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紅衛兵“五大領袖”之首的聶元梓，一生曾經歷過兩段婚姻，而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兩任丈夫都姓吳，且兩段婚姻持續的時間都不長。

第一段婚姻是在延安學習和工作期間，聶元梓結識了一名青年干部吳某，兩人于1945年結婚，婚后育有一兒一女。抗戰勝利后，聶元梓被組織上派往東北工作，一家人在這里度過了一段幸福的時光。

然而，她的丈夫吳某卻是個不安分守己的人，不久便出現了生活作風問題，最終兩人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盡頭。1959年冬，兩人正式離婚。這年，聶元梓38歲。

1963年后，聶元梓奉調進京，任北大經濟系副主任，次年又被調到了哲學系，任系黨總支部書記。之后，聶元梓在一位老戰友的介紹下，結識了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書記吳溉之，兩人在戰友的撮合下，于1965年結婚。

相比于前一段婚姻來說，聶元梓與吳溉之的這段婚姻更加短暫，且更加令人唏噓。

吳溉之，湖南岳陽人，1898年3月出生。由于家境比較優渥，吳溉之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他思想進步，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斗爭。

1927年4月，正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職的吳溉之，奉組織之命調往上海總工會任政治宣傳干事、工人糾察隊大隊長等職。

怎料，吳溉之剛到上海僅3個月時間，蔣介石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期間，吳溉之積極帶領工人糾察隊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結果不幸被捕入獄，直到一個月后，他才被保釋出獄，而后被派往武漢擔任武漢總工會工人糾察隊隊副。

同年七月，吳溉之被調到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警衛營任排長。而當時第二十軍的軍長，正是大名鼎鼎的賀老總。

一個月后，賀老總率部參加并領導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吳溉之則奉命擔負起了起義指揮部的安全警衛工作，成功保衛了時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起義軍總指揮賀龍、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劉伯承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其出色的表現受到了周恩來、賀老總的表揚。

南昌起義失敗后，起義軍不得不撤出南昌，沿撫河南下廣州。這時，吳溉之并未繼續跟隨部隊南下，而是奉命潛入程潛的第六軍，任第十九師第五十六團排長，秘密開展黨的工作。

1928年1月，程潛向湖南進軍，下岳陽、占長沙，一路勢如破竹，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連克湖南各地，后正式擔任湖南省主席。就在程潛占據湖南后不久，吳溉之毅然脫離程部回到了家鄉，找到我黨平江縣委相關負責同志一起組建游擊隊，并擔任游擊大隊副大隊長，積極策應彭德懷、滕代遠和黃公略于這年七月發動的“平江起義”。

平江起義成功后，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下轄第十三師，由彭德懷任軍長兼師長，滕代遠任軍黨代表兼師黨代表，下轄三個團和一個特務連、一個迫擊炮連和一個重機槍連，共計2500余人。

按照預定計劃，紅五軍將利用平江周圍有利地形繼續堅持作戰，爭取殲敵一兩個團后，便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發展。怎料，到月底，國民黨軍便調集八個團的兵力向平江縣城攻擊而來，企圖一舉全殲我紅五軍。

在敵我兵力和武器裝備懸殊的情況下，經過一天的激戰，紅五軍不得不主動退出平江縣城，向湘鄂贛邊區轉移。但敵軍依舊不肯善罷甘休，繼續追殲紅五軍。

同年10月，紅五軍因在轉移途中遭到數倍于己敵人的圍攻，損失慘重，不得不重新整編，取消團、營番號，與平江、瀏陽、銅鼓赤衛隊混合改編為五個縱隊，吳溉之被任命為第三縱隊縱隊長，奉命在平江、銅鼓、修水一帶堅持游擊戰爭，為保衛和發展湘鄂贛蘇區作出了重要貢獻。

1929年9月，紅五軍進行重組，由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政治委員，黃公略任副軍長兼第二縱隊縱隊長，吳溉之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縱隊縱隊長。1933年，紅五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第四師后，吳溉之任紅三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35年紅軍勝利抵達陜北后，吳溉之便離開了紅三軍團，調任中央黨務委員會秘書、中央局秘書長、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等職。

抗日戰爭爆發后，吳溉之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軍法處處長，在任期間，他認真貫徹黨中央、毛主席制訂的正確路線，堅持任人唯賢的用人標準，注意團結和選拔來自五湖四海的干部，盡力做到人盡其才，事盡其功，為各機關、部隊等輸送了大量的人才。

除此之外，他還將從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延安大學等學校畢業的數萬名學員安排到了合適的崗位上。

要知道，這些學員的水平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因此想要合理安排好每一個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吳溉之做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絕大部分學員都被安排到了合適的崗位，為革命做工作，以至于這些學員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老大哥”，還稱他所領導的組織部為“娘家”。

