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且來電號碼與大使館官網上的號碼一致。對方稱王遠洋被卷入了一起大型跨國金融詐騙洗黑錢案件，并提示他盡快聯系公安機關澄清。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王遠洋被巨大的精神壓力所籠罩。為了擺脫莫須有的指控，他接受“警方”的24小時視頻監控，在“保密令”上簽字，為了“取保候審”，他先后向對方提供的多個賬戶共轉賬68萬余元。4月15日，他前往大使館向工作人員求助，確信自己遭遇了電信詐騙；4月19日，他委托在國內的家人前往公安機關報案，警方已經立案。

在國內社交網絡平臺上，王遠洋看到，從今年年初至今，有多位海外中國留學生遭遇了同樣套路的詐騙。反思中的王遠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想起來，詐騙熟練掌握精神控制話術，利用了留學生的生活和心理狀態、信息差。雖然過程中我一直充滿疑竇，但在極度的精神高壓下，還是掉進了對方布下的陷阱中。”

陷阱

騙局從那一通來自“大使館”的電話開始。3月3日是周一，當天11時許，王遠洋在手機上接到電話，對方自稱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報出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證號，并稱上海浦東公安要求他主動與警方聯系，因為他可能涉嫌一起跨國詐騙洗黑錢案件。

起初，王遠洋覺得這個消息“特別扯”，正準備掛電話，對方鎮定地說：“你要是不相信的話，可以來我們大使館看一看，也可以去官網驗證電話號碼。”王遠洋上網搜索，來電顯示號碼確實與大使館官網公布的一致。十幾分鐘后，正猶豫要不要出門去大使館驗證的他接到了第二通電話。經事后驗證，來電顯示號碼與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官網所列的一致。

王遠洋說：“現在回想起來，留學這幾年，我曾接到好幾個一聽就是詐騙的陌生號碼、奇怪口音的來電。但這兩通電話號碼無誤，說話口吻符合我對公職人員的印象，還讓我覺得，不可能有這么簡單就能證偽的騙局。”

在3月3日來自“浦東公安”的電話中，對方自稱民警“高軍”，并報出了警號。正當王遠洋一頭霧水、著急上火地想要搞清楚狀況的時候，“高軍”引導他在電腦上安裝視頻通話軟件Skype，并撥來電話。王遠洋看到，對方是一個穿著藍色短袖警服的年輕男子。接著，“高軍”使用另一個Skype賬號再次來電，但關掉了自己的視頻顯示。

“高軍”在這通電話中解釋了王遠洋“涉嫌跨國金融詐騙洗黑錢案”的情況：主犯“劉聰”曾是國內某銀行的高管，后來調動到歐洲工作，從事洗錢；“劉聰”于今年2月搭乘飛機回國，在上海海關被發現隨身攜帶數百張銀行卡，被上海警方逮捕，而其中一張涉案的銀行卡就是王遠洋的，銀行卡流水顯示，該卡從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有數十筆大額轉賬收入和支出。

“高軍”稱，警方經審訊“劉聰”得知，王遠洋主動向“劉聰”提供銀行卡和個人信息，間接參與洗錢；與這張銀行卡相關的受害者有16人，其中一位貴州的老人朱某還因此跳樓自殺，朱某的家屬正披麻戴孝地在公安局門口鬧事，而王遠洋則在此前收受了108萬元好處費。

電話期間，“高軍”給王遠洋發來一份“上海市專案指揮中心”的文件，文件上有“劉聰”及其團伙被警方抓獲的現場照片，以及涉案的大量身份證、銀行卡照片。高軍還出示了受害者朱某的“死亡證明書”。

急于向“警方”澄清的王遠洋，說明自己并未在上海的銀行開戶，一定是個人信息泄露了。“高軍”則表示，警方雖然愿意相信他，但目前沒有對他有利的實際證據，現在必須由王遠洋簽署“國家保密局保密令”，寫下“自清自白報告書”，警方下一步會繼續審訊“劉聰”，并前往銀行調查，其間王遠洋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件情況。

牢籠

在3月3日的這通Skype視頻通話中，“高軍”嚴肅地告知王遠洋，警方要求，這通視頻24小時不能掛斷，除了睡覺時間外，王遠洋必須每2小時向警方“報備”，如果外出，要詳細說明外出理由和外出、回家的時間；他還要求王遠洋在手機上刪除小紅書等社交App。表示如果不照做，辦案方向很可能對他不利，最壞的后果是，王遠洋會被引渡回國，面臨至少幾個月的審查，在檔案上留下污點。

王遠洋照做了。他告訴記者，正是因為這一個多月的視頻監控“牢籠”，讓他承受了精神高壓，一步步被詐騙分子控制，即使心里疑竇叢生，多次懷疑自己遭遇了詐騙，仍然不敢向官方機構、親友求助。

如今回想起來，王遠洋覺得詐騙分子一直讓他在情緒上“坐過山車”：“他們利用我擔心自己前程的心理，以及對洗錢案中受害者的同情心，一會兒演戲嚇我，一會兒又讓我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還時不時關心一下我的生活。在精神高度緊張焦慮的時候，我的理智讓步了。”

