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3日，我和同學們一起乘坐知青專列離開了北京，開啟了到陜北革命老區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生涯。為了送我下鄉，我父母把省吃儉用節省下的錢都花在了我身上，為我做了全新的鋪蓋，憑票購買了一個行李箱（大木箱），還為我做了一件當時最流行的海軍藍棉大衣。

滿載北京知青的專列抵達山西省境內的銅川車站，北上的鐵路也就到了盡頭，我們知青下車后在銅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又乘坐大卡車繼續前行。當年我們乘坐的卡車車輪上都綁著鐵鏈子，那長龍般的車隊在黃土高原上行駛的壯觀景象至今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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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歷時三天三夜，數百名北京知青來到了陜北延安地區的延川縣，我們八名同學被分派在劉家塬二隊插隊落戶，大家臨時分散開借住在老鄉家中，也和老鄉家一起搭伙吃飯。

劉家塬大隊處在黃土高原地帶，周邊都是起伏的丘陵和縱橫的溝壑，人均耕地面積雖然不少，可都是一些坡地，土壤貧瘠，廣種薄收，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富裕。

二隊的隊長叫劉玉秋，當年剛四十五歲，歲月的年輪就在他臉上刻滿了痕跡，他臉上的皺紋就如黃土高原上縱橫交錯的溝壑一樣明顯，皮膚黑里透紅，一臉的淳樸和善良。劉隊長安排我借住在了社員劉福明家，讓我和劉福明大伯家的大小子劉玉安住在一孔低矮昏暗的土窯里，睡在一鋪土炕上。

劉福明大伯當年四十四歲，比劉隊長小一歲，他長得比劉隊長還顯老氣，一口正宗的陜西方言，十句話我有九句聽不懂。劉大伯家四口人，劉玉安就是他家的大小子，當年二十一歲，長得很結實很憨厚，身材也很魁梧，就是沒讀過書，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劉大伯還有一個女子，叫劉玉娥，當年十八歲，長得很機靈也很好看，讀過兩年書。要說劉玉娥是劉玉安的親妹子，打死我我都不會相信。

在劉大伯家住了三天，我身上就起滿了紅疙瘩，癢得難受。找到村里的赤腳醫生看了一下，懷疑是虱子咬的。當晚借著手電光亮，我在被褥上捉了五六只虱子，由此斷定赤腳醫生的醫術很高明，他的診斷完全正確。

知道了我身上的紅疙瘩是虱子惹的禍，劉玉安大哥挺愧疚的，他把自己的鋪蓋挪到了炕稍上，和我的鋪蓋隔開了一米寬的距離。那時我才知道，劉玉安大哥不光鋪蓋上有虱子，他的棉褲棉襖上也有虱子。令我納悶的是，劉玉安大哥天天裸睡，他身上咋還會生虱子呢。

經過了一段時間朝夕相處，我對劉大伯一家都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們一家人都很淳樸善良，對我特別好，我在他們家借住，啥都不用我干，我天天吃現成飯。一次我想去挑水，劉大伯就責罵劉玉安大哥，劉玉安大哥搶過我挑在肩上的擔子，憨笑著說：“你可不敢再去打水，你看我大，兇的要吃人哩……”

每天吃飯的時候，玉娥姐（劉玉娥比我大一歲）都會把我的飯端到我和劉玉安大哥居住的那孔土窯里，不讓我和他們一起吃飯。后來我才知道，我的伙食跟他們家的不一樣，他們家吃的是菜團子，我吃的是凈面（真糧食）團子，我吃的咸菜也是用熟棉油拌過的。每天中午我有菜吃，他們一家人頓頓都是咸菜和辣子醬，從不舍得吃菜，應該是把家里原本就不多的洋芋和蘿卜都留著給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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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劉大伯一家生活的這么艱苦，我把從北京帶來的香腸、午餐肉罐頭和糖果都拿出來，讓劉大伯一家都嘗嘗。劉大伯說，他長到四十多歲，可是頭一回吃午餐肉罐頭和香腸，也是頭一回吃北京的果子。

快過春節的時候，那天吃罷晚飯，我正躺在炕上看書，玉娥姐突然來到窯里，有些難為情地對我說：“想求你個事情，不知行不行？”“啥事？你盡管說。”我趕忙坐起來，放下手中的書本笑著說道。

原來，鄰村的媒婆給劉玉安大哥介紹了一個對象，明天要去相親，劉玉安大哥沒有像樣的衣服，想借我的海軍藍大衣穿一下。

第二天快吃午飯的時候，玉安大哥耷拉著腦袋回來了。劉大媽問了情況，玉安大哥說人家沒看上他，嫌他不識字。

事后聽玉娥姐說，玉安大哥已經不是第一次去相親了，前兩次也是人家看不上她哥，嫌她哥沒文化，還嫌她哥太憨厚話太少。

從那天起，我天天教玉安大哥學習識字，一天至少學會十個字。玉安大哥也很認真，可他就是記性差，今天學會了，明天再讓他念，有的字他就不認識了。玉娥姐姐一天能學會二十個字，會寫會念都能記住。他兄妹倆人的記憶力，懸殊太大了。

