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記》是讀史老張寫復旦人文歷史的第三本書。第一本《相輝——一個人的復旦敘事》是由我們的老師張廣智先生作序的，第二本《卿云——復旦人文歷史筆記》是由比我們低一屆的李天綱兄作序的。張老師和天綱兄不僅是學術界響當當的人物，還是文化圈讀書圈中的名人。讀史老張初出寫復旦的書，當然要請這兩位寫序，以作推廣，引起讀者和復旦校友的關注。這兩本書出版后，好評如潮，讀史老張的復旦人文歷史筆記已成了一個品牌，名家寫序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此，且讓我跟在張老師和天綱兄后面為讀史老張的新書寫個序吧。

讀史老張即張國偉，是我本科同班同學，同窗四年，剛進校時同住一個寢室。這本《復旦記》中寫了不少我們同班的同學，以及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我想，這就是國偉兄邀我寫序的原因吧。

從《相輝》到《卿云》，再到《復旦記》，國偉兄以復旦學子對母校的熱愛，持之以恒樂此不疲地書寫校史中的人和事。因為是歷史系科班出身，國偉兄對史料的搜集，史實的考訂，史事的敘述，一絲不茍，傳承了歷史系的務實學風。大學畢業后，國偉兄很長一段時間在媒體工作，因此，他的校史寫作與通常的歷史寫作尤其是論文完全不同，而是以活潑輕松的筆調，娓娓道來復旦的校史故事，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受到讀者和校友的喜愛。

每一個復旦人都有自己的復旦記憶，國偉兄的復旦敘事觸動了我記憶中的復旦的人和事。天綱兄在為《卿云》所寫的序言說，“國偉兄要我來寫序言，我想他就是留了一塊地方，讓我來一起回憶”。我在這篇序言中也來記取幾朵被《復旦記》激起的記憶的浪花。

“‘回望’姚云的學籍檔案”是寫《繁花》的作者金宇澄的母親姚云抗戰剛結束考入“復旦大學上海補習部”（簡稱“滬?！保┮皇隆？箲鸨l，復旦大學西遷重慶，留在上海的師生組成滬校，對外用補習部的名義。1941年秋，滬校注冊人數達到1272人，超過同時期復旦重慶北碚校區946人的注冊數。復旦滬校是以李登輝老校長名義向中國實業銀行租賃赫德路（今常德路）574號一幢3層樓房為校舍的，姚云1945年秋入學后第一學期就是在此上課的。這幢復旦老校舍到上海解放后成為靜安區常德路小學，正是我就讀的小學。我入學時，整幢樓還保持著原來的樣式，與通常的學校教學樓很不一樣，教室并不整齊劃一，樓梯扶手上裝飾著木刻雕花，樓前很小一塊空地成了學校的操場。原先我一直以為我第一次走進復旦校園是在1976年初，從農場回上海過春節，專程來校園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那時“南京路”上擠滿了人，路兩旁貼滿了大字報。后來知道，那段時間每天來復旦看大字報的有兩三萬人。但對校史有所了解后，才明白我讀小學時實際上就已走進了復旦老校舍。想到我端坐上課的教室，前輩學長曾在此聽課，而講臺上的老師中有歷史系的前輩周予同、耿淡如等先生，這讓我十分激動和興奮，我與復旦的緣分竟可追溯到讀小學時??！

