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去世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經說過這么一段話:“虛構是讓文明得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長久地留存于我們內心的必要條件。”他針對的是小說,是敘事藝術,但如果用來說明表演的特質,似乎也沒什么不妥,表演也是虛構,也是要對人性的精神時時進行刷新和呈現,并留存起來的一種藝術。
之所以想到這段話,是因為在公眾號“sir電影”上看到一篇新的文章,是討論當下電影里的一個現象,“‘特殊的他們’,越來越多了”,這個“特殊的他們”,是各種殘疾人角色,或者有特殊經歷和性格的底層人士。當下的電影里,這樣的角色越來越多了,而當紅的85后和95后演員,也非常熱衷于出演這種角色:“趙麗穎《第二十條》,周冬雨《朝云暮雨》,佟麗婭《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易烊千璽《小小的我》,張藝興《不說話的愛》。聾啞,腦癱,無臂,植物人。這些角色都有著難以忽視的障礙和缺陷。”還有即將上映的《下一個臺風》里的張偉麗和張子楓,“一個是失語,一個是眼睛受傷”,而五月份上映的《獨一無二》,是國產版的《健聽女孩》。
這類的角色越來越多,和當下文藝的潮流密不可分。奇幻、修真、宮斗類的影視作品,在大小銀幕上,都已經熱了十幾二十年,已經足夠觸發觀眾的的倦意,加上這類作品投資額巨大,也意味著更大的風險,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影視資本,對這類題材自然多了一份謹慎。更重要的原因是,浮華消退,整個世界動蕩不安的情形下,人們也開始跌回現實,開始熱衷于看人間故事、周圍人的故事。所以,現實主義題材又開始回暖,普通人的故事又被推到風口上。
對于85后和95后演員來說,也該是他們出演這類角色的時候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日光之下無新事,同樣的事情已經上演過無數次了,自從“表演”這種人類活動出現以來,無數代演員,已經面臨過這樣的轉折和求索。先是憑借青春、美貌和運氣橫空出世,成為舞臺劇、戲劇、戲曲舞臺上最耀眼的角色,這個階段,演什么都可以,怎樣演都可以,可以清淺,可以妖異,可以隨性,可以全憑自覺。
因為,他們要演的,不過是青春的自己,舞臺上需要的,也不過是一個個青春的面孔和身段。這種狂熱不會一直持續。等到人們的熱情稍稍退卻,他們的美貌就被當做原罪,他們就開始被質疑演技、人品和生活積累、文化知識,與之配套出現的,往往是一段爭議和喧囂,他們千夫所指,他們跌落凡塵,再度出發的時候,最新鮮觸目的階段已經過去。
于是謀求轉折,于是重新在生活里扎根,開始轉向所謂實力派,去接受塵世的訓誡、勸導,去追尋世間正道。像童話里常見的一種模式,生活在玫瑰園里的王子,必須遭遇國破家亡、長途跋涉,和敵人或者毒龍戰斗,然后重返玫瑰園,雖然起點和終點是一個地方,但必須要有這樣一個艱苦的過程,為玫瑰園里的生活提供合法性。
到了這個階段,他們都會發現,一張臉不夠用了,已有的生活經驗儲備也不夠了,他們得變成另一個人。也還是略薩說的,他說,文學賦予人們一種能力,“走出自我的能力,用夢想的黏土將自己塑造為另一個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夢想的黏土,需要各種方式來獲取,對于只有一具肉身、一副面孔的演員來說,他們要用盡一切辦法,借助增肥、減重、化妝,使自己變成另一個人。
那些佳話于是出現:妮可·基德曼裝上假鼻子在《時時刻刻》中扮演維吉尼亞·伍爾芙;馬修·麥康納為了出演《達拉斯買家俱樂部》,用四個月時間減重成紙片人,只為形神畢肖地扮演一位艾滋病患者。而鄧超在《烈日灼心》上映前說,這部電影里,將會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他:“不重復是我做演員的唯一快樂,我不喜歡用一張臉演無數個角色。”
但人不是神,不可能七十二變,所有追逐這個夢想的人,最后都會發現,他們真正能夠效仿的,或許是梅麗爾·斯特里普,她很少扮演出格的角色,她的角色譜上,多數是普通人,她演出了這成百個普通人的細微差別,就已經站在了演員這個職業的最前列。最奢侈的夢想,往往只需要最樸素的手法。以最樸素之道追逐夢想,也是一種天賦和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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