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閱讀是一種個體化、私人化的行為，但因為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的介入，它不可避免地會帶有社會性和公共性。在英國歷史學家馬丁·里昂的《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和農民》中，這些處于困頓中的民眾的閱讀生活，既受到天主教會、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直接或間接的干預，也培育出他們反抗父權制、社會偏見的精神力量和自主文化意識，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說，閱讀遠不只關乎娛樂，更關乎個人的自由和解放。即使是紙媒沒落的今天，它所提示的議題依然具有跨越時空的意義。

困頓中的閱讀與人生

文 ｜ 黃艷紅

（《讀書》2025年4期新刊）

“歷史在加速”“時間在加速”，這是近年來時常聽到的說法。對時代變遷稍有敏感的人都會意識到，歷史或時間加速最直接的效應是面對過去時產生的陌生感。例如，今天數字媒體時代的讀者，已經很難想象十九世紀法國一個沒有上過學的工人或農家婦女的閱讀生活。幸運的是，英國閱讀史研究者馬丁·里昂以其獨特細致的觸角和曉暢的敘述，為讀者展示了那個已然逝去時代的普通民眾的讀書生活。

《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與農民》

對于西方世界的閱讀史而言，十九世紀的獨特之處在于印刷文本占據了絕對優勢，那時印刷文化已經廣泛深入識字民眾之中，而且其地位尚未受到廣播、電影或電子傳媒的挑戰。因此，正如里昂所說，圍繞印刷品和書籍閱讀的辯論，便是對社會本身的性質及其運作方式的辯論。從這個角度來說，界定好書壞書、推薦特定的讀物、鼓勵或壓制特定群體的閱讀意愿，都具有社會和政治意義。因此，當時各種社會和政治力量對民眾的讀書生活的介入，自然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十九世紀的法國，按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 （Fran?ois Furet） 的見解，依然處于大革命的延長線上，那些根本性的政治斗爭，尤其是共和派與親君主派的天主教會的斗爭，幾乎貫穿了整個時代。不過作者指出，無論是共和派還是天主教會，都對民眾自發的閱讀心懷恐懼，而且他們對這些新讀者持有相同的偏見：民眾心智脆弱、沖動無知，需要聽取專業的建議，以防止思想墮落或陷入狂熱的政治幻想。里昂借用法國史家路易斯·舍瓦利埃 （Louis Chevalier） 的說法，稱十九世紀法國的工人、婦女和農民讀者是“危險的閱讀階級”。他們未加甄別的閱讀——如喬治·桑 （Georges Sand） 和歐仁·蘇 （Eugène Sue） 寫出的“壞書”——會威脅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父權制的穩固以及教會的精神權威。里昂在書中揭示了各方關切和介入下層民眾閱讀的種種努力。天主教會對閱讀民主化的焦慮反應最為明顯，目標和行動可能也最具連貫性。法國大革命及其導致的各種失序都是“伏爾泰的錯，盧梭的錯”，所以應該讓法國人重新基督教化。十九世紀初，教會曾以儀式化的焚書行動向那些不敬宗教的作品宣戰。盡管這種偏執做法根本不能奏效，教會設立的借閱圖書館網絡卻無疑在影響十九世紀法國讀者方面占得先機。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主張對抗教權主義的影響，但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斗爭的復雜性，使得他們對民眾閱讀的介入經常有多重的考量，尤其是既要抑制教會影響力的擴張，又要防范社會主義和革命思潮的傳播。德尼·普洛這樣的資產階級雇主則尤其關心培養工人勞動紀律，這就需要讓工人了解，《伊加利亞旅行記》之類的作品營造的是騙人的幻覺，人們在小酒館中宣讀和討論的文本會導致道德腐化。

