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鋼 ｜科學作家

得到 APP《精英日課》專欄作者

現在很多憂國憂民的老派人物已經對中國的大學，包括一流名校，有點兒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國的大學給人的印象是，不但學術創新能力不行，就連社會責任感也不行，用錢理群的話說，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么禮失求諸野，美國的大學又如何呢？常春藤名校學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備、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充滿英雄主義和冒險精神的人中之龍鳳？在美國名校讀本科——而不是一般中國留學生讀的、以搞科研發論文為目標的研究生——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像這樣的問題光問哈佛女孩劉亦婷不行，最好再找個懂行的本地人問問，比如曾在耶魯大學教過10年書的威廉·德雷謝維奇。他在2014年出了一本書，叫作《優秀的綿羊》。這個稱號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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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是一本批評美國名校教育的書，不過這本書并不只是圖個吐槽的痛快，它講述了一點兒名校的運行機制。此書沒怎么提中國，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兩國的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將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為中國讀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國教育，讀完這本書可能會驚異于中美大學的巨大差異；如果你已經對美國教育有所了解，讀完這本書可能會驚異于中美大學之間巨大的相似性。

也許我們還可以思考一下，現代大學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一、好得像綿羊一樣的學生

為便于敘述，我們虛構兩個學生：清華大學的小明和耶魯大學的 Joe。能入選各自國家的頂級名校，兩人顯然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人們相信他們都是未來的社會棟梁，甚至有可能成為各自國家的領導人。

然而，此時此刻，小明的形象距離領導人還相差很遠。他來自中國某個邊遠地區，身體談不上健壯，戴個眼鏡，社會經驗相當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談，除了成績好外，簡直一無所長。刻薄的人可能會說小明有點讀書讀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實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說是家鄉的驕傲。為了得到這位全省狀元，清華大學招生組曾把小明請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參觀校園”，直到看著他填報了志愿才算放心。這簡直是球星的待遇。

Joe的父親是某大公司的CEO，母親在家做全職主婦。由于父母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生，Joe上耶魯大學不過是遵循了家族傳統而已。美國大學的錄取標準并不只看分數，非常講究綜合素質。跟小明相比，Joe可謂多才多藝。他高中時就跟同學搞過樂隊，能寫能彈能唱，從小就精通游泳、網球和冰球，而且入選校隊參加比賽。Joe的組織能力很強，是高中學生會副主席，而且很有愛心，經常去社區醫院幫助殘疾人做康復運動。

要論解決刁鉆古怪的高考數學題，Joe肯定不如小明——但是Joe的學習成績并不差。Joe從高二開始就選修了幾門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簡稱 AP），還沒上大學已經具備微積分和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這都是小明高考范圍以外的內容。

跟其他很多名校一樣，耶魯大學允許Joe高中畢業后先玩一年再入學。這樣一來，Joe一方面可以休息休息，另一方面可以趁著年輕看看世界。Joe并沒有浪費這一年時間。在歐洲游歷了半年之后，他在父親的幫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蓋茨基金會工作了幾個月，任務是幫助贊比亞減少艾滋病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榮譽都來自分數。只有過硬的分數才能讓他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找份好工作。為此，小明在清華大學的學習策略跟高中時期并無區別，那就是一定要門門功課都拿優等。

Joe 的大學生活就比小明豐富多了。他是多個學生組織的成員，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實習，有相當專業的體育運動，而且經常跟老師和同學們交流讀書心得！

所以中美大學教育的確是非常不同的。可是如果你據此認為，相對于小明辛苦的應試教育，Joe 正在經歷的素質教育非常快樂，或者你認為 Joe 是比小明更優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錯了。其實，Joe 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類人。

Joe 為什么要參加那么多課外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是美國學生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像考試分數一樣重要。跟小明刷 GPA（平均學分績點）一樣，Joe刷課外活動的經驗值也只不過是完成各種考核指標而已。每天忙得焦頭爛額的Joe，對這些事情并沒有真正的熱情。比一心只想著考試的小明更苦的是，Joe 還必須顧及自己在師生中的日常形象，他需要知道別人經常談論的書里都說了什么——所以他用只讀開頭、結尾和書評的方式，假裝讀過很多本書。至于能從一本書中真正學到什么，Joe 根本沒時間在乎。

如果說小明是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么其實 Joe 也是。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時候的大學生，的確都很有社會責任感，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甚至愿意為了社會活動而犧牲學業。可能因為各行業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也可能因為大學的學費越來越貴，現在的大學生競爭非常激烈，根本沒時間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經驗值走人，他們并不打算對任何事物做特別深入的了解。清華大學的學生還有閑情逸致搞個女生節向師妹師姐致意，而耶魯大學這種水平的頂尖美國大學中，學生經常忙得沒時間談戀愛。

