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嘉升

在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奮斗歷程中，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歷史史冊。毛澤東也對其高度評價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

籌備階段：明確方位任務，做好代表推選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功召開，自然離不開全黨上下的精心籌備。受多種原因影響，黨的七大是黨的歷史上籌備時間最長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也正是在這漫長的籌備期里，我們黨得以科學判斷所處的時代方位和環境的變化，逐步廓清歷史問題，確定今后的目標任務，有質量地完成代表推選等準備工作，并適時選定大會的召開時間，這些都為黨的七大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七大的成功召開表明，全力以赴地做好會前各項準備工作，是黨代會順利召開的前提。

1、準確把握黨所處的時代方位和環境變化。

按照1928年黨的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按通常規例每年開會一次。也就是說，黨的七大應該在1929年召開，而實際卻是到1945年才召開，這與黨的六大召開時間相隔了整整17年。在此期間，關于籌備召開七大的正式決定就有8次之多。六大與七大之所以相隔時間這么長，胡喬木曾解釋說：“最初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戰爭，后來不是戰爭，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風，就是要研究歷史問題。把歷史問題研究清楚了才能開。”的確，到七大召開時黨所面臨的戰爭局面、政治形勢以及黨內的思想認識等情況，均已有了極大改變。

分析當時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環境的變化，主要可以從黨的發展狀況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形勢來觀察。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恰如任弼時所講的，“黨員有百二十余萬，軍隊近百萬，人口近萬萬，政策是正確的，經過鍛煉，已成為全國政治的決定因素。”黨的綜合實力得到了極大提升，不懼怕國民黨的進攻。放眼國際局勢，1945年我們已處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徹底勝利的前夜。在歐洲，希特勒政權即將被推翻；在東方，抗日戰爭也接近勝利。總之，國共沖突、對日作戰等戰爭因素已不再是影響七大能否召開的決定性因素。再看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思想認識狀況：我們黨經過研究歷史問題，對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進行了認真清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到1943年曾經幾次進行了關于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后又在1943年到1944年中領導全黨高級干部進行深入討論，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這為七大的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條件。七大能在1945年4月召開，正是黨在準確把握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環境變化基礎上作出的正確選擇。

由此可見，對于七大的延期召開，既要看到其受歷史條件制約的一面，也要看到其積極意義的一面。在這17年中，中國共產黨不斷修正錯誤，由被動轉為主動，隊伍持續壯大。正如任弼時所說：延期召開“準備了發展了我們的力量”，“使黨的思想更加一致”；“七大可以早開三年五年，但絕不會有今天開得這樣好”。毛澤東對能夠在1945年4月召開七大也表示說：“現在的時機很好”，“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大過，革命根據地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多的人口和這樣大的軍隊，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和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現在為最高，蘇聯和各國人民的革命力量現在也是最大的。”

2、確定黨代會所肩負的使命任務。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負有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的職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每次黨代會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因此每次黨代會所要討論和決定的重大問題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次黨代會，也會因召開時間的調整、局勢的變化等因素，致使大會的任務與此前的設定有所不同。黨的七大便是一個例子。早在1931年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中提出：“四中全會認為必須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有對于蘇維埃運動經驗的鄭重的總結的可能，要有對于工業中心黨的工作經驗的鄭重的總結的可能，要通過黨的黨綱和其他文件。”然而時過境遷，1945年即將召開的七大，顯然已被賦予了新的、更為艱巨的時代使命。中共晉綏分局則將其視為“關系我全黨全國人民東方各民族解放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

在七大召開前夕，政治形勢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雖有巨大改善，但仍然是很復雜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精辟地分析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有兩種前途和命運：一種是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即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在打敗日本侵略者以后，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一種是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即蔣介石集團堅持的，在日本失敗后仍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繼續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貧窮的狀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的七大，便擔負著總結以往革命經驗、迎接抗日戰爭勝利和引導中國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務。因此，毛澤東在七大開幕詞中宣布：“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一個！這就是我們大會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全黨的任務，這就是全中國人民的任務。”宣示黨代會所承載的重大任務，就使黨代表們乃至全體黨員明確了今后團結奮斗的方向，以及如何對待和籌備召開這次大會。

