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等教育似乎正在經歷“文科大撤退”，這一趨勢引發許多人的關注與討論。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究竟是滋養靈魂的智慧源泉，還是數字時代、實用主義背景下的“無用之學”？美國哈佛大學官方網站宣布，2024年秋季，本科生學院取消了30多門課程，主要為歷史、文學、藝術等專業。同一時期，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也宣布，削減28個學術項目并裁撤143個教職崗位，不再開設語言專業。哈佛大學校刊《哈佛深紅報》（The Crimson）調查發現，2025屆畢業生中只有7.1%的人表示會繼續深耕人文學科，33%的人打算攻讀社會科學，49.1%的人打算攻讀科學或工程和應用科學。近日，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系奧古斯特·孔德社會認識論講席教授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認為實際上當前并非只是文科專業面臨危機，這是一場全面的學科危機，必須重建學術與生命的聯結，才能打破將大學視作職業培訓營的迷思。

危機不局限于文科專業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面臨的“危機”有哪些明顯的表現形式？

富勒：在聚焦具體的人文社科領域之前，我們需要看到當前至少在西方國家，“危機”正籠罩著所有學科，自然科學亦不例外。學者主導著大學的科研與教學，其傳統教研模式無法直接滿足社會對知識的需求。過去200年間，人們并不認為這種錯位是個問題，因為社會和國家深信學者能從更高遠的視角洞悉學科本質，他們所創造的知識能夠超越任何短期的政治和經濟波動。然而，近年來學術界內部腐敗、欺詐、偏見等事件頻發，導致人們對學術的信任大打折扣，公眾對完善并落實學術問責機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此背景下，學術成果普遍貶值，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尤為明顯。

我所任職的大學是英國“十大名校”之一，校方要求教師在批改學生論文時采用的標準更側重于形式規范，如語法結構的準確性、論證邏輯的嚴密性等，而非聚焦知識內容本身。這樣的政策本質上是認定寫作技藝是可遷移的“通用能力”，而課程內容不是。換句話說，學校認為學生掌握了哪些知識細節或許并不重要，關鍵在于他們能否以清晰有力的方式傳達自己的所學與見解。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柏拉圖對話錄》中蘇格拉底與詭辯者的辯論，后者主張知識不過是獲得辯論勝利的修辭工具。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危機的根本源自內生性學科衰退還是外部環境壓力？

富勒：二者兼而有之。所謂的“外部環境壓力”實為高等教育擴張的必然結果。從歷史上看，大學一直是“精英”的搖籃，因為高等教育受眾有限。盡管如此，國家依然對大學提供支持，因為這些精英學子未來會成為社會各界的領航者，將產生深遠影響。隨著“知識經濟”政策的推行，倡導全民高等教育，這一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為此，國家斥巨資擴大大學的規模和數量。大學擁護此政策或許并不意外，然而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教育投資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眾多“高學歷”畢業生面臨失業或就業不足，同時，經濟生產率和社會整體進步速度卻未見顯著提升。大學已開始進行結構調整與規模縮減，我預測未來的大學數量將會減少，就讀人數亦會下降。

至于學科的內生性困境，核心問題在于經濟學家所說的“路徑依賴”，這也適用于所有學科，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探究之所以“學術”，在于它原則性地鎖定研究某一主題的多種可能路徑中的一條或少數幾條，賦予了學術探究獨特的“認識論嚴謹”（epistemologically rigorous）特質。然而，長期沿用同一方法，勢必導致回報遞減。如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的那樣，“科學范式”無法解釋新的事實，就會產生“危機”，促使科學界尋求問題的新解法，從而掀起“科學革命”，其中一種方法轉變為新的主流范式，如此周而復始。

庫恩的主要例證是牛頓力學體系，這一范式統治物理學長達200年之久。人們不禁要問，為何相對論與量子理論花了這么長時間才取代了牛頓的理論。與當下相關的部分答案在于學術期刊的同行評審制度。自17世紀起，相互認可為“學者”的群體便依據對方工作的真理價值，及其與集體科研項目的相關性進行評價。隨著19世紀同行評審逐漸完善與制度化，“相關性”演變為前文提及的“路徑依賴”，導致發展停滯。

人文社會科學專業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認為上大學只是為了就業，而人文和社會科學純屬“無用之學”，對此您怎么看？

富勒：首先，在當前經濟環境下，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未必能夠找到長期穩定且富有個人成就感的工作，這并非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特有的困境。因此，不只是人文社科領域面臨“危機”，這其實是影響著整個高等教育領域的危機，需要對學術知識在社會中的作用進行根本性改革。

其次，具體到人文社科領域，當前確實存在高校裁撤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項目的現象。社會、高校都開始將高等教育機構定位為培養技能人才的工廠，畢業生需手握技能，無縫對接職場。這種觀念并非新鮮事物，在西方國家已存在半個世紀之久。它與“知識經濟”思維密切相關，即認為在未來，一個繁榮的社會將要求每個人都獲得大學學位，以勝任高技能工作，為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后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提供動力。而人文學科的知識之所以難以融入此愿景，是因為它更關注對宏觀世界的反思而非具體實踐。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代青年修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意義何在？

富勒：在西方國家中，人們選擇學習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知識的理由依舊成立而且充滿生命力，無論從事什么工作，人們都需要“生命教育”。19世紀初，德國教育之父、現代大學創始人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將生命教育視作“自我教養”的一部分，因此，在深入學習專業課程前，哲學是每個大學生的必修科目。在這方面，黑格爾的教學實踐最具代表性，他將哲學建構為思想的運動學與動力學。在馬克思的職業生涯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教育理念的影響。如今的學生們也希望得到這種教育，但遺憾的是，依然堅持這種教育理念的高校鳳毛麟角，也很少有高校將其作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進行宣傳，而是試圖通過承諾提供可以獲得特定工作的職業證書來吸引生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算法兩極分化和生存焦慮的時代，人文社會科學專業能否抵御社會中存在的虛無主義？

富勒：當然！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在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它至少在兩個方面具有現實意義。第一是它能賦予學生對生活各方面深刻而生動的理解，從而幫助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第二是它能夠培養人們對世界進行更為復雜的評估。特別是社交媒體興起后，人們接觸到的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多元，但在如何評判這些觀點方面卻缺乏指導。在此情境下，人們在藝術、歷史、文學和哲學中發現的觀點更具多樣性，有助于他們在大量的信息中保持冷靜的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該如何應對危機？

富勒：我認為，要應對這一廣泛性的危機，需要重構大學的社會角色，讓高等教育重新回到提供“終身教育”的理念，將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納入所有學科的基礎認知框架中。這樣大學方能超越職業培訓機構的定位，重拾其智慧燈塔的社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