左圖：姚云的在校證明書，開具日期為一九四九年一月。右圖：姚云的肄業證明書，開具日期為一九四九年七月。均選自金宇澄《回望》

姚云的《學生學籍表》和《舊生近況調查表》，復旦檔案館藏

姚云的《學生學籍表》和《舊生近況調查表》，復旦檔案館藏

《復旦記》中有一篇“陳仁炳的‘課堂禮物’”，這已經不是國偉兄第一次寫陳仁炳先生了，《相輝》《卿云》中都寫過，可見陳仁炳先生給國偉兄留下的印象之深和可講的故事之多。其實，上過陳仁炳先生課的同學都有難忘的記憶。陳仁炳1957年被劃為右派后，1965年又被撤銷教師資格，到后勤木工車間勞動，1974年65歲時退休?！拔母铩焙?，陳仁炳通過渠道向上面寫信要求平反，最終政治上仍維持原結論，未予改正，但卻讓已辦過退休手續的他恢復了教授資格，給我們77、78級上《世界史英文名著選讀》就是重回講臺后的第一門課。我是這門課的課代表，教室在第二教學樓一樓。第一次上課前，陳先生先到一樓的教師休息室，我進去自我介紹后，他讓我在講臺上放一把椅子，說年歲大了，要坐著講課。國偉兄對陳仁炳先生的授課有很生動細致的描述，幾十年后我同樣清楚地記得陳先生講到“九·一八”事變時的哽咽失聲。與之相同的是汪熙先生上中美關系史課，講到九一八事變時也哽咽淚下，一時竟無法講下去，課堂中安靜了幾分鐘。這是國難留在他們那一代心靈上的創傷。陳先生在課堂上說過，一個學者每年能寫下幾千字，一生能有五到十萬字的文字留世就足矣，以此勉勵我們。想到現在年輕人入職后的發表要求和數字化管理，時代真是完全不同了。陳仁炳先生的課一共兩個學期，第一學期結束是考核，需交一份英譯中的作業，成績只有合格與不合格之分。第二學期結束是考試，在考場中翻譯幾段英文，雖然陳先生事先說了，考題就從他編寫的名著選讀中選，但鮑斯威爾、丘吉爾、湯因比等的英文實在是很難翻譯啊。記得湯因比的一個句子，從句套著從句，占了半頁的篇幅，為了備考，我們幾個同學，包括班里公認英語最好的曹景行，琢磨討論了一個下午，才算弄明白了。幾個月前我退休時，承蒙系里將復旦檔案館中我的登記表、學籍卡等復制成冊作為禮物贈送于我，其中有一份本科成績單，我在《世界史英文名著選讀》課的考試中得了84分。

國偉兄在文章中提到了陳仁炳的皮鞋，說那雙棕色牛皮鞋“樣式雖舊，卻油光锃亮”，這激活了我對這雙有故事的皮鞋的記憶。那是1982年5月，我們78級在校門口拍畢業照，候場時我在陳先生邊上。他腳上正是這雙油光锃亮的棕色皮鞋，尖頭的形狀在那個年代十分醒目。陳先生見我好奇地看著皮鞋，就說這雙鞋在“掃四舊”時因為是尖頭皮鞋被一剪為二，他痛恨這種野蠻的行為，就將被剪壞的鞋子保存起來，直到“文革”結束，專門請人修復，修復的價錢遠遠超過一雙新皮鞋的價錢。陳先生緩緩地說，我就是要再穿上這雙皮鞋給世人看看。那一刻，我從陳先生平緩的語調中感受到了他的堅韌、堅持和堅強。

陳仁炳先生

我們讀本科時，蘇步青先生是復旦校長，在校園中時?？梢钥吹教K校長的身影。國偉兄在“蘇步青校長向我走來”中說，因為羞怯，當年不敢向蘇校長打招呼，更不敢提問，以至于直到今天都還很后悔。國偉兄還說，其實蘇校長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對此我有親身的感受。我叔叔金通洸是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與蘇校長研究領域相近，時有請教，蘇校長對學生輩的金通洸十分關照，兩人關系很親近。八十年代中期，我讀研究生時，叔叔金通洸來復旦拜訪蘇校長，帶我同去。于是，我有機會走進了第九宿舍蘇宅，一幢獨棟的二層樓房。在底樓兼做書房的客廳中，蘇校長很親切地問了我學習的專業和歷史系的近況。當時教師收入低下，“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成為一句流行語。談話中自然講到了這個話題，蘇校長對出現這種狀況十分氣憤，說幾十年來教師工資幾乎不漲，實在不應該。他還說，我是原來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幾十年了，工資沒動過，一部分還算作了保留工資。他對教師工資長期不動，腦體倒掛現象，批評十分嚴厲。那天，書桌上鋪著宣紙，上面是蘇校長剛寫的字。叔叔金通洸請蘇校長有空時為他寫一條幅，蘇校長愉快地答應了。不久，寫好的條幅就送給了叔叔，此后一直掛在他的客廳中。

這些被《復旦記》激起的復旦記憶，說明國偉兄的校史寫作能在讀者尤其是復旦校友中產生強烈的心靈共鳴。國偉兄稱自己的校史寫作是“一個人的敘事”，是“私人記錄”。張廣智老師稱這是以獨到的眼光尋找“正史”中未發現或遺漏的地方，天綱兄稱這是民間校史，可補充官修的正版校史。