3、做好黨代會代表的推選工作。

黨代表是黨的代表大會的主體，選好黨代表是召開黨代會的一項基礎工作。由于時局動蕩，黨的七大一再延期，七大代表的產生前后大致分了三批，即1939年、1943年、1945年初，都是根據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由各地選拔出來。在此期間，全國的黨員數量隨著黨的成長和工作的開展不斷增加，因此中央對七大代表的數目持續上調，以保證黨代表充分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而與之相適應的則是中共中央對黨代表質量的嚴格把控。

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知第二號》就已強調：“代表質量要慎重選擇：政治上絕對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黨員、真正能代表該地組織、反映該地工作的各級干部、代表年齡一般的為二十歲以上。”“選舉或指定代表時，要加緊提高警惕性，精密的考查人選。各地絕對保證不讓敵探、奸細、叛徒等階級敵人、暗害分子混入。”“代表成分依照六中全會之決定，盡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婦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分盡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產業、鐵路、海員、礦山等工人參加，但必須注意代表質量和當地黨的具體情況，鄭重選擇，不得濫竽充數。”193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發出通知，要求“注意選舉當地有信仰的黨與群眾領袖”。到1943年8月12日，中央回復晉察冀分局關于重選七大代表的問題時，仍強調“以質量好，能回去傳達大會精神為主要條件”。直到七大召開前夕，任弼時在其所擬的《中央決定代表名額之原則》一文中仍指出，中央決定代表名額之原則系“按照各地黨員的數量，質量，環境，交通等條件”。不難發現，重視代表的質量是貫穿黨的七大代表推選工作的一條紅線。

◆七大代表步入會場。

經過全黨的艱苦努力，各單位和各地代表在七大召開前順利產生。據統計，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們的平均年齡為36歲半。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總之，通過選好出席七大的代表，大會完成了最重要的一項組織準備。值得一提的是，七大代表們都是步行從華北、華中、華南、西南等地匯聚延安的，路上時間短則兩個月，長則一年多。特別是華南的代表，走的路最遠，花的時間也最長，當他們經過一年多的長途行軍抵達延安時，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歡迎和接見，被毛澤東譽為經過了一個“小長征”。

召開期間：發揮黨代會最高領導機關職能，解決關鍵問題

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黨召開的各種會議中居統領性地位，因而其所關注的各項議題，都緊緊圍繞救國、治國的核心任務展開，均關乎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黨的七大就是最好的明證。它之所以收獲如此重大的成果、承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離不開全黨的共同努力。

1、按照大會議程，集思廣益。

1945年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幕。黨的主要領導人在黨代會前完成起草的各項報告，在大會上被黨代表們廣泛深入地討論。在開幕式上，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彭真在會上作了關于代表資格審查的報告。4月24日，毛澤東代表中央委員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在大會上，毛澤東主要就書面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口頭報告。4月25日，朱德向大會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此后，大會對兩個報告進行充分討論。4月27日，毛澤東和朱德出席七大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各代表團討論的情況匯報。4月30日，周恩來向大會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從這天起，在繼續討論政治、軍事報告的同時，主要進行大會發言。

5月14日至5月15日，劉少奇向大會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黨的七大原定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發言人數也突破了原定人數，任弼時、陳云、彭德懷、張聞天、陳毅、葉劍英、楊尚昆、劉伯承、彭真、聶榮臻、陸定一、烏蘭夫等20多人也在大會上發言。一位七大代表曾回憶說：“大會對3個主要報告都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尤其對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先后討論修改達9次之多。每次討論，都有補充修改的地方，大會總是集思廣益，積極采納大家的意見，有時盡管只是一句話、幾個字的修改意見，大會也都印發給大家再深入討論。”

5月19日，大會主席團通過了選舉中央委員會條例草案。5月24日，毛澤東代表主席團向大會作關于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5月30日，根據大會的討論，朱德向大會作關于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報告討論的結論。5月31日，毛澤東在大會作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6月9日，大會選舉正式中央委員。6月10日，宣布中央委員選舉結果，并接著進行中央候補委員的選舉。6月11日，公布中央候補委員的選舉結果并舉行閉幕式。毛澤東致《愚公移山》的閉幕詞。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歷時50天，至此勝利閉幕，從而也成為黨的歷史上會議時間最長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放日報》盛贊黨的七大：“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盛大的最完滿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2、解決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

起草一個好報告，通過一個好黨章，選出一個好班子，形成一個好核心，是開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關鍵要素。綜觀七大通過的主要內容，這次大會涵括了以上這些關乎黨代會成功的所有要素。