Joe 和小明的內心都非常脆弱。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名校，他們從小就是取悅老師和家長的高手。別人對他們有什么期待，他們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層層過關的選拔制度，確保這些學生都是習慣性的成功者，他們從未遇到挫折——所以他們特別害怕失敗。進入大學，他們的思想經常走極端，做事成功了就認為自己無比了不起，一旦失敗就認為自己簡直一無是處。Joe 曾經真誠地認為，如果考不進耶魯大學，他就與一個屠宰場工人無異。

面對無數跟自己一樣聰明、一樣勤奮的人，他們的情緒經常波動，充滿焦慮。他們選課非常小心謹慎，專門挑自己擅長的選，根本不敢選那些有可能證明自己不行的課程。

人們印象中的名校應該不拘一格降人才，每個學生都根據自己的個性選擇不同的道路，百花齊放。然而，事實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險的氛圍下，學生們互相模仿，生怕跟別人不一樣。小明一入學就在最短的時間內跟師兄們學會了自己學校的切口和校園BBS上的專用語。什么時候考托福，哪個老師的課不容易拿分，考研及找工作的各種流程，就連辦出國手續打預防針總共會被扎幾次，BBS上都有詳細的“攻略”。小明對這些進身之道門兒清，遇到與攻略稍有差異的，都要上網仔細詢問，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師兄梁植在清華大學拿了三個學位而沒找到畢業后該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習慣性地在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上向評委請教，結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曉松的怒斥。

高曉松說：“你不去問自己能為改變這個社會做些什么，卻問我們你該找什么工作，你覺得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高曉松大概也會看不起 Joe。剛入學時，“Joe 們”被告知耶魯大學特別講究多樣性，他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身懷多項技能的青年才俊將來的發展有無限的可能。那么這些擁有得天獨厚的學習條件的精英學生，是否會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學，很多人致力于機器人技術，很多人苦學政治一心救國，很多人畢業后去了烏干達扶貧呢？

當然不是。學生們慢慢發現，真正值得選擇的職業只有兩個：金融和咨詢。有統計發現，2014年70%的哈佛大學畢業生把簡歷投到了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和麥卡錫等咨詢公司，而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大學畢業生直接去了華爾街工作。對比之下，只有3.5%的哈佛大學畢業生選擇政府和政治相關工作。金融和咨詢，這兩種職業的共同點是工資很高，寫在簡歷里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學的是什么專業都可以干。事實上，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學的是什么專業，他們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聰明能干。別人怎么要求，他們就怎么反應。不敢冒險，互相模仿。一群一群地都往同樣的方向走。這不就是綿羊嗎？

二、假貴族和真貴族

既然是綿羊，那就好辦了。中國學生也許不擅長當超級英雄，當個綿羊還是非常擅長的。你只要使用“虎媽”式的訓練法，甭管鋼琴還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經驗值我就給你什么經驗值，不就行了嗎？如果清華大學的入學標準對有音樂要求，我們完全可以想見，小明一定會熟練掌握小提琴。如果說中國教育的特點是分數至上，現在的美國教育不也是講 credentialism（文憑主義）嗎？美國名校難道不應該迅速被華人學生占領嗎？

沒有。近日有報道，美國華裔學生 Michael Wang，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成績 2230 分（超過 99% 的考生），GPA 4.67，全班第二，13 門 AP 課程，“參加了全國英語演講和辯論比賽、數學競賽，會彈鋼琴，在 2008 年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上參加合唱團的合唱”。他在 2013 年申請了 7 所常春藤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結果被除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外的所有學校拒絕。

這又是什么道理？華人，乃至整個亞裔群體，哪怕是成績再好，文體項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會，還是經常被常春藤大學擋在門外。很多人認為這是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最近有人聯合起來要起訴哈佛大學錄取不公平，他們的官方網站就叫“哈佛不公平”。

但是讀過《優秀的綿羊》我們就會明白，這些整天立志“爬藤”的亞裔學生，根本沒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兒。稍微具備一點百科知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常春藤盟校，最早是一個大學體育賽事聯盟。可是如果你認為這些大學當初組織起來搞體育賽事，是為了促進美國青年的體育運動，就大錯特錯了。常春藤的本質，是美國上層社會子弟上大學的地方。

