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卡爾?馬克思

從這句話中，你看到了什么？我真看到了一個“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吸血鬼。

這是幻覺嗎？不是，因為你，我，每個人，現在已經是資本掠奪的對象。

某唄、某條、某付……其實都在透支你的信用，壓榨你的價值。

而毛主席，早在1949年建國之前，就警告我們：可以利用資本，但必須有限制。

毛主席的經濟思想：戰略經濟家

說到毛主席，你會想到哪些“標簽”？

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戰略家，詩人、書法家、散文家、哲學家……

只有一個標簽很少出現：經濟學家。

的確，很少有人把毛主席跟經濟學家聯系到一起。就連毛主席自己也說過：搞經濟，我不如恩來和陳云。

久而久之，很多人以為毛主席不懂經濟，不會搞經濟，只會搞政治和軍事。

這實在是一個絕大的誤區。

對毛主席，確實不能以經濟學家來評價。

毛主席關注的，不是一個微觀經濟現象；毛主席貢獻的，不是一個經濟學概念。與一般經濟學家相比，毛主席擁有獨一無二的標簽：經濟戰略家。

毋庸置疑，毛主席是戰略家，他的戰略思想和成就，不僅體現在軍事、政治，還體現在經濟領域。這種戰略很早就萌芽，經過不斷完善，建國之后趨于成熟，謂之“毛澤東經濟思想”。

土地革命時期：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經濟，經濟為革命服務

土地革命時期，除了起義、井岡山、游擊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還在干什么？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搞經濟。

土地革命時期，毛主席提出的總體戰略是農村包圍城市，聽起來簡單，但實施起來很難。

為什么呢？因為缺。

缺什么呢？什么都缺。

農村包圍城市，注定了紅軍要在農村活動，跟敵人打游擊戰，要在山區建立根據地，后來一度建立了自己的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是常說的中央蘇區。

這些根據地有一個共同特點，地處邊陲，經濟落后，全靠農業和小手工業，幾乎沒有工業，經濟水平比清末民初好不了多少。

紅軍也是人，也要衣食住行，也要吃喝拉撒，紅軍不會自己種地，很多時候要靠當地百姓支援，但老百姓也窮，自己都吃不飽，沒有多少余糧。

國民黨為了消滅共產黨，除了軍事圍剿外，還進行經濟封鎖，禁止油、鹽、糖、布等物資流通，這些物資都是生活必需品，缺了少了，紅軍日子只有一個字：苦。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搞好經濟，就無從搞好政治和軍事。

但這個道理不是人人都明白。當時，中央蘇區內部有兩種觀點：

一是認為搞革命主要是“擴紅”、打仗，革命時代戰爭忙的不得了，哪有閑工夫搞經濟？誰說搞經濟就是“右傾”，就是投降主義。只有革命勝利，戰爭結束，天下太平，才能搞經濟。

二是認為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當前應該集中主要力量搞經濟，實行“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搞活經濟以后再考慮革命戰爭。

兩種觀點針鋒相對，鬧得不可開交，但有一點共同之處：都是錯誤的，都解決不了問題。

這個時候，毛主席站出來說話了，他用兩篇文章，搞清了經濟建設怎么搞，一篇是《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篇是《我們的經濟政策》。

毛主席的文章一向言簡意賅，他主要論述了三個問題：

1、要不要進行經濟建設？

當然需要！毛主席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政權，都要高度重視經濟建設，不搞好經濟建設，就會“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2、怎樣處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

毛主席批判了兩種錯誤認識，他首先批評“只講革命戰爭，漠視經濟建設”的觀點：

“只有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

然后，毛主席批判了“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中心”的觀點，他說：

“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內戰爭中企圖進行和平的……只是一種瞎想。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為著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

最后，毛主席提出了他對把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的認識：

“ 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

就這么兩段大白話，就把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的關系說透了，用不著長篇大論，這就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濟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但凡上過幾年學，都能讀的懂。

如果你認為毛主席只是寫寫文章，搞搞理論，那就大錯特錯了。

毛主席是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要切實經濟建設問題，才能壯大中央蘇區。

在“一要打仗，二要建設”的指導思想下，毛主席把很大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中央蘇區不光搞農業，還搞工業，還制鹽、采礦、伐木，建立紡織廠、被服廠、兵工廠等，甚至開展對外貿易，經濟搞得有聲有色，很好地解決了經濟基礎問題。

與此同時，毛主席還根據所有制事業，將經濟成分分為三類：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并提出“同時并進”地發展三種經濟。

面對當時占絕對優勢的私人經濟，毛主席觀點很明確，他說“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應當提倡和獎勵私人經濟”，只有經過長期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才會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