《伊加利亞旅行記》1848年版封面（來源：wikipedia.org）

而從積極的方面看，這些自以為是的引導者也認為，良好的閱讀有助于維持社會穩定，美國內戰期間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穩定、在法國流傳甚廣的富蘭克林的成才神話，似乎都為他們提供了靈感。于是旨在指導工人閱讀的各種“人民圖書館”就應運而生。一般來說，為了培育工人階級“高尚的道德感”，資產階級和教會的閱讀導師們喜歡推薦古代與十七世紀，即“古典主義時代”法國的經典作品。相比之下，十八世紀則是瀆神作家們煽動革命的時代，而對于十九世紀，小說則是另一個讓導師們急切想要規范的新讀物。從里昂的分析來看，不能說這些努力沒有效果，特別是在圖書館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不過從社會學意義上說，到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典型的城市圖書館借閱者并非工人，而是可被統稱為“小資產階級”的下層中產階級，因此，各類閱讀機構和協會的努力，主要是將小資產者而非工人階級整合進法國的主流文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工人讀者完全排斥統治階層和社會精英的推薦讀物，有些人甚至愿意宣稱他們與當時的中產階級共享著某種文化遺產。但在里昂的著作中，最動人的篇章大概是工人讀者在閱讀中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了。同樣是在這方面，作者展示了其材料使用和分析的特色。眾所周知，打撈較遠時代普通人的閱讀生活，對于史家而言并非易事，因為他們留下的痕跡極少，盡管有勒普萊的社會學調查可資利用，但主導這份資料的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他者”視角。為了彌補這些缺憾，里昂查閱了二十二部工人自傳，通過細致的文本爬梳，以若干案例研究再現了十九世紀法國工人閱讀和文化生活的獨特面貌。四個自學成才的工人——特魯昆、戈尼、迪邁和熱努的故事尤其能展現工人閱讀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解放性質。

20世紀初，法國梅耶貝爾（Meyerbeer）街的圖書館內的工人們（來源：grandpalaisrmn.fr）

在里昂選取的上述案例中，主人公大多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這或許符合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大多數工人的狀況。誠然，“在困境中追求知識”的“自修”工人的閱讀，因為缺少專業指導而必然具有某種盲目性，例如對書籍缺少必要的鑒別和篩選，但特魯昆等人的傳奇人生表明，困頓中的工人仍然能夠通過閱讀獲得自我表達的能力，并且因此而萌生自立的渴望；工人中流傳的社會主義讀物，還培養了特魯昆的批判和解放意識。這個過程同樣展示了工人閱讀的多樣性和創造性。特魯昆在十三歲之前還不會讀寫，他最初的閱讀經歷是聽工友朗讀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這表明口頭傳播在工人階級閱讀中的重要性，也意味著獨立的默讀能力對于底層民眾來說仍然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特魯昆掌握讀寫能力很可能是在四十歲之后，他完成自己的回憶錄時則已年逾半百。他大半輩子都在為謀生而顛沛流離，其閱讀生涯一開始就偏離了精英階層的規尺，并且為終于可以撰寫自己的著作而倍感自豪。這樣的經歷或許可以解釋，何以這些被剝奪了教育機會的工人并不認可正規教育，甚至認為學校提供的是虛假無用的知識。有理由認為，這些自修工人的閱讀實踐和觀念，可以視為十九世紀法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關系在文化中的濃縮。

婦女階層閱讀的危險與工人階級有所不同。對現有秩序的衛道士來說，女性閱讀會危及延續已久的父權制。在關于女性閱讀的質疑聲中，充斥著各種關于性別差異的陳舊偏見，如婦女的理智更脆弱，她們更易受引誘，更喜歡沉溺于幻想和情感世界。從閱讀史的角度來說，由于十九世紀女性讀者群體的增長，針對這一目標客戶的文本生產很多時候的確是為了“賺取小資產階級女讀者的淚水”。不過，與今天的肥皂劇相比，當時人認為女性的小說閱讀具有難以控制的社會風險，因為此類閱讀中的情感刺激會導致女性讀者歇斯底里，進而危害社會肌體的健康。里昂在這里選取了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作為分析素材，在他看來，福樓拜以驚人的洞察力和冷靜的表現手法，再現了“小說的歡愉”給煩悶的艾瑪帶來的幻覺，以及她如何在閱讀時營造出的從虛妄激情中走向毀滅。里昂認為，艾瑪是個具有原型意義的讀者，并稱這種女性閱讀效應為“包法利主義”。