19 世紀末，隨著鐵路把美國變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中的新貴不斷涌現，他們需要一些精英大學來讓自己的子弟互相認識和建立聯系。這些大學的錄取標準要求會古希臘語和古拉丁語，這些都是美國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內容，這樣平民子弟就被自動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學本來就是精英階層自己玩的東西，是確保他們保持統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錢贊助名校，讓自己的孩子在這些大學里上學，然后到自己的公司接管領導職位，這件事外人幾乎無法指責。哈佛大學是個私立大學，本來就沒義務跟普通人講“公平”。當時“有資格上”哈佛大學的學生想進入這所高校相當容易，其錄取標準根本就不看重學習成績。事實上，一直到 1950 年，哈佛大學每 10 個錄取名額只有 13 個人申請，而耶魯大學的錄取率也高達 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相對于學習成績，學校更重視學生的品格養成，搞很多體育和課外活動，以人為本。也許那時候的美國名校，才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是真正的素質教育。

然而，精英們很快意識到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會勢力不斷涌現，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對統治階層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這些“貴族”子弟的學業的確不夠好。

于是，在 20 世紀第二個 10 年，一些大學開始率先取消古希臘語和古拉丁語考試，給公立高中的畢業生機會。然而，這樣一來，一個立即產生的結果就是，猶太學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們一看，這也不行，趕緊又修改錄取標準，增加了推薦信、校友面試、體育和“領導力”等要求。這才有了后來的常春藤這個“體育”聯盟。類似這樣的改革反復拉鋸。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一度只看分數錄取，當時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因此降低了半英寸（1.27 厘米）。最后妥協的結果就是今天這個樣子：既重視考試成績，也要求體育等“素質”。

而到了這個時候，這些所謂素質教育的本質就已經不是真正為了培養品格，而是為了確保精英子弟的錄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質”都有助于你被名校錄取，你需要的是有貴族氣質的，而且必須是美式傳統精英階層的素質。這就是為什么你不應該練吉他而應該練大提琴，不應該練武術而應該練擊劍；你需要在面試時表現出良好教養，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薦信；你光參加過學生社團還不夠，還必須曾經擔任某個社團的領袖；你參加社區服務決不能像奧運志愿者那樣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應該使用親切屈尊的姿態。

一句話，這些事兒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難做到。如果你不是貴族，所有這些素質教育的要求，都是逼著你假裝貴族。

美國名校通常都有對低收入家庭孩子減免學費的政策，比如哈佛大學規定家庭年收入在 6 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全部免費，家庭年收入在 18 萬美元以下的學生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 10%。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是 18 萬美元，你已經比 94% 的美國家庭富有。但哈佛大學能用上這個減免政策的學生，只有 40%——大部分哈佛學生的家庭年收入超過 18 萬美元。我還看到另一個數據，在斯坦福大學，接近一半的學生家庭年收入超過 30 萬美元（這相當于美國家庭年收入前 1.5%），只有 15%的學生家庭年收入不到 6 萬美元（相當于美國家庭年收入后 56%，即一半以上）——這意味著前者進入斯坦福大學的可能性約為后者的 124 倍。

上大學花多少錢根本不重要，上大學之前花了多少錢，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統計，就連 SAT 成績都跟家庭收入呈正相關。而獲得貴族素質的最有效辦法是進私立高中。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三所大學，所錄取新生中的 22% 來自美國 100 所高中，這相當于全美國高中總數的 0.3%——這 100 所高中之中，只有 6 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生在一個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質都還沒比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不服，再難也要進藤校。那么在眾多“假貴族”的沖擊下，現在藤校的錄取競爭處于什么水平呢？

《優秀的綿羊》中透露了一點耶魯大學的真實錄取標準。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別突出的成就——獲得一般小打小鬧的獎項沒用，必須是英特爾科學獎這樣的全國性大獎——你肯定能被錄取。如果沒有，那你就得“全面發展”——對耶魯大學來說，這意味著7~8 門 AP 課程和 9~10 項課外活動——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被錄取，還得看推薦信和家庭情況。至于亞裔津津樂道的 SAT 考試成績，沒有太大意義。

我覺得考清華大學似乎還比這個容易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國高中生其實比中國高考生辛苦得多。但耶魯大學還有第三個錄取渠道。凡巨額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錄取。

三、名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這樣說來，美國私立名校從來都不是為全體國民服務，而是為上層服務的機構。名校之所以時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減免學費，優先錄取少數族裔（不包括亞裔），僅僅是出于兩個原因：第一，要為精英階層補充新鮮血液，這樣系統才能保持穩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為非營利機構的免稅資格。

