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4月，世界各國、各業都在持續評估、承受、應對著美國“對等關稅”帶來的影響。近來，經濟學人、亞洲時報等媒體也開始討論，關稅戰對可控核聚變這類“未來產業”可能帶來的沖擊。

或許會有這樣的疑問：一項2025年由一個國家發布，與該國執政者個人意志息息相關，尚不知能持續多久的政策，對于目前看來2045年左右才會進入示范階段，最早2050年前后才能實現商業化發電，又被視為“終極能源”的產業，能形成多大影響呢？

但正因為這些產業正處于孕育期，遠未形成成熟的發展路徑，且科研投入、技術攻關、規模化商業化難度極大，現實狀況的變動才更可能導致連鎖反應和長期影響。

一些外媒觀點認為，更嚴格的技術限制、更緊縮的人才交流和貿易往來，能夠避免中國在可控核聚變領域復刻光伏、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等新能源領域的成功，美國則將因此獲得主導地位和競爭優勢。

不過，相關分析可能忽視了國際合作對這項“未來技術”的核心推動作用。

目前，1985年啟動的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ITER）仍是推動可控核聚變發展的最重要平臺。2001年，ITER完成了工程設計；2003年，中國正式決定參加該計劃的談判；2006年，歐盟、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日本和韓國七方簽署聯合實施協定，啟動實施ITER計劃，力圖在35年左右的時間內打造出“人造太陽”（包括10年建設期、20年運行、開發和利用階段和5年去活化時間）。不過，受限于技術瓶頸和各國協調分工的復雜性，該計劃啟動后進度數次拖延、預期成本也翻倍增長，直到2020年7月，其重大工程安裝啟動儀式才在法國舉行。此后，隨著應對氣候危機愈發急迫、凈零排放規劃陸續出臺，清潔能源得到了普遍重視和發展，再加之核能復興浪潮，讓以ITER為代表的可控核聚變技術、項目迎來加速發展，社會資本也競相涌入，業界對上述2045年進入示范階段，2050年商業化落地的目標普遍比較樂觀。

但是，近年來國別競爭有逐漸取代國際合作，成為產業、技術發展主敘事的趨勢。根據Fusion Energy Base的統計，截止2024年，美國在可控核聚變領域的投資額約為56.3億美元，中國約24.9億美元，兩個國家的單體量級比TOP10中其他國家的總和還高。而在資金快速涌入的2024年，美國投資約13.5億美元，中國緊追其后，達到13億美元左右。美國輿論對中國后來居上的擔憂愈發強烈，尤其從去年到今年，中國相繼迎來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穩態高約束模式等離子體運行403秒創世界紀錄、“中國環流三號”（HL-3）實驗首次實現“雙億度”等里程碑突破后，美國傳統媒體、社媒都興起了“在可控核聚變領域，美國或將被中國趕超”甚至“美國已經落后于中國”等討論。

受此影響，“如何贏中國”取代“如何早日實現可控核聚變”，成為了美國不少嚴肅討論甚至政治議題的核心，一些智庫、投資機構甚至商業化公司，提出關閉與中國合作的大門、限制中國從國際合作項目獲取核心知識產權、防備中國留學生將在美國的學習成果帶回國內、提早防范中國建立制造業和供應鏈優勢等。也有觀點建議美國“學習中國打破種種監管限制”。

但是，中核集團核聚變堆技術首席專家段旭、中核集團首席科學家劉永等專家都曾提到，核聚變能作為未來的清潔安全高效能源，解決的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氣候、能源問題，其發展高度依賴國際合作，更廣泛地分享研究成果和技術經驗，也是推動全球核聚變科技創新，加速商業落地的最佳路徑。誠然，“脫鉤”“拒絕合作”或將影響中國可控核聚變的發展，但目前來看，中國在核聚變研究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已不斷加大，部分技術處于領跑位置，且在ITER等分工中的角色也愈發吃重，就在今年，ITER總干事彼得羅·巴拉巴斯基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還盛贊“中國在‘人造太陽’計劃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一背景下，無論是關稅戰還是縮減人才交流，最終也將傷害到美國可控核聚變的發展本身。

另一個前沿能源產業—工業熱泵領域初創公司AtmosZero的聯合創始人Addison Killean Stark并非貿易戰的堅定反對者，甚至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也曾頗有微詞，但在他近期發表于《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文章中也警示道，在美國目前仍有一定先發優勢的下一代技術——如可控核聚變、清潔鋼鐵、工業熱泵等領域，“對等關稅”的大規模實施將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他認為，高額的全面關稅不僅不會建立長期的經濟實力，反而會影響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領先地位，并喪失在出口方面的產業影響力。面對能源轉型這個全球工業革新的代際機遇，特朗普政府亟需出臺更明智的貿易政策。

實際上，“對等關稅”發布以來，特朗普政府也確實在持續調整此前的既定實施計劃，包括針對部分國家的90天暫緩實施、對半導體產品暫時實施豁免等。就在4月22日，美國財長斯科特·貝森特還稱對華關稅政策不以“脫鉤”為目標，并預計未來中美貿易局勢將會“降溫”。（本文首發于鈦媒體APP，作者｜胡珈萌，編輯｜劉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