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齊模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的一方，在慶祝戰爭勝利的狂歡中，從蔡元培、李大釗到羅家倫，他們都敏銳地意識到勞工、庶民、平民在新世紀的重要性。蔡元培在天安門舉辦慶祝協約國勝利講演大會上更是喊出“勞工神圣”的口號。正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一些北大學生在1919年的春天創建了“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走出書齋，走出紅樓，深入群眾，開展對民眾的教育和啟蒙工作。

1919年3月7日，鄧康、廖書倉等14名北大同學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出《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啟事，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宣稱“以教育普及及平等為目的，以露天演講為方法”。他們認為 “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北京大學固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準者也。”鑒于當時的中國平民識字的人少，能閱讀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數人，發起人認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號召同學中熱心平民教育的人報名加入平民教育講演團。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啟事。北京大學供圖

啟事附了三位聯系人的姓名和聯系住址，他們是：廖書倉，住東齋宙五號；周炳琳，住東齋宇三號；鄧康，住東齋宙七號。廖書倉，字大酉，湖南永興縣人，法本科政治學門1918年畢業，時為法科研究所研究生。他是一位在社團活動方面的積極分子，在北大參與發起的社團就有音樂研究會、國民雜志社、平民教育講演團，還是書法研究會執事和進德會評議員。鄧康，字仲獬，又名鄧中夏，湖南宜章人，1917年秋入文本科國文門（中文系）學習，結業后又于1920年轉入哲學系學習，1923年畢業。周炳琳，字梅蓀，浙江黃巖人，時為法科經濟學門三年級。他們還都是國民雜志社首屆職員，在隨后的五四運動中都成為運動骨干。

3月23日上午，平民教育講演團在位于馬神廟的理科校長室召開成立大會，其時報名入團的團員已經有39人。會議公推廖書倉為臨時主席并由他報告講演團籌備和報名情況，然后討論講演團章程和開展工作的方法，最后進行職員選舉。廖書倉以最高票當選總務干事，鄧康以次多數票也當選。羅家倫和康白情當選為編輯干事，周炳琳當選為文牘干事，易克嶷當選為會計干事。這6位當選的干事中，羅家倫和康白情是新潮雜志社的骨干，其他四人是國民雜志社的骨干。這兩大社團的骨干在1919年春天不約而同地攜手共同致力于平民教育事業，也是很能反映這個春天一種新的氣息。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的講演分為定期講演和不定期講演兩種。定期講演安排在京師學務局下屬的4處講演所，每周日下午一點后，由平民教育講演團安排團員講演一次。這四處講演地址和講演時段為：京師公立第一講演所，珠市口南路東，下午二時至四時；京師公立第四講演所，東安門外丁字街路南，下午二時至四時；京師公立第五講演所，西單牌樓南路西，下午三時至五時；京師公立第十講演所，地安門外大街路西，下午一時至三時。

講演團的不定期講演根據需要臨時組織。例如在講演團剛成立后的春假里，講演團組織團員從4月3日開始，在東便門內蟠桃宮廟會開展了連續3天的演講。講演安排在每天午后1點到5點。雖然這幾天天氣不太好，但聽講的人卻非常之多，“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在3天的時間里，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同學們一共發表38場講演。先后有26位同學進行了講演。他們講演的題目豐富多彩，如：《如何求幸福》、《大家都受教育》、《做一件事當一件事》、《念書的利益》、《什么是善》、《現在的皇帝倒霉了》等等。

學校對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工作給與大力支持，先是將紅樓三層東邊的一處房間撥給講演團作為事務室。使平民教育講演團辦公、開會有一固定場所。1921年初，又經講演團申請，北大校方出面在紅樓附近的松公府夾道八號租下兩間臨街房屋，整修為講演團的固定講演所，并安排一個聽差做服務工作。此講演所建成后也作為平民教育講演團的辦公、開會場所，總務干事朱務善被推舉負責在此處常駐辦公。【北京大學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也曾設在這里辦公。據《鄧中夏年譜》1921年4月24日，張國燾報告。】

