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變是曹魏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也是司馬氏代魏建晉的起點，歷來受到史家的措意。然而，魏晉文獻雖有一定篇幅的記載，但僅是描述與概括性的。當代學界已有進一步的探究，但大多著眼于探討司馬懿與曹爽的勝敗原因、以及政變的文化背景與相關人物的命運。筆者以為，對高平陵之變進行全面論述，已無必要，但搜求剩義，覺得其中仍有一些重要之處語焉未詳，不甚清晰，故仍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值得發隱抉微。本文鉤稽秦漢時期的相關資料，對高平陵之變的若干史事重新檢討、考察與辨析，以深化對高平陵之變的認識。

一、司馬懿二子的作用與政變的兵力配置

高平陵之變關系到司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成功則司馬氏傾覆魏朝，化家為國，失敗則禍及滿門，遭傾宗滅族之災。故早在政變之前，司馬懿就殫精竭慮，精心謀劃。為了保密，司馬懿慎之又慎，只與其子于密室中相商政變之事。

據《晉書·景帝紀》記載：“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司馬師）潛劃，文帝（司馬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然而《資治通鑒》卷75正始九年則說：“太傅（司馬）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司馬）師、散騎常侍（司馬）昭謀誅曹爽。”胡三省在此加注曰：“懿雖稱疾，先已置二子于要地矣。”兩書記載此事的出入之處在于，司馬昭是否參與政變的核心機密。

筆者以為，《晉書·景帝紀》說司馬懿只同長子司馬師商量發動政變之事，而司馬昭“弗之知也”，似為不確。實際的情況是，司馬師年長，其政壇閱歷和政治斗爭經驗都較乃弟司馬昭更為豐富，司馬懿在很多事情上都仰仗依賴司馬師，可以說，司馬師是乃父政治上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至于司馬昭雖不及乃兄老成練達，但也絕非是尋常之人。司馬懿發動政變時，司馬昭已入仕多年，史載：“正始初，（司馬昭）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在隨曹爽伐蜀之役中，面對蜀將王林的夜襲，司馬昭“堅毅不動”，沉著冷靜地指揮，打退蜀軍的進攻，并及時勸阻夏侯玄退軍，表現出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能。

司馬懿此時已“稱疾不與政事”，故他要獲得朝廷信息，掌握曹爽的一舉一動，必須依靠司馬師和司馬昭。特別是司馬昭，此時任散騎常侍，在魏主曹芳身邊應對顧問，對宮廷和朝廷動態可謂了如指掌，實際上成了司馬懿安排布置在皇帝和曹爽身邊的眼線。總之，司馬師、司馬昭二人是司馬懿發動政變的左膀右臂，二人皆參與誅滅曹爽的密謀。只是由于司馬昭年幼，政變一事，又事關司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司馬懿為慎重起見，對發動政變的確切時間，始終保密，一直要到政變“將發夕乃告之”。

要取得政變的成功，首先是要掌握槍桿子，即司馬懿手中要掌握一定數量的武裝力量。司馬懿雖然出將入相，戎馬一生，但其長期擔任的是曹魏雍涼地區，即關隴軍隊的主帥。司馬懿身在洛陽，若無皇帝的詔旨是無權將關隴部隊調往京師的，何況此時關隴軍的主帥乃是曹爽集團的重要成員——征西將軍夏侯玄。司馬懿要誅鋤曹爽，只能在司馬師出任中護軍、進入禁軍系統之后，才擁有發動政變的基本力量。但是由于曹爽廢中壘、中堅營的釜底抽薪之舉，使得司馬師所能掌握的力量十分有限。

由于司馬師所能控制的兵力不多，所以早在政變之前，司馬懿就預作準備，命司馬師暗中培養一支私人武裝力量——死士。據《晉書·景帝紀》記載：“初，帝（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何謂死士？死士的釋義是：為主子而死的勇士，他們是權勢之家所豢養的門客中的一種。死士在戰爭中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這些死士除了為權貴豢養之外，大多數都是臨時召募的，訓練死士的過程我們并不太清楚。為何“死士”能替主子賣命呢？因為“忠義”是古代的契約精神，也是死士的職業準則，一切為了主子，死士可以不仁，但不可以不忠義，必要時死士都會舍生取義。