3月10日，詐騙“劇本”走向了“轉賬”這一幕。當天，“高軍”突然給王遠洋發來“刑事拘捕令”“強制性資產凍結執行書”“取保候審決定書”，文件上蓋有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章”，以及“檢察官袁國霞”“書記官高天立”的姓名章。“高軍”在告訴王遠洋，自己為他向“檢察官袁國霞”爭取到取保候審的機會，保證金是“好處費”的一半，即54萬元人民幣，案件辦完后，這筆費用會立刻退回。

接下來的一個月，“高軍”“檢察官袁國霞”“書記官高天立”等人多次給王遠洋打來電話，以支付“保證金”“庭審費”等為由，先后數次要求向“香港廉政公署”相關負責人等的銀行卡號轉賬。詐騙分子引導他找借口向父母、同學借錢，并以關心的口吻，囑咐他留好生活費。期間，對方以“確認銀行賬戶沒問題”的理由，將他轉出的一筆7.5萬元款項轉回，數天后又要求他重新轉出款項。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王遠洋提供的網上銀行轉賬記錄上看到，3月12日，他向中國香港某銀行的賬戶轉賬港幣19萬余元；3月27日，向前述賬戶轉賬歐元1.7萬元；4月8日，向中國境內某銀行的賬戶轉賬人民幣19.9萬元，4月9日，分兩次向中國境內某銀行的兩個賬戶轉賬人民幣4萬元、5萬元。

經事后計算，加上數筆“手續費”，王遠洋共從自己的賬戶轉出人民幣68萬余元。

讓王遠洋進一步懷疑自己被詐騙、想要向外界求助的，是4月13日來自“金融監管科民警陳科長”的電話。“陳科長”告訴他，目前取保候審的手續還未辦好，需要他用個人賬戶再轉賬14萬元，而這與“高軍”“袁國霞”此前承諾的“警方會墊付保證金14萬元”不符。王遠洋再三追問，“陳科長”都以訓斥的口吻避開了正面回答。

于是，王遠洋冒著違反“保密令”的風險，出門找一位朋友商討。在朋友的幫助下，4月15日，他聯系到國內一位兼任律師的刑法學教授，傾訴了自己的遭遇。“那位教授非常直接地告訴我，我肯定是被詐騙了，必須馬上去大使館求助。這個消息簡直是晴天霹靂。”

很快，大使館內負責領事保護業務的工作人員當面告訴王遠洋，他一定是遭到了詐騙。“工作人員立刻說，冒充大使館來電的騙局已經發生過很多次；大使館的電話只接聽來電，不會主動往外撥出。回家的路上我幾乎精神崩潰，后悔、自責、憤怒等情緒同時涌上來，都快站不住了。”

4月22日，大使館工作人員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確認王遠洋前來告知遭遇詐騙一事，并表示，使館高度重視針對在當地中國公民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多次在使館網站、微信公眾號和小紅書號發布有關領事提醒。記者看到，3月6日，使館領事服務網頁發布了一篇《領事提醒》，告知中國公民謹防以使領館名義實施電信網絡詐騙。

識破騙局的王遠洋不再理會詐騙分子的頻頻來電，聯系了在國內的家人，委托家人報警。4月19日，他的家人向北京市公安機關報警，警方已經立案。派出所民警向他的家人表示，該案涉及金額較大，由于涉案的部分銀行賬戶不在境內，辦案有一定難度。

心情慢慢平復，王遠洋開始反思整個受騙過程。他說：“我并不是完全沒有反詐意識的人，受騙過程中內心也一直有疑問，但出于恐懼、焦慮、僥幸等心理，沒有勇氣向外界求助。留學這幾年，我沒怎么接觸過反詐知識，平時大部分時間都撲在學業上，也很少看國內的社會新聞、社交平臺。”

王遠洋回想起3月3日的電話中，“高軍”讓他刪掉的社交App。于是，他很快搜索到一篇講述類似受騙經歷的帖子，那是在美國留學的00后青年李曉峰于4月3日所發的。在帖子留言區，有多位在歐洲、北美、澳大利亞、日本等地的留學生表示自己近期也接到了類似電話，有的已經受騙，損失了財產。

李曉峰用3萬余字的篇幅，詳細記錄了自己從2月14日開始受騙的經歷。騙局同樣包括冒充使領館和公檢法人員來電、精神控制、24小時視頻監控，只是涉案緣由、借款理由等都針對李曉峰“量身定制”。在識破騙局前，李曉峰共向詐騙分子轉賬人民幣67.5萬元。3月下旬，李曉峰到當地領事館陳述了事情經過，并向當地警方報案，又委托在國內的父母向公安機關報案。

李曉峰在帖子中寫道：“我下載國家反詐中心App后，發現置頂的第一條就描述了我遭遇的這類詐騙。反詐中心提醒海外公民：使領館不會打來電話告知您的身份信息被冒用，不會將電話轉接至內地公安局！我的難受和自責涌了上來，置頂已經是去年12月30日了，早有太多像我這樣的受害者。”

帖子發出后，李曉峰收到了一些寬慰的留言，也有人嘲諷他“怎么這么蠢啊”“笑死，錢太多人太傻”等。他在帖子的末尾補充道：“說看到這些不難受，那是假的。但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強大，被嘲笑、被攻擊，我不在乎。我的經歷一定會讓許多看到的人有所收獲，更深刻理解‘詐騙’二字的含義。只要你看見我的經歷，騙子或許就少騙到哪怕一塊錢。”

（應受訪者要求，王遠洋、李曉峰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