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黃埔軍校學生隊伍中人緣最好的一位，估計非一期的陳賡莫屬。他不僅憑借軍事水準以外的高情商在國共兩大陣營中被普遍認可，更是收獲了如鄭洞國、宋希濂、李默庵等一眾國軍將領在內的“小迷弟”們患難之交。

這其中，黃埔三期的熊綬春雖然知名度不算高，但和陳賡的感情卻是實打實的革命友誼。陳賡在東征時期作為熊綬春的隊長，對其有戰場救命之恩，而陳賡意外被捕后，熊綬春在積極營救方面的表現也絲毫不輸鄭洞國、宋希濂和鄧文儀等人。

影視作品中的熊綬春

不過，讓人深感遺憾的是，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的雙堆集戰斗中，面對昔日老學長陳賡接連寄來的兩封起義勸說信，猶豫不決的熊綬春終是陰差陽錯的與戰場起義擦肩而過，隨著他本人被炮彈擊中身亡的悲劇出現，陳賡也陷入了意難平……

多年后，作為昔日同僚、曾任黃維兵團第18軍軍長的楊伯濤在回憶起熊綬春戰場起義未能成行的“遺憾”時，不由得緩緩道出這樣一句話：

“熊（熊綬春）坐在掩蔽部幾次掩面而泣，悲不能抑。”

那么，熊綬春在雙堆集之戰前后為何會有“掩面而泣”的情緒波動，這些又與他躊躇不定的起義遺憾有何必然聯系？

1948年11月16日，距離淮海戰役正式打響10天后，中原野戰軍順利攻占宿縣，切斷了徐州與蚌埠間國軍的聯系。這樣一來，全力救援碾莊的黃維第12兵團便成了中野“槍打出頭鳥”的首選圍殲對象了。

影視作品中的黃維（右一）

5天以后，奉命經澮河南岸追擊黃維兵團的陳賡，意外俘虜了12兵團第14軍參謀長梁岱。一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工作過后，對方同意攜帶陳賡的三封親筆信返回部隊，分別交給兵團司令黃維、第14軍軍長熊綬春和第10師師長張用斌三人。

拋開其余二人反應不談，熊綬春在看完信后第一時間當著張用斌的面將信件撕碎，卻未留下只字片語。當然，這些不過是他為防隔墻有耳的常規操作，實則內心已然有所觸動。

1948年11月27日，黃維計劃趁中野七個縱隊在雙堆集的包圍圈尚未扎緊之際，集中4個師的兵力為先鋒部隊，向東南方向全力突圍。后面的情況我們就都比較熟悉了，國軍第85軍110師師長廖運周是我黨長期隱蔽潛伏人員，最終借突圍的機會率部起義，徹底打亂了黃維的整體突圍計劃。

至此，黃維兵團已完全處于被我軍“甕中捉鱉”的不利境地，只有被動挨打的地位，而無突圍保存的可能。熊綬春雖然也是沙場百戰的老將，但面對這樣一目了然的“死局”，他也是無力回天。

被困雙堆集的國軍士兵

12月5日起，中原野戰軍正式下達了對黃維兵團總攻的命令，雙堆集戰斗隨即激烈展開。值得一提的是，目睹中野與黃維兵團第18軍大王莊戰斗慘狀的另一支友鄰部隊第85軍23師，在師長黃子華的動員組織下，全師連同軍部直屬部隊在內的近萬人向我軍投誠。

85軍已然成了只剩軍長吳紹周這位光桿司令的空殼部隊，下一個要解決的戰斗目標自然就成了熊綬春的第14軍。在雙堆集各處戰場硝煙四起之際，陳賡指揮部隊也向熊綬春軍部所在地楊圍子一帶攻擊前進。

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更何況熊綬春與自己還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就這樣，陳賡的第二封親筆信由14軍的俘虜兵轉呈到了熊綬春面前。與第一次撕毀信件的表現形成強烈反差，這次熊綬春非常淡定的和參謀長梁岱商議是否按陳賡信中約定，促成部隊24小時內起義事宜。

梁岱這邊原本就是最早主張投誠起義的代表，自然不會持反對立場。不過，熊綬春卻表現出猶豫和掙扎的一面。他既無法完全拋棄所謂的“忠誠”思想，又擔心事后自己會否遭到國軍方面的打擊報復、子女是否有人身危險等等。

雙堆集圍殲戰作戰要圖

這些情緒上的變化，其實早在陳賡第一封信寄來后便真實呈現在了熊綬春的臉上，因此也就有了開篇楊伯濤回憶中的“掩面而泣、悲不能抑”回憶說法。只是，這樣關乎全軍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做好周密部署與防范，顯然是要吃大虧的。

問題首先出在14軍副軍長谷炳奎身上。谷炳奎是熊綬春黃埔學弟，也算是嫡系出身。但比起梁岱對全軍起義的堅決態度，他顯然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說是一種迫于無奈的被動接受狀態。

這一點，在隨后梁岱起草投誠起義聲明時對方堅決不肯署名的行為也能有所印證。

一切準備就緒后，熊綬春安排親信人員按約定期限將信送出。可問題就在于，直至兩軍再次開火，也沒有等來陳賡方面的回信，更沒有見到前去送信人員的歸來。這樣一來，熊綬春在前線陣地陸續被總攻的中野部隊突破之際，陷入深深的悲觀絕望情緒中。

最終，獨自一人沖到指揮部外面的熊綬春被隨之而來的炮彈擊中身亡。未能在最后時刻促成起義壯舉，不能不說是熊綬春最大的遺憾。

影視作品中被炸身亡的熊綬春

值得一提的是，梁岱雖在戰后成為我軍俘虜，但得益于此前為爭取起義大局作出的努力而得到優待。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廣東省參事室參事崗位上陸續著有《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第十四軍被殲紀實》等回憶資料，直至1991年5月21日在廣州去世。

如今，當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熊綬春這次未能成行的起義，歸根結底是他本人行事不密，但最直接的阻力，或許不外乎12兵團副司令胡璉和自己的副軍長谷炳奎二人。

胡璉先后多次往返于南京和雙堆集之間，對熊綬春情緒上的變化深有察覺，因此對14軍的操控和壓制也就更密切一些。當然，公認的嫌疑最大者當屬副軍長谷炳奎本人。

且不說熊綬春起義前后他的言行舉止帶有很大的隱患，僅就其三次參加起義卻最終被處決的結局走向來看，谷炳奎便不是一個簡單的“沉默者”，當然，也就不排除他本人可能采取變相阻止熊綬春起義的行為了。

或許從熊綬春篤定起義決心那一刻開始，他就應對谷炳奎做好保密工作，亦或是直接以強制手段將其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對生性敦厚、重情重義的熊綬春來說，這些顯然又是他難以做到的。

雙堆集戰役紀念館外景

耐人尋味的是，當僥幸脫身的谷炳奎向胡璉“密報”熊綬春、梁岱密謀起義的事情后，胡璉卻選擇了雪藏這一秘密，始終沒有將此情況報告老蔣。

熊綬春未能成功率部起義固然是一種遺憾，但對雙堆集戰役勝敗早已注定的結局而言，也只能說是一件“錦上添花”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