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陳，這針止疼藥可是進口的。”1985年深秋的病房里，護士舉著注射器的手停在半空。陳永貴把露出針眼的胳膊縮回被褥，操著濃重的山西口音： “給國家省點錢吧，俺這身子骨扛得住?！贝巴獾陌讞顦渖成匙黜?，最后一枚黃葉落在他床頭的《農業科技報》上，遮住了 “大寨梯田入選全國水土保持示范工程”的標題。

這個場景被查房醫生記在了值班日志里。三個月后，當治喪委員會為葬禮規格爭論不休時，鄧小平的警衛員突然想起：首長書房最顯眼的位置，始終擺著1973年大寨考察時與陳永貴的合影——照片里兩人都挽著褲腿，腳上的泥巴還沒干透。

爭議的焦點在于那份泛黃的干部待遇文件。按國務院副總理級別，追悼會該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可陳永貴生前反復叮囑 “別糟蹋錢”，連骨灰盒都要用最便宜的杉木。更棘手的是，某些參會者嘀咕著 “特殊時期的特殊人物”，這話傳到當年跟著陳永貴修梯田的老農耳朵里，急得他們連夜扒上運煤火車，揣著按滿紅手印的聯名信往北京趕。

鄧小平在會議室聽完七種方案，煙灰缸里積了半缸煙頭。他突然指著墻上 “實事求是”的條幅： “活著時候按副總理待遇治病，走了自然也該按副總理規格送行——不過靈堂擺兩盆玉米穗，這事我看行?！边@話讓記錄員筆尖頓了頓，在會議紀要上洇出個墨點。后來參與制定細則的干部透露，那天的文件特意用了 “喪事從簡”而非 “簡辦”，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

追悼會當天發生了兩件趣事。八寶山殯儀館門前，二十多個山西漢子蹲在臺階上啃冷饅頭，懷里抱的嗩吶系著紅綢帶——這是晉中老家的規矩，說人走了要吹《豐收調》送行。負責接待的干事急得冒汗，倒是陳永貴的兒子抹著眼淚說： “讓他們吹，我爹就愛聽這個。”另一個插曲是，某個日本農業考察團在花圈緞帶上寫了錯別字， “陳永貴”寫成了 “陳永責”，急得翻譯直鞠躬，卻被治喪辦老主任扶住胳膊： “老陳活著時候常說，種地人不怕寫錯字，就怕種錯苗。”

這些細節鮮少見于官方記載。倒是山西文史館員在整理遺物時發現，陳永貴當副總理時用的筆記本，扉頁抄著《人民日報》某篇社論標題： “要當官，別想發財”。在記述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頁面間，夾著半張1978年的火車票——那是他自費回大寨查看冬小麥長勢的車票存根。

如今站在虎頭山觀景臺往下看，層層梯田的褶皺里藏著個秘密：當年修田用的夯土機，被改裝成了旅游紀念幣壓鑄機。每當機器轟鳴，總會驚起山間成群的麻雀——這些灰撲撲的小家伙，倒像是陳永貴留在人間的魂靈，仍在巡視著每一寸土地。山腳下的 “永貴小學”每周三下午，總有個戴草帽的老頭給孩子們講 “三深種植法”，他說這是當年陳勞模手把手教他的絕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