一個正月，我教了玉安大哥三百多個字，他也就學會了一半。后來春耕春播生產開始了，我們天天都要出山勞動，教玉安大哥學習識字認字的事情也就放下了，主要是玉安大哥不愿意寫字，他說寫字比掄镢頭都累人。

那年麥收后，隊里為我們知青箍了新窯，成立了二隊知青點，我們知青就搬到知青點一起吃住了。說句心里話，搬家那天我心里還真有點舍不得，劉大伯一家對我太好了，好吃的省給我吃，玉娥姐姐幫我洗衣服，我天天都吃現成飯，日子雖苦，但我覺得很快樂，我真有點舍不得離開他們家。

搬到知青點居住后，玉娥姐姐經常給我送好吃，她家喂了兩只老母雞，雞蛋差不多都給我吃了。玉娥姐姐也經常幫我洗衣服，一起出山勞動，她也經常幫我干農活。同學們都很羨慕我，羨慕我有一個知冷知熱的好姐姐。

1970年夏天，鄰村的那位媒婆大媽又給玉安大哥介紹了一個對象，那個女子倒是看中了玉安大哥，可她父母到劉大伯家來相看時，嫌劉大伯家太窮，說他家光景簡直就是一爛包，家里連個甕和柜子都沒有。結果，這門親事又沒成，愁的劉大伯和大媽連飯都吃不下。

那年秋后，那位媒婆又到劉大伯家來了，這回是想讓玉娥姐姐給她哥換親。劉大伯雖然不想走這一步，可他又擔心玉安大哥打了光棍，就勸玉娥姐姐答應這樁婚事。玉娥姐姐寧死不從，她說要是逼著她換親，她就去跳崖。沒辦法，這樁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看看劉大伯和劉大媽天天為玉安大哥的婚事愁腸，我也很心疼大伯大媽，我也很想替他們分憂，可我要錢沒錢，要物沒物，想幫忙也幫不上啊，只能干著急。

邢儀老師油畫（北京知青在陜北）

那年冬季，劉家塬大隊得到了一個征兵名額，大隊書記就讓我和一隊的王慶國一起去公社衛生院參加了征兵體檢，最終我順利通過了征兵體檢和政審，光榮入伍。

離開劉家塬的前一天，我把我的那個大木箱子和用不著的生活用品及部分口糧都送給了劉大伯家，就是想幫幫淳樸善良的劉大伯一家。劉大伯過意不去，非要給我錢。劉大伯一家對我這么好，我咋能要劉大伯家錢呢。

那天我的好同學張學斌也去公社武裝部為我送行，路上他對我提了一個要求，問我能不能把我的那件海軍藍大衣賣給他。我糾結猶豫了好一會子，不好意思地對他說：“學斌，對不起，我的大衣不能給你，我已經答應送給劉玉安大哥了。”就是因為這，我最要好的同學和我鬧了別扭。后來我入伍后寄給他一件軍裝上衣，我倆的關系才和好如初，這是后話。

我離開劉家塬的第二年初夏，玉娥姐姐給我寫信，她說她哥的對象成了，多虧了我送給她家的那個木箱子和那件海軍藍大衣。她哥有了對象，她爸媽就不會逼著她給她哥換親了，他們一家人都要感謝我哩。

劉玉安大哥娶了婆姨不久，玉娥姐姐也訂下了婚事，那個后生就是劉家塬二隊的記工員王長河，是一個很不錯的后生。

我在部隊服役十幾年，轉業后回到北京被安置在公安部門工作，直至退休。

等我退休后再次回到第二故鄉的時候，劉大伯和劉大媽早就去世了，村里的鄉親大多也不認識了。見到玉安大哥時，我差點沒認出他來，他的相貌比實際年齡要蒼老許多，脊背彎曲，頭發全白了，牙齒也所剩無幾了。玉安大哥的婆姨也很蒼老，但她的身體比玉安大哥要好很多。她看玉安大哥拉著我的手嗚嗚痛哭，趕忙拿來毛巾幫他擦淚。

在延安生活的玉娥姐姐接到了玉安大哥的電話，第一時間就從延安趕了回來，看到我，她上前抓著我的手，叫了一聲國強弟弟，就嗚嗚哭了起來。

那次回陜北，我在劉家塬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跟著玉娥姐姐去了延安。玉娥姐姐的兩個娃娃都有出息，都在延安工作，生活得很好，玉娥姐姐的男人在延安做生意賣干果，生意挺紅火的。我在延安待了三四天，玉娥姐姐還不讓我走，她說幾十年來一直想念著我，好不容易來了，怎么也得住上半個月。

后來玉安大哥去世了，我也隨女兒來深圳生活了，也就和玉娥姐姐聯系的少了。時間過去了這么多年，每當想起當年在陜北插隊落戶的點點滴滴，每當想起房東劉大伯一家人，我心里很感動也很難受。現在我們國家富裕了，老百姓都過上了好日子，可劉大伯和大媽卻沒能享受到這么好的生活，活了一輩子，他們沒離開過劉家塬，連延安都沒去過，更沒見過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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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已成為過去，我們的國家越來越繁榮昌盛，也祝愿第二故鄉和那里的親人們都生活富足，幸福安康！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趙國強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