概括成一句話：私人資本可以利用，甚至可以提倡和鼓勵，但不能占據支配地位。

抗日戰爭時期，發展經濟要靠尋求外資，最適合與美國合作

中國和美國是什么關系？是敵非友。

即便在抗戰時期，美國支援中國抗日，主要受益對象也是國民黨，而非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主要是領導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延安，跟當初的中央蘇區一樣，抗日根據地也要發展經濟，但面對的困難更大更多。

土地革命時期，紅軍面對的是國民黨的圍剿和封鎖；抗戰時期，八路軍面對的是日軍的掃蕩和封鎖，比國民黨軍隊兇狠不知多少倍，美國的援助遙不可及。

但毛主席考慮的很長遠，他提出利用美國資本發展根據地經濟。

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卻是真實的。

毛主席提出發展經濟不應局限于意識形態束縛，他認為蘇聯在二戰中遭受巨大犧牲，自顧不暇，我們中國指望不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被嚴重削弱，也沒有能力幫助中國；只有美國非但沒有遭受損失，還得到進一步發展，所以只有美國才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

超越政治制度、超越意識形態，這是什么思路？這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毛主席提出與美國合作，引進美國資本，幫助發展經濟，不僅局限于發展抗日根據地經濟，還放眼長遠和國家發展，考慮到抗戰結束后，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

1945年，抗戰結束，國共探討建立聯合政府，毛主席又提到了經濟發展戰略。

一個新興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依賴資本。

資本從哪里來呢？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自己積累，二是對外掠奪，三是借助外援。

歐美列強是靠對外擴張和掠奪積累資本，我們傾向于自己積累，但我國基礎差，底子薄，需要很長時間艱苦奮斗，而借助外援可以節約，提高經濟發展速度，毛主席是很贊成的。

1945年《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毛主席指出：“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

但歡迎外國投資是有條件的，，毛主席說：“對于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和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量將是非常廣大的。”

毛主席的觀點有多么超前？即便放現在也毫不過時。

只是抗戰結束后，美國一根筋地認為共產黨是敵人，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人失去了與一個蓬勃發展的政黨合作的機會。

建國之初，積極引導私人資本，不能任其自流

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在即。

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

這份宣言由毛主席親自起草，回答了一系列關系新中國全局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實際上相當于一份基本建國綱領，綱領很宏大，既有政治問題，也有經濟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經濟問題，確切而言是資本問題。

毛主席和共產黨人接手的，是一個資本社會。這個社會中，資本被“四大家族”掠奪，財富集中到少數官僚特權集團，進而形成官僚資本，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整體健康。

面對這樣一個資本社會，該如何對待資本問題？毛主席這樣回答：

“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

但資本不能任其自流，肆意擴張。

資本是個好東西，任何時代都缺不了，沒有資本流動，經濟很難大發展，但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統治者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著資本的作用，比如“重農抑商”，就是限制商業資本。

古人沒有系統的經濟理論，但他們懂經濟，知道商人重利，若不“重農抑商”，允許商業任意發展，商業資本壯大，向下會掠奪農民，控制農業；向上會插手政治，侵奪政權。

資本不是洪水猛獸，但若不加約束，它可能會變成洪水猛獸，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毛主席提出，可以利用資本，但必須有限制，不能任其泛濫，要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

“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被限制地發展……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毛主席告訴我們，資本可以利用，但需要限制，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限制資本。

但資本本身就有逐利的本性，它會一味追求利潤。對資本而言，沒有合法非法，沒有道德不道德，哪里利潤高，就向哪里去，這是普通規律，好比水往低處流。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從這個角度講，資本是中性的，逐利是其本性。

對一個國家而言，可以允許資本擴張，但又應當適當節制，不讓資本涉足政治，不讓資本控制政權，這是最好的狀態，否則私人資本就變成了官僚資本，甚至壟斷資本。

當私人資本壟斷了政權，國家就被私人資本綁架，國家的一切政策首先考慮的將是私人資本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特征。

所以，當私人資本在國家無限擴張，甚至以壟斷地位實現利潤最大化，威脅到大多數人利益或將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陷入巨大風險時，國家就必須出手加以限制，反壟斷調查就是手段之一。

現在你應當可以理解，為什么你覺得有些所謂“高科技企業”，讓你感覺特別方便，讓經濟看起來十分繁榮，國家卻要對他們加以限制，實施反壟斷調查？

國家對準的不是企業，而是資本，有些明星一樣的企業家，他們不是你表面看到的慈善家，而是真正的資本大鱷，他們要吞噬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不過你渾然不知而已。

70多年前，毛主席就看穿了一切，并且警告我們，我們一度認為這是過于畏懼資本的力量，但現在知道了資本的力量，為時還不算晚。我們要永遠銘記毛主席的警告：

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這種斗爭還會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