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央視網

2023年的一個夏日午后，北京回龍觀醫院心理治療師安靜見到了因為遭受網暴而抑郁的阿沐。

在安靜的印象中，阿沐是一個靦腆內向的初中女生，說話輕聲細語，有點“夾子音”。也正是這一點，班上不少女生都不喜歡阿沐，認為她很裝，于是專門建了一個沒有阿沐的聊天群，常常在群里說她的壞話，阿沐卻并不知情。

“有天不知道阿沐怎么惹到了幾個女生，有人就把阿沐專門拉進群，輪番對她進行言語羞辱，罵完又把阿沐踢出去了。”線下的排擠，加之網絡上的欺凌，讓阿沐異常痛苦，情緒低落，多次想自殺，最終被診斷為抑郁癥。

阿沐的經歷并不是個例。作為北京回龍觀醫院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干預部主任，安靜明顯感覺到，近年來因為網絡暴力而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越來越多，“前幾年，每年遇到不超過十例；現在每年會遇到二三十例。”

隨著未成年人觸網年齡日益下降，網絡暴力正以更隱蔽、更低門檻的方式侵襲青少年群體。截至2023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已達到1.96億人，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97.3%。同年，《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及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過50%的受訪未成年人表示在自己身邊發生過網絡暴力，30%以上的受訪未成年人曾參與過網絡暴力相關活動。

更令人心驚的是，低齡施暴者往往熟練運用“人肉搜索”“開盒”“AI換臉”等“武器”，甚至以“不在國內，不怕報警”挑釁法律。一言不合就“網暴”，一些青少年為何會走到這一步？

年輕的網暴者

被持續網暴幾個月后，博主“川烈”終于嘗試報警。不過，讓他沒想到的是，經警方調查，3個主謀中，有兩人都是未成年人。

川烈是一名擁有幾百萬粉絲的網絡反詐博主，日常發布一些揭秘網絡“黑灰產”、網絡反詐類的視頻。2023年初，他開始持續遭受大規模的“開盒”網暴。最初，是有陌生人加他微信賬號，并發來他和家人的身份信息、手機號碼等，川烈向平臺舉報后沒有多作理會。

對方并未就此停手，當年8月，對方將上述信息直接公布在了網上，還在外網創建人物頻道并置頂，并揚言“已挖出32名親人信息，后續會繼續深挖”。

此后，川烈和家人經常收到騷擾電話及短信轟炸、被P圖侮辱、個人信息在網上被大面積傳播、發布的多個視頻被“舉報”下架……川烈認為，這一切行為的目的，是“開盒”者要吸引更多人“做生意”賣資料，而自己是反“黑灰產”的博主，“開盒”自己能被用來充當“門面”。

讓川烈頗感無奈的是，在他報警后，警方按照尋釁滋事處理，而由于其中兩位主謀未滿16周歲，警方只對其進行了批評教育。

“如今施暴者年齡下限越來越低，12-14歲未成年人參與網暴的比例逐年上升，甚至成為飯圈‘控評’‘掛人’的主力群體。”據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監事長方燕介紹，目前網暴低齡化趨勢日益明顯。

同為博主的“小島”對此也有切身感受。今年年初的一天中午，她突然收到幾十條短信，還接到多個陌生電話，有的接通后就掛掉，有的說“不好意思，打錯了”。她意識到，自己可能被“開盒”了。驚慌之下，她連忙修改了社交平臺的個人信息，并隱藏了已發布的內容。讓小島記憶深刻的是，電話另一端的聲音大多稚嫩，一聽就是未成年人。

方燕還注意到，未成年人的網暴往往是群體性的，比如“飯圈互撕”“網絡廁所文化”“網課爆破”等等，具有較強的協作能力和煽動性；而且施暴者能夠熟練利用境外黑產工具獲取隱私信息，對網絡技術的了解可能比成人還多。

據川烈介紹，一些不法分子將各種渠道泄露的個人信息，存儲在多個能供人隨時查詢的數據庫中，這些庫被稱為“社工庫”：只要擁有被“開盒”者的社交賬號，便可以獲得其手機號，進而查到身份證號碼、照片、戶籍信息等等。這已經發展成一門“生意”，低至幾十元就能讓一個網名背后的人“見光社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陳強對此也印象深刻。不久前，陳強在辦理一個初中生勞動爭議案件時，發現這個孩子在和包工頭有糾紛時，沒有想到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在暗網購買了包工頭的身份信息，并購買了對他的短信和電話轟炸服務。

“還有個小孩，我看到他手機上安裝了很多vpn軟件，甚至家長都不知道這些軟件是做什么用的。我問他為什么要‘開盒’包工頭，他說‘這些太簡單了，很容易弄’。”陳強分享道。

追責難題

和網絡欺凌的“便捷”相比，對未成年人網暴者的法律追責卻顯得有些困難。

事實上，據陳強介紹，針對網絡暴力問題，現有的法律法規在民事侵權、違反治安管理、刑事犯罪、專門矯治教育等多個層面均有具體規定，并非無法可依。

首先，刑事責任方面，網絡暴力和“開盒”行為可能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的“侮辱罪”“誹謗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這類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為16周歲。

其次，行政責任方面，如果違法行為人年滿十四周歲，針對“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散布他人隱私”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則可以對其進行治安處罰。