除了三千死士之外，司馬師還能指揮一部分禁軍。如五校營有二、三千人，以及司馬懿太傅府及尚書令司馬孚府中的千余家兵等，估計司馬懿發動政變的總兵力有七千人左右。除了訓練士卒之外，司馬師還培養了自己的親信部將。盡管受到曹爽的種種防范和掣肘，司馬師任中護軍之后，就獲得了選舉武官的權力。《晉書·景帝紀》云：“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魏略》云：“夏侯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后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及景王之代夏侯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由此可見，司馬師對于武官的選舉十分重視，他極力對禁軍加以訓練和整頓。由于司馬師重視對武官的培養，故司馬師所統率的禁軍具有較強的戰斗力。雖然司馬懿發動政變時，所能動用的軍事力量有限，與曹爽兄弟相比，其兵力嚴重不足，但三千死士加上訓練有素的禁軍和家兵，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覷的武裝力量。

洛陽城軍事要地頗多，司馬懿兵力有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將兵力分散開來，占領所有的要害之處。憑藉多年來積累的豐富的政治與軍事斗爭經驗，司馬懿有選擇地迅速占領京師洛陽最關鍵的幾處戰略要地。為了奪取這些戰略要地，司馬懿調動了其所能利用的一切資源。毫無疑問，在關系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政變中，司馬懿最能信任的當然是己子與胞弟。司馬懿命長子司馬師、胞弟司馬孚控制司馬門；次子司馬昭率兵“宿衛”二宮。

所謂“二宮”，一般指皇帝與太子。《顏氏家訓·風操篇》云：“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涕泣，二宮為之改容。”趙曦明注“二宮，帝與太子也。”然而此時的魏主曹芳尚無子嗣，所以魏的“二宮”并非指皇帝與太子，而是皇帝與郭太后。郭太后本與少主曹芳住在一起，正始八年（247），“曹爽用何晏、鄧飏、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因曹芳祭掃高平陵，不在洛陽城內，故司馬昭宿衛二宮的主要任務，是控制永寧宮的郭太后，以便讓其父司馬懿通過挾制郭太后來制約曹爽，使這場政變能名正言順，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司馬昭名為保護，實則帶兵入宮，脅迫太后。

司馬昭控制永寧宮后，司馬懿隨即進永寧宮面見郭太后，他在郭太后面前歷數曹爽的種種罪行，緊接著司馬懿就要剝奪曹爽的兵權，讓他“以侯就第”。司馬懿準備對曹爽所采取的一切行動，都獲得了郭太后的“同意”和批準。雖然郭太后原本就與曹爽不睦，曹芳亦非其親生，但司馬懿發動兵變，事關曹魏天下之安危，她不可能沒有絲毫察覺。但在司馬懿父子帶兵入宮的高壓下，作為一個生活在深宮之內，并無多少政治見識的婦人，她自然別無選擇，只能屈從。《三國志·曹爽傳》云：“太尉臣蔣濟、尚書令臣司馬孚等，皆以曹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司馬懿兵變時，首先挾制郭太后，實為高明之舉。這樣一來，司馬懿在與曹爽的斗爭中，至少在政治上就不落下風，立于不敗之地。否則天子在曹爽掌控之下，曹爽如納大司農桓范之策，即可用天子的名義聲討司馬懿。司馬懿預判到這一情況的出現，及時掌控郭太后，即可化被動為主動。一旦曹芳站在曹爽這一邊，司馬懿即可以太后名義與之抗衡。太后為天子之母，以母訓子，名正言順。果不其然，司馬懿在對付曹爽的諸多行動中，都以郭太后詔敕發號施令。《資治通鑒》卷75云：“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三國志·高柔傳》云：司馬懿“以皇太后詔召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曹爽營。”如此一來，司馬懿發動的政變至少在表象上已完全合法化了。

