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方濟各在媒體上廣受好評，呼吁和平、平等，為加沙爭取權益、為俄烏沖突發表獨立意見，甚至在任上對中國也表示出善意，贏得了全世界的人心。

除了一個地方，阿根廷！

雖然，教皇方濟各來自阿根廷，但是，他在阿根廷“骯臟戰爭“時期所作所為，很難讓阿根廷人釋懷！

今天文章很長，回顧一下阿根廷最悲慘時代！同時，也讓你了解下，為什么發達的阿根廷突然變成了發展中國家！

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飽受“骯臟戰爭”的摧殘，歷屆軍政權都曾追捕、折磨并“失蹤”了數萬名公民。這場戰爭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時阿根廷本已緊張的政治局勢開始出現裂痕。

在蒙托內羅斯游擊隊發動武裝叛亂后，軍方發動政變，推翻了伊莎貝利塔·庇隆政府，奪取了政權。

隨后的獨裁統治將數千名阿根廷人關押在軍事拘留所。大多數人遭受酷刑；少數人獲釋，許多人最終被殺害。這些“失蹤”者總計約3萬人。

1979年，美洲人權委員會訪問了阿根廷，并視察了臭名昭著的拘留中心——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軍機械學校。他們卻表示沒有發現任何囚犯。

正如奧拉西奧·維爾比茨基在其著名紀實文學的摘錄中所揭示的那樣，囚犯們被分散了，其中一些被轉移到了埃爾·西倫西奧（El Silencio）島上，這是一座曾屬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天主教大主教官員的房產。

天主教會參與阿根廷的酷刑和謀殺并不令人意外；畢竟，從法國極右翼傳入阿根廷（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極端教義早已有先例。

但奧拉西奧·維爾比茨基的記述中，許多細節都具有啟發性，他的研究對于阿根廷持續努力追究“骯臟戰爭”時期侵犯人權行為的歷史、法律和道德責任至關重要。

霍拉西奧·維爾比茨基的新書《沉默》入圍 2005 年尤利西斯文學報告文學獎。

在豪爾赫·維德拉將軍領導的軍事獨裁統治期間（1976-1983 年），貝爾格里奧是阿根廷級別最高的主教。

他后來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教和大主教。2001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晉升他為紅衣大主教。

1983 年軍政府放棄權力后，合法當選的總統勞爾·阿方辛 (Raúl Alfonsín) 成立了真相委員會，負責調查“骯臟戰爭” ( La Guerra Sucia )背后的罪行。

大量歷史史實證實，軍政府一直受到華盛頓的暗中支持，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1976年的軍事政變中扮演了幕后角色。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 2006 年 3 月 23 日公開的文件顯示，政變發生兩天后，基辛格在拉丁美洲事務上的副手威廉·羅杰斯告訴基辛格：“我們預計不久之后，阿根廷就會出現相當程度的鎮壓，甚至可能造成大量流血事件。”

諷刺的是，2013年3月5日，在貝爾格里奧紅衣大主教就任教皇前一周，一場重要的審判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庭。

這場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的審判旨在“審理‘禿鷹行動’期間犯下的全部罪行”。“禿鷹行動”是由美國支持的拉丁美洲各獨裁政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協同發起的一項行動，旨在追捕、折磨和殺害數以萬計的反對者。

豪爾赫·維德拉 (Jorge Videla) 將軍（左）領導的軍政府對無數暗殺事件負有責任，其中包括在 1976 年 3 月 24 日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支持的政變推翻伊莎貝爾·庇隆 (Isabel Peron) 政府后反對軍事統治的牧師和修女。

維地拉是被判犯有侵犯人權罪行的將軍之一，這些罪行包括“失蹤”、酷刑、謀殺和綁架。1985年，維地拉被判處終身監禁，關押在馬格達萊納軍事監獄。

軍政府（根據華爾街的指示）任命的關鍵人物之一是經濟部長何塞·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德奧斯 (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他是阿根廷商界人士，也是大衛·洛克菲勒的密友。

馬丁內斯·德奧斯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遇刺后，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芝加哥男孩”的建議下于1973年10月在智利實施的政策的“翻版”。

工資立即被法令凍結。1976年3月24日軍事政變后的三個月內，實際購買力暴跌逾30%。（作者估算，阿根廷科爾多瓦，1976年7月）

阿根廷人民陷入貧困！

亨利·基辛格，更不用說已故的大衛·洛克菲勒，都曾與軍政府會面。在經濟部長何塞·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德奧斯的領導下，央行的貨幣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華爾街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的。