《閱讀中的女子》（A Woman Reading），法國畫家卡米耶·柯羅 繪，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藏（來源：metmuseum.org）

或許可以說，包法利主義佐證了以天主教會為代表的秩序派對女性閱讀的焦慮。教會的確有針對包法利主義的女性閱讀綱領。迪龐盧主教這樣的有識之士已然意識到，閱讀和學習如今是培養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必由之路。有趣的是，在他推薦的女性讀物中，我們再次看到了十七世紀的經典。這些讀書指津，還有像馬奈這樣的藝術家對十九世紀的女讀者的再現，都可依稀見到“輕浮的女讀者和博學的男讀者”的古老偏見，就像資產階級對于工人閱讀的負面想象一樣。

但包法利主義只是女性閱讀的一個方面。十九世紀的法國婦女，就像工人階級一樣，也在受監控和管制的閱讀中展示了自己的主動和創造精神。里昂再次使用了一些私人性質的材料，如日記、通信和口述素材，以個別化的案例講述了不同階層女性的閱讀與生活。歐仁妮·德·介朗稱得上是迪龐盧主教希冀的典范天主教女讀者，她的閱讀涉獵很廣，艾瑪·包法利讀過的一些浪漫主義小說她也讀過，但這對她毋寧說是一種信仰歷練?！栋屠枋ツ冈骸分械陌Ｋ姑防_和山羊讓介朗一度沉迷，不同的是她很快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苗頭，她必須拒斥“撒旦的詭計”。這種宗教氣質既與家庭氛圍有關，更來自歐仁妮的閱讀經驗，在各種宗教讀物的滋養下，她已經筑就抵制各種邪惡誘惑的信仰堡壘。這一點也許最符合教會對女讀者的期待。埃萊娜·勒格羅的閱讀更像是一種社會經驗，閱讀是她的社交網絡和情感生活的支柱。埃萊娜出身小資產階級家庭，她的閱讀受到父兄的監控，她自己看來也很認可父權制的道德說教，但她也能規避這種監控，讀過不少被認為不合適的書籍。埃萊娜的閱讀有包法利主義和女性閱讀的特征，同時她也是有批判力的讀者，比如她反感叔本華的厭女癥，對歌德的浪漫主義渲染也不是很贊許。

所以，歐仁妮和埃萊娜的案例都表明，女性讀者對于作品的反應，并不能從某些普遍的定見推導出來。相比于這兩個受過教育、有通信和日記留存的女性，下層女性讀者的閱讀更難以再現。根據里昂提供的資料，也許直到十九世紀末，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和鐵路網絡的發達，外省底層女性才有接觸文字讀物的機會，尤其是報刊連載小說。與歐仁妮和埃萊娜相比，這些隱形讀者普遍把閱讀視為無關緊要甚至應受譴責的無所事事。只有少數女性可以利用十九世紀中后期教育發展帶來的機會，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實現“社會突變”，從農村和工廠婦女變身為文員和服務業從業者，特別是成為小學教師。至于露易絲·韋斯這樣的國際左翼運動的政治人物，則更是女性讀者中的罕見的個例了，因為她出身優越，有著令人艷羨的教育經歷。然而，露易絲的閱讀生活和職業追求，也曾受到家庭的阻撓。里昂書中描繪的女性讀者存在巨大的階層差異，但父權制和社會偏見的羈絆，看來是所有女性讀者都要面對的困境。