第一，大會的政治報告正確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起草一個好報告，是開好黨代會的重要基礎。黨的七大討論和通過《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成為中國共產黨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綱領性文件，奠定了戰后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基礎。毛澤東在報告中，科學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條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闡明了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就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第二，大會通過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確立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與時俱進地修改黨章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職權。七大新黨章增加了總綱，使黨章在體例結構上分為總綱和條文兩大部分，這在黨章發展史上是一個首創。總綱中確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對此，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強調：“這是我們這次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

第三，選舉產生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七大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毛澤東指出，七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有三個特點：一是實行了充分的民主，中央委員會的構成和選舉條例經過上下反復討論才確定，中央委員名單經過反復的醞釀；二是照顧了中國革命的現實，對于中國革命在長期分散的農村環境中形成的“山頭”，既要承認和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注意把各個地方、各個方面的先進代表人物選進中央委員會；三是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沒“一掌推開”，已經承認錯誤并決心改正錯誤的人仍可以入選。這樣一來，新的中央“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團結同志”。經過黨的七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基本形成，這是一個由各個地方、各個崗位、各種經歷的優秀人物匯集的、有威信的、空前團結的領導集體。習近平總書記將之概括為“一支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集團”。

召開后：學習宣傳貫徹大會精神，統一全黨思想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奮斗歷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決定了每次黨代會召開后學習宣傳貫徹大會精神，是相當長的時期內全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這有利于全黨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大會的決策部署上來，凝聚起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進的磅礴力量，七大在這方面尤為突出。

1、與會代表深受鼓舞，奔赴前線。

首先切實體會到七大精神的當屬與會的黨代表們。特別是毛澤東在七大上發表的多次講話，使代表們深受感染，給他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有位代表說：毛澤東的講話，“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在場的全體代表激動萬分，熱血沸騰”。以七大精神武裝起來的代表們懷著高昂的斗志和勝利的信心，回到各自的地區和工作崗位，宣傳貫徹大會的精神。據七大候補代表曾志回憶，大家聽了毛主席的報告，精神無比振奮。受七大精神的感召，在大會期間又有許多同志主動報名到前線去，到敵后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在西北局工作的七大代表馬文瑞說：“七大結束以后，陜甘寧邊區的各級黨組織，地委、縣委、區委，都層層傳達貫徹七大精神，努力做好各項工作。”

2、全黨各級組織認真學習七大文件，組織貫徹大會精神。

七大召開后，在黨中央的領導部署下，全黨學習七大精神活動逐步展開。1945年5月8日，即在七大舉行期間，中共晉綏分局便要求各區黨委：“惟應立即動員全黨全軍及各種群眾組織為迎接七大所給予我們的新的任務并準備堅決執行七大全體決議而奮斗。”特別是在黨的七大閉幕后，全黨很快就掀起了學習宣傳貫徹大會精神的熱潮。6月13日，七大甫一結束，中共華中局便發出指示：“我黨七大的各種文件，在華中全黨全軍內均應開展廣泛深入的研究與討論。其研究次序：一、政治報告；二、軍事報告；三、其他黨內文件。各區黨委均應根據實際情況定出具體計劃、即開始進行。”6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發表關于學習七大文件的指示，決定從“七一”起，縣級以上的黨員干部有組織地學習七大文件，學習目的在于深入七大路線的傳達，給干部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進一步地改進干部的思想作風與工作，團結全黨，實現七大路線。正是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動員下，全黨上下共學七大精神的盛況形成。

3、推動中共七大精神在全社會傳播。

七大精神除了在黨內廣泛傳達外，我們黨還全力做好它的對外傳播工作。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發表七大文件的通知》強調：“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種報告及黨章）均須在報紙上發表，文件長的分段登載，或出特刊，使黨員與黨外人士均能閱讀。”7月7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將抗戰紀念活動與宣傳中共七大精神相結合，在紀念抗戰八周年的口號中呼吁：“一切共產黨員，要學習七大的文件，向群眾宣傳七大的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實現七大所提出的任務，時時刻刻牢記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為完成解放中華民族的偉大任務而斗爭！”這些號召與舉措對于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展現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形象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可見，能否學習宣傳貫徹好黨代會精神，發揮其鼓舞人心、領航定向的作用，也是衡量一次黨代會成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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