不過，考慮到未成年人特殊的年齡特點，法律整體上秉持謙抑性態度，以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若欺凌情節輕微，一般采取學校規制、監護人教育的方式予以約束；若欺凌情節嚴重，才會考量治安管理行政處罰或在刑事領域中定罪量刑。“因此有些未成年人認為自己即便實施了違法犯罪活動，也有未成年的身份兜底，法律拿自己沒辦法。”陳強說道。

另外，針對上述的侵權行為，被侵權人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來向對方主張民事侵權責任，包括停止侵害，賠償損失，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若未成年人無能力承擔，則由其監護人代為履行。而方燕表示，實踐中父母常以“孩子賬號系冒用”抗辯，法院因無法證明賬號實際使用者而駁回起訴。

陳強也觀察到，在未成年人網暴犯罪的追責中，常常存在舉證難的問題。當網暴發生在QQ、微信等私人聊天平臺時，被害人多數為在校學生，證據保存意識不足，可能因害怕聊天記錄泄露而自行刪除數據、損毀手機；也有學校因有損學校形象而要求解散群聊和刪除信息的情況，造成偵查取證過程中關鍵證據不足。

而當網暴發生在社交媒體平臺，雖然參與人數多，流量大，但平臺上發布的文字、圖片、語音、視頻等多是通過“蓋樓”的方式積攢起來的，這些記錄非常容易因為刪帖等方式被銷毀，保存的方式多為部分截圖，操作不便且作為證據具有片面性，大多數受害者并沒有第一時間保存和固定證據，事后維權時也常常卡在取證這一步。

安靜還發現，不少網暴被害人難以及時采取舉報、報警、向親友求助等措施。“有些孩子是怕說出來丟人或被報復；有些是家長不重視，認為是小孩子鬧著玩；還有些是學校為了息事寧人封鎖消息。一旦被害方隱忍，施暴方就愈發變本加厲。”

懲戒為輔，預防為主

針對未成年人網暴的追責困難，方燕認為現行法律存在一定滯后性，需要進一步完善，明確未成年人隱私侵犯、煽動暴力等行為的法律責任。不過她強調，治理網暴低齡化問題，法律只是兜底，想要根治仍應以“懲戒為輔，預防為主”，從家長、學校、平臺等多維度共同發力。

“未成年人前額葉皮層發育還不成熟，導致沖動控制能力弱，容易因一時沖動參與網暴，且攻擊性言論往往更為極端。”安靜介紹，未成年人的生理特征讓他們容易盲從、模仿，“看到別人這么做，覺得我也要這么做才合群。”加之高強度的學習壓力，導致未成年人容易通過網絡發泄壓力，在匿名的保護下，把網暴當作一種炫耀和報復。

這背后，有家庭與學校教育的缺失，以及平臺的失職。安靜曾經遇到過這么一個孩子，“媽媽經常言語諷刺挖苦孩子，想通過這樣的方法激勵孩子變得更優秀，爸爸生氣的時候會動手打孩子，因此孩子也模仿家長的行為，習慣用暴力解決問題，在網上排擠孤立其他同學，或者諷刺嘲笑其他同學。”

方燕發現，網暴者往往和父母關系疏離。“家長對孩子的關愛、認可不足，讓孩子們在生活中感到被忽視，從而將網暴視為‘社交資本’，獲得認同感。”而且，家長的管教，缺乏對網絡素養和法治意識的培養，大多還停留在“別玩手機”的層面。

學校教育同樣存在疏漏。“一些老師對網暴行為不重視，沒能及時發現、及時糾正。不僅沒有專門的網絡媒體素養課程，有時候還存在學校和公安部門權責不清的情況。學校認為網暴涉及違法犯罪，該公安部門管；公安認為這是在學校內發生的，該學校教育。”陳強解釋道。

當然，部分平臺也缺少有效監管。陳強表示，盡管大多數平臺都推出了未成年人模式，但內容偏低幼，體驗感差，加之身份認證不嚴格，實際使用率并不高。方燕認為，部分平臺出于逐利，通過“玩梗”“爭議話題”吸引流量，間接助長攻擊性言論，暴力內容因引發高關注度而被優先推薦；在網暴發酵過程中，平臺缺乏及時有效的干預和截斷機制，導致暴力內容擴散。

因此，要想真正治理未成年人網暴，需要家庭、學校、平臺、機關共同協作。

“家長是孩子成長的第一責任人。因此，家長應該和孩子多溝通，了解孩子的上網動態，提高他們的網絡安全意識。”方燕認為，更重要的，是家長要以身作則，通過制定網絡使用規則，包括上網時間、瀏覽內容、社交行為等等，避免自己和孩子沉迷網絡。

學校應當將網絡素養教育納入課程體系，培養未成年人的媒介素養和法律意識，例如開設網絡安全課程、組織案例分析等。對于施暴者，學校應按照校規校紀嚴格處理，而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對于平臺，能做的事同樣很多。方燕建議，一是優化青少年模式，確保青少年模式真正發揮作用；二是加強內容審核與處理，對爭議性話題和攻擊性言論進行嚴格審核，利用AI技術及時發現并處理網暴行為；三是優化算法推薦機制，減少對爭議性內容的推送，優先推薦積極健康的內容；最后是完善舉報機制，簡化流程，降低舉證難度，保護受害者權益。

“這個時代，不讓孩子上網已經不現實，關鍵仍在于引導。”方燕說道。

（應受訪者要求，小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