作者將女性讀者與工人、農民讀者作為三個基本考察范疇，看來是將性別和階層視角融合在了一起。里昂對于十九世紀法國農民讀者的分析，堪稱全書最具法國特色、最能反映歷史變遷的章節。他在這里對一些經典課題做了很好的呼應：一是近代早期法國通俗讀物“藍皮書”，法國學者羅伯特·曼德魯 （Robert Mandrou，或譯芒德魯） 對此有出色研究；二是同一時期相當普遍的流動書報販賣 （colportage） ；三是美國歷史學家尤金·韋伯 （Eugen Weber） 提出的“農民成為法國人”的著名命題。

19世紀，活躍于法國鄉村的流動商販（來源：gallica.bnf.fr）

藍皮書和流動書商可以說是舊式法國的縮影，在十九世紀，這兩個現象卻逐步消失了。藍皮書是面向大眾但并非由大眾創作的讀物，一般由流動書商販賣到鄉間。作為傳統文學的寶庫，它與一系列傳統民俗和閱讀習慣緊密相關，例如夜間鄉民圍坐在一起，集體朗讀藍皮書中那些荒誕離奇的故事，并時而伴有褻瀆和挑逗性的社交活動。到十九世紀，這個習俗受到教會與共和派的共同譴責。對于這一問題，里昂的分析超越了傳統的政治分析路徑，他從底層視角出發，指出農民夜間集體閱讀真正的冒犯之處在于一種自主的文化意識，農民不接受共和派和教會的印刷文化，因此這場斗爭不只是教會與世俗共和國的角逐，也是農民捍衛自身文化實踐的努力。從里昂的描述來看，很可能是識字率的提高導致這類供集體性閱讀的書籍的受眾減少了。到十九世紀中葉，藍皮書的讀者已經完全是農村人，流動書販的業務范圍日益縮小到文盲率更高的偏遠地帶。藍皮書和流動書販的政治效應也引起了官方的警覺，一八五二年的審查法令摧毀了藍皮書的主要生產中心特魯瓦的出版業。

鐵路時代的到來促成了新舊法國的轉變。從火車站倉庫到鐵路售貨亭，新的書報分發渠道最終淘汰了流動商販，《小日報》這樣發行量近百萬的報紙、廉價的插圖小說，沿著毛細血管般的鐵路網絡輸送到農民手中，終于排斥了藍皮書這樣的傳統讀物。當然，傳統讀物和閱讀方式的消逝，也是因為政治意志的推動。一八六六年針對農民閱讀的社會調查便是政府介入鄉村閱讀的又一明證。或許作者可以更明確地指出，第三共和國初期的教育普及進一步推動了鄉村閱讀文化的變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來自農村的士兵的大量通信表明，農民不僅掌握了書寫能力，而且官方話語和學校教科書已經給他們的觀念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民族主義情緒的流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結論似乎印證了尤金·韋伯的著名論點，即第三共和國的教育成功地將眷戀于地方和鄉土的農民改造成了具有現代國族意識的法國人。不過里昂認為，韋伯可能高估了國家自上而下的單向影響力。即使在一八七〇年之前，農民對于印刷文化的熟悉也并不像韋伯認為的那樣低，這當然與集體閱讀、趕集日購書和流動書販等傳統相關。而且，像工人和婦女讀者一樣，農民在與文本的關系中體現了某種主動性。盡管農民的閱讀日益具有全國性和同質化色彩，但他們也懂得從報紙上剪下連載小說制成書本，埃米爾·吉約曼甚至構建起“工農階級文獻匯編”，服務于他的工會斗爭事業。

《小日報》1884年6月15日頭版（來源：gallica.bnf.fr）

顯然，馬丁·里昂的分析并未涵蓋十九世紀法國的全部讀者。他側重考察的是欠缺文化資本的社會底層，以及受社會偏見和父權制羈絆的女性讀者。書中對個人案例的分析，多處展現這些困頓中的讀者在閱讀中的能動性。在回應相關議題上的既有觀點時，作者的看法往往是開放的，拒絕普遍和單向的結論，屢次提醒讀者，不可將個別案例視為普遍現象。例如，盡管工人讀者中有特魯昆這樣有文化自覺的讀者，但仍然有很多工人讀者敬仰高雅文化，他們也意識到，文化資本欠缺導致的鴻溝并不容易跨越。

