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豐殘照：北宋中期的改革》是一部全面研究北宋熙豐變法的史學專著。作者以宏闊的視野，將熙豐變法置于兩千多年的中國皇朝歷史，乃至世界史中進行考察。書中系統且全面地梳理了熙豐變法的各項重要改革，并運用當代制度經濟學等多種跨學科方法論對改革的成本、收益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總結了熙豐變法的成敗得失，揭示其獨特性與超前性。

此外，書中對圍繞變法的激戰過程進行了生動、翔實的描述，同時對北宋新舊黨的重要人物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的政治品格做了細致的梳理與評價，可作為了解北宋中期政治改革的重要參考。

《熙豐殘照：北宋中期的改革》，蕭 瀚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熙寧公司”的一般困境及其殘次新品

從科斯創始交易費用學說以來，在交易費用經濟學里，企業就被視為一個降低交易費用的生產組織，以此區別于一般市場。交易費用經濟學的重要奠基人威廉姆森則進一步將現代企業視為一個巨型的契約束，以此更為微觀地清晰展示了現代經濟生活無處不在的交易費用，以及企業是如何通過其生產組織的運作降低交易費用的。

如果將北宋熙寧政府比喻為一家現代公司，簡稱“熙寧公司”，宋神宗是董事長，王安石是副總經理，后來是總經理。從熙寧二年到熙寧九年推行的新政是熙寧公司的產品，熙寧公司欲將這些產品賣給全社會，市場遍及整個大宋，但熙寧公司與社會的這一交易是壟斷性的，沒有別的公司。那么對于本章上一部分論述的八項主要交易費用，公司用什么來支付，以及如果這些費用太高，公司又將如何降低費用？

交易費用的發生來源，既有熙寧公司內部的，也有公司外部的。

熙寧公司在新董事長宋神宗上任之初，根據公司章程，總經理不掌財權，一般而言，總經理無權過問公司的財務狀況，公司的財務狀況由財務部管理。但由于公司管理層機構臃腫和人員冗余，保安部尤其開銷驚人，整個公司的財務狀況非常糟糕，前任董事長英宗雖然裁撤了保安部部分人員，但他們的開銷依然十分龐大，占每年公司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常有的。為此，新任董事長急需理財的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公司需要進行的改革也將從此處入手。

在熙寧公司內部，除了董事長、總經理，為了新產品的推出和順利銷售，1069年（熙寧二年）2月26日，根據副總經理王安石的提議，董事長下令成立了新的機構，即制置三司條例司。這是熙寧公司的新產品研發部，由陳升之和王安石共同領導，研發部任用了一批新銳，包括日后反新法主力之一的程顥與蘇轍。董事長和副總經理成立這一機構的重要使命，就是繞過財務部和現任總經理室，能夠通過推出新產品，為公司理財，以掌控公司的財務。但這一目的昭然若揭，立刻遭到公司監察部以及其他高管的反對，監察部官員劉琦、錢、劉述（御史），還有其他高管如呂公著、韓琦、范鎮、蘇軾，他們反對的理由是，研發部的成立是侵奪總經理和財務部的權力，侵擾地方分公司的財務和司法自主權，同時也在人事任用方面嚴重越權。

這些反對意見不能說都是錯的，甚至是對的，但是董事長上任后不久，就曾咨詢過公司諸元老，他們對于改革積弊既沒有意愿，更沒有方法，讓中書去推進改革，顯然是讓行動障礙者去賽跑，完全沒有可能。研發部（制置三司條例司）就是這一背景下成立的，為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

研發部成立后，迅速派遣王廣廉等八名骨干到各地做市場調研，巡查當地農田、水利、賦役情況，復命后繼續研發新產品。蘇轍因反對新產品，在任職五個月后求退，轉去市場部；不久后，程顥也因反對新產品求去，轉去市場部。1069年5月15日，董事長召集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文秘部和保安部、監察部（兩制、兩府、御史臺、三司、三館）共議貢舉法。

1069年6月9日，監察部部長呂誨在公司高層公開發表《論王安石奸詐十事狀》，認為王安石是奸詐小人，上欺董事長，下壓公司同僚，德不配位，沒有資格擔當副總經理這么重要的職位。6月12日，王安石提交辭呈，被宋神宗拒絕。第二天，呂誨發表《論王安石奸詐十事狀第二狀》，按照公司慣例，王安石稱病不出，董事長竭力安撫，直到6月20日，王安石才復出工作。7月13日，呂誨被董事長免職，安排到鄧州分公司當經理（知鄧州），呂公著繼任總公司監察部長。

1069年8月6日，研發部推出第一個新產品：均輸法。監察部諸員工群起而上，批評均輸法是與民爭利的聚斂之惡法，主管均輸事務的發運使薛向是小人、酷吏。諫官劉琦、侍御史里行錢、知諫院范純仁、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知諫院陳襄、權開封府推官蘇軾，都參與了這場圍攻。