二、武庫與司馬門考辨

相比高柔、王觀兵不血刃地占領曹爽、曹羲大營，司馬懿、司馬師父子奪取武庫、攻占司馬門的難度頗大，以下我們依據有關史料，展開具體分析：

司馬懿首先要攻占的是洛陽武庫。武庫又名甲庫，是存放軍械的國家武器倉庫，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周秦以長安、洛陽為二京，秦漢在洛陽設置武庫和敖倉，用以控制關東，凡軍械及軍糧都集中于此，歷來被認為是天下之要地。漢初，“漢祖（劉邦）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漢景帝時，吳王劉濞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起兵，其部將獻策，“愿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漢武帝甚至連自己親生之子都不肯將其封藩于洛陽。隨著封建王朝崇文宣武的需要，武庫的地位也一再上升，到了漢魏，洛陽武庫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武器倉庫，而是升華為一種立國理念與政權的象征。甚至連皇帝、皇后所用的全套儀仗、皇家的奇珍異寶都收藏在其內。《晉書·五行志下》記載：“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洛陽武庫已發展為將軍械武器、皇家珍寶、軍事后勤等融為一體的重要戰略基地。關于曹魏武庫的設置與管理，史書中并無記載，很可能是沿襲漢代的設置與管理方式。

洛陽武庫還有戍守的軍隊，但是發武庫兵必須得到皇帝的詔制。巫蠱事件發生后，衛太子劉據迫不得已，起兵誅江充。漢武帝于是從甘泉宮返回，來到長安城西建章宮，頒布詔書征調三輔附近各縣的軍隊，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員，歸丞相劉屈氂統轄。衛太子手中并無正規軍隊，三輔軍隊又不能調遣，太子便派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司馬懿未奉詔旨而強行奪取武庫，其性質類似于巫蠱事件中矯詔的衛太子。只不過衛太子劉據的對手是其雄才大略的父親漢武帝，所以他最終失敗了，而司馬懿的對手是才具平庸的曹爽，所以他成功了。

為何司馬懿把攻占武庫看成是其政變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呢？這是因為司馬懿手中雖掌握數千兵力，但軍械武器嚴重不足。司馬師雖豢養死士三千，但三千死士手中均無得心應手的兵器。洛陽武庫中的兵器都是朝廷集中天下的能工巧匠進行制作，十分精良，一旦據為己有，就可大大增強政變將士的戰斗力。

司馬懿雖常年帶兵征戰，但也絕不能私藏大量兵器，因為漢家制度規定“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詎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所以司馬懿要把司馬師暗中召募的三千死士全副武裝起來絕非易事。他只有在迅速攻占武庫之后，才能武裝那些參與政變的死士。

不僅司馬懿掌控的軍隊需要武庫中的兵器，即使曹爽指揮的部隊也要倚恃武庫。魏晉南朝的禁衛軍，非戰爭時期，都將輜重、車馬、兵仗，以及扎營、攻城等笨重的大器械放在武庫中。平時巡哨、守衛宮廷時，禁軍將士只攜帶輕型的武器，如刀槍劍戟等。例如，侯景之亂時，梁朝大將羊侃劃分區域進行防御。由于侯景率軍突然殺至建康（今南京），百姓們競相逃入城中，城內秩序十分混亂，故“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羊侃遂下令斬殺在武庫內私取兵器的士卒，使得城內得以平靜。由此可見，普通軍士平時手中并無兵器，一旦戰事來臨，按照規定，才能領取兵仗。若無所司命令，私自闖入武庫，拿取兵仗，便觸犯軍法，按律當斬。可見，駐守京師的禁軍平時不配備兵器乃是慣例。

按照曹魏法令，一旦控制武庫，便可指揮禁軍。毌丘儉《討司馬師表》中曾言司馬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這說明，司馬懿在控制武庫之后，即以皇帝的詔敕命令禁軍不得輕舉妄動。如同諸呂之亂時，太尉周勃通過典掌皇帝符節的襄平侯紀通獲得兵符，詐稱皇帝敕命太尉統領北軍，然后憑藉北軍之力，一舉蕩平諸呂。