貨幣市場被操縱。比索被故意高估，導致其外債積重難返。整個國民經濟陷入破產。

華爾街堅定地支持軍政府，并為其發動了“骯臟戰爭”。反過來，天主教會高層在維護軍政府的合法性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耶穌會代表天主教會內部最保守但最具影響力的派別，與阿根廷的經濟精英關系密切，堅定地支持軍政府，反對庇隆主義運動中所謂的“左派”。

在天主教會內部，譴責軍事獨裁（包括其侵犯人權的行為）是禁忌。盡管教會高層支持軍政府，但教會基層卻堅決反對軍事統治。

2005 年，人權律師米麗亞姆·布雷格曼 (Myriam Bregman) 對樞機主教豪爾赫·貝爾格里奧 (Jorge Bergoglio) 提起刑事訴訟，指控他于 1976 年與軍政府合謀綁架兩名耶穌會牧師。

幾年后，“骯臟戰爭”的幸存者公開指控豪爾赫·貝爾格里奧樞機主教參與綁架弗朗西斯科·賈利克斯和奧蘭多·約里奧神父以及六名教區成員

1976年5月被暗殺小組綁架的兩位神父弗朗西斯科·賈利克斯（Francisco Jalics）和奧蘭多·約里奧（Orlando Yorio）在遭受酷刑后于五個月后獲釋。與此同時，在同一行動中被綁架的另外六名與其教區有關的人也“失蹤”了。其中包括四名與該教區有關的教師和她們的兩位丈夫。

奧蘭多·約里奧神父獲釋后，“指責貝爾格里奧實際上是把他們（包括另外六人）交給了暗殺小組……賈利克斯在隱居到德國一所修道院后，拒絕討論這一指控。”

1985年，在對軍政府領導人的首次審判中，約里奧宣稱：“我確信他親自把寫有我們名字的名單交給了海軍。”兩人被帶到臭名昭著的海軍機械學校（ESMA）酷刑中心，被關押了五個多月，然后被灌下藥，扔到城外的一個小鎮。

“貝爾格里奧（教皇方濟各一世）曾兩次援引阿根廷法律賦予他的拒絕公開出庭的權利，而當他最終于2010年出庭作證時，他的回答卻含糊其辭”：“至少有兩起案件直接涉及貝爾格里奧。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他的兩名耶穌會神父——奧蘭多·約里奧和弗朗西斯科·賈利克斯——遭受的酷刑。他們于1976年在貧民窟因宣揚解放神學而被綁架。”

軍政府在一份秘密備忘錄（見下文）中承認，貝爾格里奧神父曾指控這兩名神父與游擊隊建立聯系，并違抗教會圣職人員的命令（Conflictos de obedecencia）。備忘錄還指出，耶穌會曾要求解散他們的團體，而他們拒絕遵守貝爾格里奧的指示。

該文件承認，對兩名神父的“逮捕”是基于貝爾格里奧神父向軍事當局提供的情報，他們被帶到了海軍機械學校（ESMA）的酷刑和拘留中心。（奧爾科延先生簽署）

（見下文）。

雖然該牧師團體的一名前成員加入了叛亂，但沒有證據表明該牧師與游擊隊有聯系。

貝爾格里奧因兩名耶穌會神父及其六名教區成員被綁架而受到的指控只是冰山一角。雖然貝爾格里奧是天主教會的重要人物，但他絕不是唯一一個支持軍政府的人。

律師米里亞姆·布雷格曼表示：“貝爾格里奧本人的證詞證明，教會官員早就知道軍政府正在折磨和殺害公民”，但卻公開支持獨裁者。“如果沒有這種關鍵支持，獨裁政權不可能如此運作。”

在支持軍政府的過程中，天主教高層參與了酷刑和大規模屠殺，估計“從 1976 年到 1978 年，有 22,000 人死亡或失蹤 ……1978 年至 1983 年軍方被迫下臺期間，又有數千人被殺害。”（國家安全檔案館， 2006 年 3 月 23 日）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事政變后，圣地亞哥紅衣大主教勞爾·席爾瓦·恩里克斯公開譴責了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領導的軍政府。

與阿根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智利天主教高層的這一立場在遏制針對薩爾瓦多·阿連德支持者和軍政權反對者的政治暗殺和侵犯人權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