里昂在著作導論中提到，十九世紀的讀者認為重要的同時代作品，與今天大學教學大綱上開列的經典書單幾乎完全不同。一九三三年，法國學者丹尼爾·莫爾奈 （Daniel Mornet） 在其具有開創意義的《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一書開頭，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十八世紀版本：當時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并非出自一流作家，而是那些二三流作家的著作。為了證明這一點，莫爾奈對眾多著作的版次做了廣泛的計量分析。只是莫爾奈很少關注作為文本受眾的讀者，尤其是忽視了讀者與文本的復雜關系，這使得他關于十八世紀思想傳播的論點受到后世學者的質疑。相比之下，里昂較少采用計量方法考察書籍的生產和傳播，也很少關注個別經典著作造成的普遍性思想效應，而是以讀者為中心，從歷時較長的個人閱讀經驗入手，分析讀者如何在閱讀中塑造或再造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這些讀者的閱讀范圍，遠不限于當時流行的或已被封為經典的著作。這樣一來，讀者與書籍的關系就顯得相當多樣，乃至十分個人化。羅杰·夏蒂埃 （Roger Chartier） 曾說，讀者的頭腦并非一塊只等被書籍打上烙印的蠟，書籍隨時可能產生不同的用途和多樣的解釋。因此夏蒂埃倡導研究者應關注“讀者使用讀物的方式”。里昂的這項研究很好地反映了這一學術轉向，他自己也承認“一直受惠于羅杰·夏蒂埃”。

由于研究涉及的時段較長，以及閱讀史本身具有的多方面的關聯性，里昂的著作讀后亦讓人感覺意猶未盡。如他自己提到的，該著對十九世紀的教育史缺少關注，對于學校的閱讀自然也很少涉足。關于閱讀實踐的社會史背景，作品確有點睛之筆，如工人家庭夜間照明條件的改進，以及鄉間夜談等習俗；關于書籍生產，作者也曾提到一八三〇年的出版創新對于小說普及的意義。不過，如果能對十九世紀閱讀的物質條件、書籍生產和發行方式的演進有系統性的勾勒，無疑將使得該著的呈現更為立體和豐滿。

“歷史在加速”，今天紙媒的地位早已不能與其在十九世紀法國的地位相比，如果不是借助里昂的著作，我們在信息超載的當下恐怕難以體味一種另類的閱讀生活。他在書中展示的那些普通讀者提醒我們，對過去——或許還有現在——那些文化資本匱乏的讀者而言，閱讀遠不只關乎娛樂，更關乎個人的自由和解放。

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和農民

作者：［英］馬丁·里昂

出版時間：2024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馬丁·里昂（Martyn Lyons），書籍史學家，現任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歐洲史教授，曾發表大量與圖書與閱讀相關的著作。

內容簡介：

19世紀的法國剛剛走出拿破侖時代的硝煙，就又被國內風云變幻的政局困住了手腳，但這也是一段形塑了法國現代文化的關鍵時期：人口迅速增長、識字率逐漸提高、不同意識形態激烈對撞、出版業極大繁榮……工人、女性和農民這三類此前與閱讀無緣的新興讀者引來了精英階層的忌憚。天主教會、保守派與自由派官僚、新興資本家等勢力都試圖將這批讀者捏合成自己想要的模樣，控制與抵抗便成了工人、女性和農民在捧起書本伊始就要處理的問題。

作者馬丁·里昂從教育改革、讀者個人的閱讀實踐、民間與官方的圖書館計劃等多個角度出發，揭示了當時法國的閱讀活動所蘊含的復雜社會動力及心態，并深刻地表明了，隨著閱讀群體的擴大，閱讀民主化是一個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進程，閱讀催生了法國社會大眾的覺醒與進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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