就在司馬懿率兵攻打武庫時，遇到了重大危險。《三國志·曹爽傳》注引《世語》記載：“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趨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指曹爽）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后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晉書·宣帝紀》云：“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作為曹爽部將的孫謙為何要干擾嚴世射箭？他和司馬懿究竟是何關系？是否是司馬懿派往曹爽府邸的臥底？由于史書對此均無記載，故我們無從得知，只得對此存疑，留待高明者發微。

司馬懿以七旬高齡，冒著可能被箭矢射中的風險，可以想見當時城內的情況有多么緊急。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司馬懿智慧的過人之處，因為時機稍縱即逝，司馬懿必須利用曹爽府中將士猶豫不決，率兵迅速通過曹爽宅第，出其不意，一舉攻占武庫。攻占武庫，不僅可以武裝自己的三千死士，還斷絕了曹爽禁軍的武器來源，而且可以瓦解駐扎在城外高平陵曹爽所率衛隊的士氣和抵抗意志。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司馬懿棄曹爽府第不顧，迅速攻占武庫，是極為高明的一著妙棋。

司馬懿雖然親自領兵攻打武庫，但是他最為關心的是能否迅速順利地攻占司馬門。所謂的司馬門就是宮城外的大門，以守宮司馬而得名。自秦代起，司馬門就是皇帝專用的天子之門，只有天子或朝見天子的使者才能自司馬門出入。如秦二世三年（前207）冬，趙高做了丞相，獨攬朝政，讒害忠良。因項羽擊敗秦軍主帥章邯，二世派人責讓章邯。章邯恐懼，派長史司馬欣去請示。《史記·項羽本紀》載：“章邯恐，使長史（司馬）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裴骃《集解》云：“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又司馬貞《索隱》按：“天子門有兵闌，曰司馬門也”。

從司馬門所處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得知它是皇宮內廷的必經之路。司馬門的規模十分龐大，可以屯兵，是宮內禁軍力量的集中地，因此它是宮廷門禁的核心，也是守衛大內天子安全的最重要門戶。即使貴為太子、親王入宮時也必須在司馬門下車。如西漢張釋之任公車令，掌管宮門事宜。太子劉啟與梁王劉揖同乘一輛車入朝，到了皇宮外的司馬門沒有下車，違反了宮衛令。“于是（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并以過司馬門“不下公門不敬”的罪名，向漢文帝彈劾太子和梁王。漢文帝只得“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知道了這件事，也親自下達特赦令，太子、梁王才得以進入宮中。

曹操為魏王時，對司馬門極為重視，他規定任何人不得隨意出入司馬門，違令者處死。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在曹操外出期間，“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在只有帝王舉行典禮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縱情馳騁，一直游樂到金門，把曹操的法令忘到九霄云外。“司馬門事件”發生之前，曹操還有立曹植為世子的想法，他曾言：“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但“臨菑侯（曹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司馬門是漢魏時期洛陽城的南門，門外就是馳道，即皇帝專用的御街。曹植開司馬門，駕車上御街，無異于以天子自居，是在行使皇帝的特權。以周文王自居的曹操對曹植擅開司馬門極為震怒，他處死了掌管王室車馬的公車令。曹植也因此事失去曹操對他的信任和寵愛。同年十月，曹操立曹丕為世子，并加重對諸侯的法規禁令。他下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以誰為心腹也。”

據《太平御覽》卷354《漢名臣奏》記載：“司馬（門）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可見，司馬門門禁森嚴，部分禁軍屯駐其內，城門竟多達五、六重，夜間還敲擊刁斗以巡更。即使是皇帝近臣侍衛都不能攜帶兵器入內，這就有力地保障了宮廷大內的安全。曹魏實行的由兩支軍隊分別負責警戒宮城內外的制度更加提升了司馬門在宮廷中的重要性。

由于司馬門如此重要，所以政變軍隊一旦控制了司馬門，就起到了隔絕內外的作用，可以切斷皇宮內外的聯系，駐守在城外的部隊因為缺乏消息，不明事變緣由，故不敢輕舉妄動；同時又可將殿中禁軍堵在宮城內部，使得城外禁軍無法與城內禁軍互通聲氣，及時救援，只能坐觀政變的成敗。