不久后，吳溉之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鋤奸部部長。而吳溉之擔任這一職務，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臨危受命”。

眾所周知，在抗日戰爭時期，我軍不僅要應付日偽的進攻，還要應付隨時都有可能反水的國民黨頑固派，各種大大小小的摩擦不斷，其中比較出名的，就當屬從1939年春至1943年夏的三次“反共高潮”了。

吳溉之被任命為軍委鋤奸部部長之時，正值蔣介石連續發動兩次“反共”高潮，而在此情況下，國民黨和日偽的間諜、特務便趁機潛入我軍和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策反和刺探。對此，吳溉之進行周密部署，率領鋤奸部全體工作人員與李克農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取得密切聯系，相互配合，沉重打擊了國民黨、日偽等敵特分子的囂張氣焰。

吳溉之自參加革命以來，立下了不少功勛，但要說起比較出名的一次，當屬1946年初平息了“通化二·三暴亂”。

熟悉歷史的讀者都知道，吉林通化在光復以前是偽滿洲國的“首都”，也是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駐地。由于日偽在此地統治長達十四年，各種反動勢力盤根錯節，所以即便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通化光復，但駐扎在此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仍是一顆極易引爆的“定時炸彈”。

果不其然，1946年2月初，時任國民黨通化縣黨部書記孫耕堯在國民黨遼寧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李光忱的策劃下，秘密勾結日本戰犯——原關東軍第一二五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大佐等人，成立了所謂的“暫編東北道地區軍政委員會”，準備發動暴亂。

很快，我軍便獲悉了敵人的陰謀，并及時向時任通化省委書記吳溉之作了匯報。吳溉之聽完匯報后，趕緊組織召開緊急會議，對即將發生的暴亂行動進行了周密部署。

事實上，這是一場敵我力量懸殊的戰斗。

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參加暴亂的日偽分子高達5000余人，如果再加上外圍策應暴亂的分子則多達六七千人，而我軍主力通化支隊的三個團，當時均在外地進行剿匪工作，駐扎在市區的黨政機關干部和部隊等，卻只有區區500多人。

在十余倍于己敵人的嚴峻形勢的情況下，想要打勝確實不太容易，但吳溉之做到了。在他的周密部署下，這場反革命暴亂很快就被平息了，而且還取得了斃敵500余人、俘虜3000余人，并抓獲了敵軍事部長兼暴亂總指揮藤田實彥等要犯的戰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吳溉之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書記。

上任伊始，他還顧不上安家，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吃住都在辦公室，不分晝夜的連軸轉，與院長沈鈞儒、副院長張志讓等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試行組織條例》，使最高人民法院機構設置有章可循。

但這僅僅只是開始。當時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各大行政區設立分院，作為該行政區的最高審判機關。為了落實好這項工作，吳溉之可謂殫精竭慮，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從分院的選址、建設，再到人員的配備、經費的籌集等，吳溉之都親自運籌，逐項落實。

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喪偶的吳溉之經人介紹，結識了北大的聶元梓，兩人于1965年正式結婚。

我們在前文說過，在遇到吳溉之前，聶元梓就已經有過一段婚姻。按理說，已經有過一段失敗婚姻經歷的她，應該更加珍惜現在這段婚姻才對，但有著一定政治野心，且一心撲在政治斗爭中的聶元梓，并沒有這樣做。

所以，即便兩人已經結婚，但也是聚少離多，加上聶元梓本就是個特立獨行、性格怪異之人，所以更加與吳溉之合不來。

特殊時期開始后，吳溉之便受到了沖擊，造反派更是揚言要抄他的家。而當時，正在高喊著革命的聶元梓，根本不可能替她丈夫發聲，反而還做出了所謂的“革命表率”，不僅同意造反派去抄她丈夫的家，還親自帶著紅衛兵去抄。

對于這樣一個“有問題”的人，聶元梓自然不會跟他長此以往的生活下去。于是，不久后，兩人就離婚了。然而，離婚后的兩人，命運卻截然相反。

1968年7月2日，吳溉之因病離世，享年70歲。1979年8月，中央正式為他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而反觀聶元梓，她則一直活躍到了1971年初，而后便受到了隔離審查，其人生命運也由此發生巨大轉折。1978年4月，聶元梓被逮捕入獄，判處有期徒刑17年。那時，她已經57歲了。

1984年，聶元梓獲準保外就醫，后于1986年10月正式獲得假釋。其實，按她之前的級別，出獄后理應獲得一定的照顧，但事實卻是，出獄后的聶元梓生活非常慘淡，一沒有生活費、二沒有醫藥費，三沒有住房，原來的單位也都拒絕接收她……

2019年8月28日，聶元梓去世，終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