既然是為精英階層服務，那肯定得嚴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學生培養成真正的未來領袖吧？德雷謝維奇卻告訴我們，現在名校其實并不重視學生教育。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有一年新生入學，校方搞了個家長會，校領導居然對學生說：科大在北京錄取分數線低，你們北京來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學！像這樣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魯大學發生。學生明明是靠家庭特權進來的，學校對他們卻只有贊美，而且在各種場合不停地夸，學生以為自己能力以外的因素等于零。這導致名校學生對上不了精英大學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興趣，更談不上了解國家現實。他們沒有真正的自信，但是個個自負。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須好好對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學有抄襲行為，或者錯過一次期末考試，你可能會有很大的麻煩；而在耶魯大學，這些都不是大問題。截止日期可以推遲，不來上課不會被扣分，你永遠都有第二次機會。據德雷謝維奇在耶魯大學親眼所見，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學業失敗，哪怕你抄襲，哪怕你威脅同學的人身安全，你都不會被開除。

一方面，名校學生平時課外活動實在太忙；另一方面，教授們指望學生給自己留個好評，現在名校的成績標準也越來越寬松。1950 年，美國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學生的平均 GPA 都是 2.5；而到了 2007 年，美國公立大學學生的平均 GPA 是 3.01，私立大學則是 3.30，特別難進的私立大學呢？ 3.43。到底哪國的大學更“嚴進寬出”，中國的還是美國的？

但這組 GPA 貶值的數據也告訴我們，過去的美國大學比現在嚴格得多。事實上，在兩位羅斯福總統上大學的那個年代，這些名校雖然擺明了就是讓貴族子弟上的，其教學反而比現在嚴格得多。老貴族非常講究無私、榮譽、勇氣和堅韌這樣的品質。那時候，當學校說要培養服務社會精神和領導力這些東西，它們是玩真的。今日新貴充斥的大學，簡直是在折射美國精英階層的墮落。

如果名校不關心教育，那么它們關心的是什么呢？是聲望，更確切地說，是資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學排名，并不僅僅是給學生家長看的。大學能獲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請到多少銀行貸款，都與這個排名息息相關。為什么在真正的入學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名校還鼓勵更多人申請？是為了刷低錄取率。錄取率是大學排名計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項，越低越好。為什么大學把學生視為顧客，不敢嚴格要求？因為畢業率也是排名標準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現代大學里，教授最重要的任務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學，因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學校聲望，還能帶來更多科研撥款。在這方面，中美大學并無不同，講課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視。但大學最重視的還不是基礎科研，而是能直接帶來利潤的應用科研——德雷謝維奇說，名校在這方面的貪婪和短視程度，連與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過去了。

校友捐贈，是名校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哈佛正是憑借幾百億美元的校友捐贈基金成為世界最富有的大學。我們前面說過，大部分哈佛畢業生去了華爾街和咨詢公司工作，其實這正是大學希望你從事的工作。

我曾看到的兩條新聞正好說明了這一點。一條是在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中大肆做空獲利的對沖基金總裁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給哈佛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捐 4 億美元，為該校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大學直接把學院命名為約翰·保爾森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另一條更有意思，黑石集團的蘇世民（SteveSchwarzman）向耶魯大學捐款 1.5 億美元，哈佛大學為此非常后悔，因為此君當初曾經申請了哈佛大學而沒有被錄取——所以有人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哈佛大學應該用大數據的思維更科學地分析哪些高中生將來可能成為億萬富翁，可別再犯這樣的錯誤了。

學生職業服務辦公室對律師、醫生、金融和咨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興趣。你將來想當個教授或者社會活動家？學校未必以你為榮。大學最希望你好好賺錢，將來給母校捐款。

為什么出生在美國的 Michael Wang 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國高中——南京外國語學校——卻有多名學生被藤校錄取？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來校友捐款的策略——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精英學生未來有更大的賺錢潛力，對藤校來說，“金磚五國”的高中生比西歐國家的更有吸引力。

總而言之，美國名校找到了一種很好的商業模式。在這個模式里最重要的東西是排名、科研、錄取和校友捐款，教學根本不在此列。

而鑒于中國的名牌大學——盡管沒有一所是私立的——一直把美國名校當作榜樣，甚至還可能把這些事實上的問題當成優點去學習，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大學的未來也是如此。

有位清華大學教授程曜，出于對學校的種種不滿，竟曾經以絕食抗爭（《南方人物周刊》2012 年 10 月 29 日）。德雷謝維奇的憤怒可能還沒到這么極端。他認為大學應該培養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號召學生不要去名校。但如果小明和 Joe 跑來問我，我不知道應該給他們什么建議。也許大學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觀、價值觀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許你應該自己學那些東西，也許你根本就沒必要學。德雷謝維奇說，他有好幾個學生最終決定放棄華爾街的工作，寧可拿低薪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這樣的建議。

但我的確覺得，這個世界哪怕分工再細，專業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綿羊來運行。

何況綿羊的生活其實并不怎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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