司馬懿輔政之后，“與曹爽各統兵三千，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由于他長期在宮內宿衛，故對整個洛陽宮城，包括司馬門都極為熟悉。司馬懿深知司馬門的重要性，故部署政變計劃時，尤為重視對司馬門的掌控，因為只要政變軍隊能控制司馬門，就能控制整個皇宮，進而控制郭太后，宮外由曹爽控制的軍營就無法掀起波瀾。

司馬懿發動政變，所能動員的資源有限，不僅兵力不足，而且缺少有作戰經驗的統兵將領。司馬懿所需攻占的戰略要地有五處，分別為：武庫、司馬門、二宮、曹爽大營、曹羲中領軍營。司馬懿部署各路統兵將領，除司馬門之外，其他各處政變要地（包括武庫）都只有一個人負責，唯有攻擊司馬門，司馬懿安排了自己最為信賴的長子司馬師和素有才兼文武之譽的胞弟司馬孚兩個人。司馬師擁有效忠于司馬氏的三千死士，這無疑是攻取由禁軍把守的司馬門的重要力量。但司馬懿擔心司馬師年輕，威望不夠，所以要請和自己同心同德的胞弟司馬孚出馬，要他助司馬師一臂之力。可見在司馬懿整個政變計劃中，攻占司馬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司馬昭控制二宮的行動也與司馬門的得失有著直接的關聯。因為只有在控制了司馬門，打開了通向宮中的道路之后，司馬懿才能進入郭太后居住的永寧宮。以司馬懿自己挾太后來對付挾天子的曹爽。在司馬師攻占司馬門的同時，司馬昭也已成功地“宿衛”了二宮。

面對掌握禁軍的曹爽，司馬懿所能控制的軍事力量明顯處于劣勢。但曹爽帶著少帝出城，致使發生政變后，城內禁軍立刻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局面。司馬懿運用自己豐富的政治經驗，把握住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時刻，放棄攻取曹爽府邸這樣可以控制人質的地方，把有限的兵力集中于武庫、司馬門這樣的要沖之地。這些措施，有章有法，老辣周密，不僅體現了司馬懿統馭全局的雄才大略，而且也反映出他發動高平陵之變確實是蓄謀已久。

三、關于夷曹爽三族的問題

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因曹爽放棄抵抗而獲得全勝。接下來，如何處置曹爽等人便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由于曹爽身為大將軍，是魏明帝臨終托孤的首席輔臣；此案又涉及朝中諸多重臣，故對此案如何判決，事關重大，不是司隸校尉就能裁決的。為了顯示決獄公正，司馬懿決定將此案放在廷議中來定讞。曹爽一案的定讞是應司馬懿要求而召開的，郭太后及少帝曹芳此時都已掌控在司馬懿手中，并不能對廷議的召開與定讞置喙。參加此次廷議的主要人員有太傅、太尉、司徒等上公、三公及九卿、司隸校尉、尚書令、尚書仆射等高級官員。經過形式上的討論，形成最終的決議：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曹）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托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何）晏、（鄧）飏、（張）及當等謀圖神器。（桓）范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語出《左傳》，指臣對君、子對父不能冒犯、忤逆、作亂，甚至只有犯上作亂的思想還沒有真正地付諸行動，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即使皇親國戚觸犯這條原則也要依法處置。而“包藏禍心”“大逆不道”則是古代社會最重的罪名，屬“十惡”之首。因此當曹爽等人被廷議定為“謀圖神器”“大逆不道”就法無可赦，罪無可逭了，必將受到最嚴厲的懲處。