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講演所。北京大學供圖

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后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同學們在運動中走上街頭演講宣傳，對于喚起民眾起而響應和支持學生運動，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講演團成立時有團員39人，經歷了五四運動，到10月份，一共新增團員28人，隊伍進一步擴大。到1920年春天，講演團第三次大會前后，又迎來一波新團員加入的高潮，3-5月份的三個月里，新入團團員27人。3月，講演團職員進行了改選，鄧康（鄧中夏）、楊鐘健當選為總務干事，高尚德（高君宇）當選文牘干事。

平民教育講演團1921年的會員合影。北京大學供圖

講演團的活動更加活躍。1920年5月，講演團在原有四組基礎上，又增設科學講演組，由潘元耿、楊鐘健兩人負責。講演時用到的儀器、標本由講演團向學校借用。在原先東西南北四城講演場所基礎上，又增加在虎坊橋模范講演所的講演。每周六晚七時半至八時半，每周日晚九時半至十時半由平民教育講演團派人講演。

1920年春開始，講演團進一步擴大講演范圍，利用春假，派人到郊區的豐臺等地進行講演，并開展社會調查。4月2日這天，講演團團員李薈棠、唐炳榮、王星漢等一行五人，乘京奉鐵路火車到豐臺。下車后，他們步行先后到達叫七里莊和大井村兩個地方發表講演。兩處講演都是在村里的小學進行，聽講的除了學生外，還有聞訊趕來的村民。在七里莊，村民們過來看熱鬧、聽講演的有二十多人，“都滿身是泥，滿臉是灰”。講演團有兩位同學先后講演了“北大平民夜校與本村國民學校的比較”、“女子應當和男子一樣的讀書”。一些聽講的老人“個個都點頭稱善”。在大井村，聽眾除了學生，還有六十多村民。首先由講演團的王星漢同學講纏足的害處，結果“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的嫋嫋娜娜的回家去了！”還有一位年輕的媳婦，才要出門來聽講演，就被一位老婦人“痛罵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學好，這一類的話。那媳婦馬上關上門了！”然后由李薈棠講平民教育的重要，郭衍盈講為什么要讀書。中午時分，幾位同學回到豐臺鎮上午飯，順便調查了一下鎮上的學校設置情況。然后趕往火車站，在車站旁邊又講演兩場，聽眾約有兩百多人。隨后便乘上火車返回學校。

李薈棠總結這次豐臺講演的感受，一是認為鄉里人思想單純，但極其清白，易于灌輸新思想；二是中國的教育還太落后，以至于像豐臺這樣一個大鎮，“離北京才幾十里路，教育一途，就糟糕到這步田地。其他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他呼吁中國的教育“還要靠我們的努力！”

講演團的同學們還深入長辛店的各個工廠，向工人做講演。1920年4月，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成員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到長辛店進行講演，得到長辛店工人們的熱烈歡迎。各工廠的工人紛紛邀請講演團派人前往講演。同年冬，由平民教育講演團發起，以北京大學學生會和平民教育講演團名義發起北大師生捐款，由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等人負責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1921年1月1日，勞動補習學校開學。11日，正式上課。學校設在長辛店大街祠堂口一號院。學校的體 制采取委員會議制，下設議事部和辦事部，各項工作先由議事部討論研究，作出決定，提出實施方案，再交辦事部執行。學校的教務是二部制，白天是工人的子弟上課，用普通小學的課本，主要是學文化知識。夜間是工人上課，學高小的課程，先教文化知識，再講革命道理，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通過教學，既使工人們學到了文化知識，也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學校教員分為專職教員和兼職教員兩種。專職教員叫常駐教員，先后有李實、張純、賈祝年、吳容滄、吳汝銘、卜世潤(卜潤舟)等。兼職教員每星期來校講課一次或兩次，講完課就走，先后來講課的有王錚、王光祈、朱務善、何孟雄、陳為人、楊人杞、鄧中夏等人。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我國北方最早的一所工人學校，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工人運動骨干的重要場所。（作者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北京大學供圖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北京大學供圖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