官修正史大都從宏觀視角切入，往往會忽略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我曾在一個場合說過，1980年前后，我們讀本科時，李德倫、黃貽鈞和陳燮陽等名家，多次率領樂團來復旦校園舉辦交響音樂會，在學生中播下了古典音樂的種子，但在我們的校史中對此并無一字記載。這番活觸動了國偉兄，在本書中記下了當年校園中的“交響樂熱”，依據《復旦》校報和自己的日記，列出了幾場音樂會的日期和曲目，并向校史館提出應將此列入校慶120周年的校史新展，得到采納。這是個人記憶和敘述補充、豐富官方正史的例證。這樣的個人記憶和敘述會使歷史敘述立體化，歷史認識多元化。

其實，還不僅僅是歷史細節會被忽略，有些重要的人和事在官方正史中也會缺失。翻譯《共產黨宣言》的老校長陳望道為復旦師生所景仰，近年更因為電影《望道》而為更多復旦學子所了解。陳望道先生是從1952年起擔任復旦校長的，而從1954年起直到1965年底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楊西光在今天的復旦校園中幾乎已無人知曉并提起了。2009年谷超豪先生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學校開慶功會，我在現場。谷超豪先生致詞中最打動我的，是他說此刻最想念兩個人，一個是他的老師蘇步青校長，另一個就是當年的黨委書記楊西光，因為谷超豪的成長包括出國留學離不開楊西光的關心和支持。不久前去世的金沖及先生在回憶楊西光的文章中，引用了蘇步青當校長時說過的一句話：“沒有楊西光、王零（復旦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就沒有復旦的今天?！币源吮砻鳁钗鞴鈱偷┐髮W發展做出的貢獻。比金沖及先生小幾歲的中文系前輩吳中杰先生則在肯定楊西光對復旦辦學有貢獻的同時，指出他也有霸道的一面，搞一言堂，整了不少人，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了楊西光對復旦的影響。但是，蘇步青、谷超豪、金沖及和吳中杰這樣的個人敘述還沒有能夠寫進正版校史。

上述吳中杰先生的話出自他寫的《復旦往事》，這是復旦百年校慶時出版的，記錄了他親歷、親見和親聞的20世紀下半葉的復旦往事，是比國偉兄所寫更早的民間校史。百年校慶時，校方組織編纂了《復旦大學百年紀事》，是正版校史，《復旦往事》中的許多記敘在此書中未有記載。我參加了《百年紀事》1966-1976年時段的編寫，完成稿約15萬字，最后出版時則不到4萬字，被刪的內容據說不合百年校慶的喜慶氣氛。吳中杰先生在《復旦往事》中說，編寫校史是為了看清楚過去做了哪些建設性工作，又走了哪些彎路，以明白現在做的事哪些是向前發展的，哪些是倒退的，將來應該怎么做才好。因此，校史編寫意義重大，任重道遠，而民間校史應該也完全擔當得起此重任。

國偉兄在書中寫了不少我們同班同學，說當年常在腦海中給同學“畫像”。在這篇序言的最后，且讓我這支禿筆給這位老同學“畫”上幾筆。當年我們歷史系78級51位同學中，國偉兄是一直做著文學夢的文藝青年。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或多或少都有文學夢，但進入歷史系開始專業學習后，逐漸放棄了文學夢，唯獨國偉兄還在堅持。每月的《大眾電影》一到，他都要立即花上半天從頭讀到底，盯著封面上的明星照可以看上很久很久。校園里流行交際舞，國偉兄是積極分子，差不多每場必到，雖然很多時候并不下場，只是在場邊觀望，做一個君子，動口不動腳。本科畢業時，李華興老師有意招收他讀研究生，但國偉兄志不在此。留校后在馬列教研室做老師，但校園終容納不下一個向往飛翔的文藝青年，媒體才是適合他的地方。有近兩年的時間我與國偉兄在復旦第十宿舍做貼隔壁鄰居，那時他在《申江服務導報》工作。報紙每周三上午進書報亭發行，但每周二晚上國偉兄下班，就將剛印出的帶著油墨味的報紙送到我家，我正讀初中的女兒就此喜歡上了這份報紙，也喜愛上了讀報。那段做鄰居的日子，至今回想，仍十分溫馨。

《復旦記》是國偉兄的第三本復旦人文歷史筆記，肯定不會是最后一本，因為還有許許多多的個人記憶和敘述需要有人記錄下來，尤其那些在正史中缺失的，都應該寫進民間校史，國偉兄是堪當此大任的。我與讀者諸君期待著。

本文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為《復旦記》（讀史老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所作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來源：金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