根據廷議的決定，廷尉“于是收爽、羲、訓、晏、飏、謐、軌、勝，范、當等”。正始十年正月初十，曹爽等八族“皆伏誅，夷三族。”關于“夷三族”有多種解釋，比較通行的是《大戴禮記》中所指的父族、母族、妻族。《史記·秦本紀》曰：“法初有三族之罪”。裴骃《集解》引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漢初，蕭何制《九章律》、叔孫通作《傍章律》；漢武帝時，張湯作《越宮律》、趙禹作《朝律》，后將其全部合在一起，統稱《漢律》。《漢律》于唐代亡佚，后人只能憑《史記》《漢書》等史書中的片言只語探究其內容。《漢律》規定，凡謀反、謀逆、投敵，不分首從，皆族誅。如“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漢武帝時，丞相劉屈氂與貳師將軍李廣利“欲立昌邑王為帝”，事發，劉屈氂被“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這里還需要了解一下曹魏的法律。曹魏有自己的《魏律》，為了區別于漢朝的律法，也稱《新律》，由陳群等人編纂成書，留存的不完整，散見于史料典籍之中。《魏律》加入了“八議”制度，即所謂的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死刑包括“梟首、腰斬、棄市”等，漢代原有的“夷三族”之法雖然不在律令之中，然而在實施刑法時，仍然有之。如魏諷、鄧艾、毌丘儉、諸葛誕、王凌等人謀反后，皆被夷三族。而且在同時期的蜀漢、孫吳也有夷三族的制度，如諸葛恪被殺后，除諸葛氏被族滅外，“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魏將馬茂降吳后，欲行刺孫權，赤烏八年“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魏延燒斷蜀中退往漢中棧道之后，被楊儀誣以謀反，結果被馬岱所斬，蜀漢朝廷“遂夷（魏）延三族。”此類案例甚多，不再一一列舉。

三國時，族誅除了加于謀反罪外，也用于嚴肅法律綱紀。比如魏文帝黃初四年下詔：“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劉備攻成都，想得到劉巴，傳令軍中：“其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八議制度雖然可以在一般情況下赦免死刑，然而不包括“謀逆”以及“圖謀不軌”等重大的威脅皇權統治的罪行。因此，夷曹爽三族并非司馬懿首創，乃是符合曹魏對于謀逆大罪傳統的處罰規定。

司馬懿對曹爽施以“夷三族”的最重刑法，大部分朝臣都表示認同，至少無人敢于公開反對。這說明曹爽執政時的施政用人等措施確實不得人心。這里，我們僅舉一例即可窺豹一斑。“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飏等。太常王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范等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弘恭、石顯為西漢元帝朝著名的奸佞之臣，他們殘害忠良，敗壞朝政，王肅等公卿大臣以何晏、鄧飏比之，直接影射曹爽，可見對曹爽專權十分不滿。為維護自身利益計，曹魏的元老重臣都希望早日結束曹爽專權的局面，以恢復原有的政治秩序。

四、超乎常規的封賞：賜九錫與立祖廟

高平陵之變由司馬懿精心策劃，一手發動，毫無疑問，最大的“功臣”自然非司馬懿本人莫屬。然而，司馬懿已經官居太傅，近乎位極人臣，因此如何對其封賞，就成了難事。盡管如此，眾臣還是上奏皇帝，要朝廷給予司馬懿特殊規格的重賞。據《晉書·宣帝紀》載：嘉平元年“二月，天子以帝為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連同過去的封邑，司馬懿總共食邑八縣二萬戶，其封地之大、食邑之多，是曹魏此前的侯爵從未有過的。連曹操為丞相、武平侯時也只有四縣封地，曹操為了減輕政敵對他攻擊的政治壓力，還“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29）另外，曹芳還下詔“群臣奏事不得稱（司馬懿）名，如漢霍光故事。”這條詔令實則上是把司馬懿放到王者的地位，眾臣從此提及司馬懿時皆不準直呼其名，以示尊崇。

然而，最為關鍵的封賞是皇帝曹芳竟然下“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司馬懿若任丞相就將打破漢魏時期實施已久的常規。因為整個漢末至曹魏時期，丞相或相國都非尋常人臣之職，極少設置，置則多系權臣：如東漢末年的曹操、曹丕父子；曹魏后期的司馬昭、司馬炎父子。《通典》卷十九《職官典·宰相》稱：“宋齊梁陳，并相因襲，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由于丞相或相國“總百揆”，位高權重，在時人眼中，已成為人臣篡奪皇位的階梯。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廢除三公，自任丞相，就是為了集大權于一身。曹魏建立后，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都是大權獨攬，親理朝政，故一直實行三公制，而不設丞相。曹芳雖系少主，但此時他已十八歲，做皇帝也已十年了，他不可能不懂得設置丞相對皇權的危害。故此事清楚地表明，曹芳是情非所愿，迫不得已。可見司馬懿此時權勢之重，已是功高震主的權臣。