1069年9月21日，公司推出第二個新產品：青苗法。這次引發的爭議比均輸法還嚴重，因為各地分公司涉嫌強買強賣（抑配，即攤派），強行貸款，并且高于法定利率違法發放貸款。依法規定，借貸者以貨幣或實物貸款都行，還款也聽其自便，但地方分公司為了自己工作方便，常常強行貸款而且要求貨幣還貸。之后，熙寧公司繼續推出其余的十四項新產品。

大部分新產品在其推出和實施期間，都遭遇了舊黨力度大小不等的反對。青苗法因其存在的諸多問題，在公司和市場上都遭到了極大阻力，并且在公司內部形成了反新法浪潮的第一個洪峰。1071年1月12日（熙寧三年底）的保甲法、1071年（熙寧四年）10月26日的免役法、1072年（熙寧五年）4月17日的市易法也都各自形成了反對聲浪的新洪峰。免役法讓之前享受免徭役特權的公司內部高管官戶也要出錢免役，深切地觸犯了所有高管的利益，因此所遭反對尤烈，而同時，免役法在征收過程中，也存在違法高利現象，且十分普遍。如前所述，畢仲衍《中書備對》顯示熙寧九年的免役寬剩錢，23路/軍地方政府在征收過程中，只有湖北路和兩浙路沒有征收高利的寬剩免役錢。因此，舊黨對青苗法和免役法的反對，并非僅僅出于黨爭，也并不完全是因為自身利益受損。為新產品而發生的內部紛爭，不但無助于新產品的銷售，還因舊黨出于拆臺的動機而嚴重地妨礙了新產品質量的提高，繼而妨礙了銷售。

如果以現代產權觀念看待青苗法免役法中的各種問題，“抑配”意味著在政府和人民之間缺乏基本的產權邊界，人民并不擁有穩定和完全受保護的財產，在官府甚或朝廷對其財產發生興趣之前，人民似乎擁有其財產的產權，一旦官府（有時也包括其支持的其他人）以及朝廷看中平民的某項財產，這項財產即會被強行奪走。不管以何種名義，這種現象我稱之為財產的“二級處分權”現象，中國歷史上的產權一直都屬于可以進行二級處分的殘次產權。更為糟糕的是，當產權的二次處分發生之后，并沒有相應的有效制度可以救濟遭受產權剝奪的人，中國歷代行政與司法并不分離，換句話說，遭到行政侵害的人們，是通過向侵害者告訴尋求救濟，這顯然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救濟的。因此，一旦遭到官府及其支持者或朝廷的直接剝奪，人民無從得以補償和賠償，這便是所謂羅馬法上“無救濟則無權利”的經典案例。

至于市易法，雖然理想地施行，它似乎應該能起到“抑兼并、利商賈”的效果，但那只是一種想象，一種如交易費用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只有在無摩擦的真空社會里才能實現的想象。摧抑壟斷性豪商過程中形成更大的唯一兼并者、壟斷者官商，市場將變得更不公平。一方面，公司內部部分高管就是被市易法摧制的豪商，市易法讓他們喪失了市場地位和市場份額；另一方面，市易法也使得市場不正常。市易司通過壟斷市場獲得壟斷性政府收益的同時，因其權力擴張和肆無忌憚的本性，使其碾壓的對象其實無法區分商賈的大小，因此必然嚴重傷害立法本意要保護的中小商人。可以說，市易法作為熙寧公司推出的一個新產品，對社會除了解決科買之弊，其他方面幾乎毫無增益，而對市場的破壞，導致其所解的科買之弊被嚴重抵消。無怪乎即便是最推崇王安石的梁啟超也沒法為市易法辯護，梁啟超說：“荊公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應該說，其他諸新法，哪怕存在各種問題，甚至像青苗法免役法這種問題比較大的新法，也都有其合理的于社會和人民增益的成分，唯獨市易法除了權商豪佑喪失原先的壟斷利潤（如果這也算一種社會增益的話），解決了之前的科買之弊，政府采購過程中通過可以節省開支，其他成分都是于社會和人民不利的。這是熙寧公司推出的所有十六項新產品中最糟糕的一項。

面對洶涌的公司內部反對大潮，宋神宗董事長要推廣新產品，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借助至高的壟斷性權力，將反對派調離重要職位，強行推廣新產品。以如此方式推廣新產品，尤其是青苗免役市易，高昂的交易費用中包含了公司的部分商譽和董事長的權威。雖然青苗免役市易不是新政的全部，卻是引起反對聲浪最大的新政，對整個新政的傷害都是嚴重的，因此，也是交易費用高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