司馬懿深知此時雖然自己已經掌控朝政，但取代曹魏的時機遠未成熟，若擔任當年太祖武皇帝曹操曾擔任過的丞相之職，等于向世人告知，自己有不臣之心。因此斷然拒絕丞相之任。他向朝廷上書辭讓曰：

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奸兇，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圣王所制，著之典禮。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圣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

就如同漢魏禪代時一樣，雙方都在做戲，曹芳不斷下詔，要司馬懿接受丞相之職，司馬懿只得再次上書固辭。《三國志·齊王芳紀》注引《漢魏春秋》載：司馬懿“書十余上，詔乃許之。”然而，使司馬懿更為吃驚的是，是年冬十二月，曹芳居然詔令司馬懿“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

何謂九錫之禮？《公羊傳·莊公元年》云：“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東漢經學家何休注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九錫之禮規格極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用。如九錫之中的“虎賁”乃天子之衛士也，“天子卒曰虎賁。”“斧鉞”又稱黃鉞，乃殺伐之權的象征，亦屬天子之鹵簿。黃鉞在商周時為天子所專用，周武王伐紂時曾用黃鉞。《尚書·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秬鬯”為天子祭祀天帝時所用之酒。“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禮記·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錫中又有“納陛”。“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顏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陛”乃帝王宮殿之臺階也。蔡邕《獨斷》卷上載：“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稱天子為陛下。所以，權臣即可由受“納陛”而后晉升為“陛下”。由此可見，誰受了九錫，誰就具備了“準皇帝”的資格，為將來當“真皇帝”鋪平道路。

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受九錫之禮的是王莽，王莽代漢是先受九錫，成為攝皇帝，然后由攝皇帝成為真天子。王莽雖然通過受九錫而登上皇位，建立新朝。但王莽代漢為時不長，很快就以失敗而告終，故新莽政權在歷史上多被視為“僭偽”。基于此因，王莽時期，九錫與禪代制度還未真正確立起來。“漢魏故事”始作俑者為曹操。曹操加九錫，封公、封王，建國，曹丕因之而終于完成禪代。

曹操開創漢魏禪代制，引起后世史家的高度重視。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七“九錫文”專條中論述：“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晉爵封國，賜以殊禮，亦自曹操始。按，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錫，然其文不過五百余字，非如潘勖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張竦頌莽功德之奏。逐件鋪張至三五千字，勖文體裁正相同。其后晉、宋、齊、梁、北齊、陳、隋皆用之，其文皆鋪張典麗，為一時大著作。”

實際上，整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皇位禪讓都同九錫制聯系在一起。為了效仿上古時期的堯舜禹禪讓故事，使改朝換代能符合當時的法理觀念，權臣在易代更祚之前，必先由天子賜予九錫，封公建國、然后封王，待時機成熟后，登上九五之位，這儼然成了禪代的慣例。從這個意義上說，九錫之禮乃是漢魏至隋唐權臣奪取政權的前奏曲。

對權臣而言，九錫禮儀比丞相規格要高得多，兩漢至曹魏時期，任丞相者不少，授九錫者僅王莽、曹操、劉備、孫權數人。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任丞相，建安十七年，董昭與列侯諸將認為：“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兇，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今徒與列將功臣，并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因此應該“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但遭到尚書令荀彧的激烈反對，操雖憤憤不平，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惺惺作態地表示：“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創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直至其逼死荀彧，平定關中馬超，于建安十八年（213），晉為魏公之后，才敢受九錫。

司馬懿雖已誅鋤曹爽集團，但政治局面仍然十分復雜。高平陵之變是司馬懿在曹魏元老功臣集團的支持下，精心謀劃的一次政變。但這些曹魏元老大多“心存曹氏”。他們在高平陵之變后并未獲得重用，其境遇與曹爽專權時相比，也未得到太多的改善，所以不可能轉化為支持魏晉禪代的政治力量。在朝中，曹氏宗室力量依然存在；在地方，除關中之外，擁兵一方的鎮將并非都是司馬懿的親信，特別是淮南地區的擁曹力量相當強大，之后相繼爆發的淮南三叛就是明證。對此局面司馬懿頭腦十分清醒，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司馬懿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受類似于天子規格的九錫之禮。故司馬懿仿效當年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上書固讓九錫。書曰：

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后代之君臣所得議也。

司馬懿固辭九錫不受，曹芳也樂得收回成命。然而，由于司馬懿的功勞實在太大，不賞賜不足以服眾，也難以向天下人交代。于是只得另想彌補之法。嘉平“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從這一史料中透露出來的一條信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即魏朝居然破例為司馬懿在洛陽立廟。

在中國古代，宗廟不僅是舉行祖先祭祀的場所，而且是王朝世襲統治的象征，在國家祀典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國家禮儀制度的基礎。按照禮儀制度，只有天子才可以在京師中立廟，大臣即使位居上公或宰相也無資格在天子腳下立廟祭祀。例如，諸葛亮輔佐兩朝，有大功于蜀漢，諸葛亮卒后，蜀人感恩懷德，“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特別是漢中民眾，每年春月，男女成群，邊走邊哭，紛紛前去祭奠諸葛武侯之墓，“其哭甚哀”。后來有人建議在成都為諸葛亮立廟，后主雖對諸葛亮甚為敬重，但認為一旦在成都立諸葛亮祠，就將逼近劉氏宗廟，故堅決不答應。由于百姓巷祭野祀不斷，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聯名上表請求為諸葛亮立廟于沔陽。表文云：“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都是為了表彰對國家建有大功之人，“況（諸葛）亮德范遐邇，勛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但是，由于無廟可以祭祀，致“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因此建議“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習隆、向充的奏表說得合情合理，這才消除了劉禪“建之京師，又逼宗廟”的顧慮，于是在蜀漢景耀六年（263）春，后主正式詔令為諸葛亮立廟于沔陽（今陜西勉縣東）。

連“功德蓋世”的諸葛亮都不能立廟于成都，可見漢代宗廟制度之嚴。而魏主曹芳為尚未去世的司馬懿立廟于京師洛陽，可謂是超越人臣禮儀制度的破格之舉。司馬懿雖未升任丞相和享用九錫之禮，但立廟于京師，與曹魏皇室宗廟并行，就是向世人展示他的地位和權威。另外，為司馬懿立祖廟與諸葛亮立廟還有所不同，其事類似于古代諸侯立宗廟，有象征家族基業之意，但古代諸侯都是立宗廟于自己的封邑，然而司馬懿卻立祖廟于京師洛陽，其逼天子宗廟之嫌豈非更甚。此事，自然為日后司馬代魏作了鋪墊。

五、高平陵之變成功的必然性

誅滅曹爽集團是曹魏歷史上的一大轉折，從此司馬氏控制了魏朝中樞機構，曹魏的軍政大權已基本上落到了司馬氏手中，由此開啟了亡魏成晉的歷史進程。需要考量的是司馬懿為何能誅滅曹爽？懿勝爽敗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然？是司馬懿靠智力，還是圖僥幸？這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宋人葉適曰：司馬懿“虛位無權，勢同單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閉門截橋，劫取事柄，與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為，懿號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滅，然竟以勝，一異也。”葉氏認為，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是“披猖妄作”，“自取族滅”，取勝為異事，即有運氣的成分。我以為葉氏完全低估了司馬懿的智慧和能力。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雖似乎冒一定的風險，但實質上他是胸有成竹，勝券在握。對此，筆者試作如下分析：

司馬懿發動此次政變，決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密謀已久。他為了能使政變成功，事前作了全面的規劃，精心的準備。例如他長期裝病，麻痹對手；命長子司馬師畜養死士三千，以次子司馬昭為散騎常侍，刺探宮中及曹爽府第之事；又暗中聯絡曹魏元老重臣蔣濟、高柔、王觀、孫禮、盧毓等人以為臂助。而曹爽卻完全被蒙在鼓里，盡管他也派心腹李勝前往試探，但區區李勝豈是老謀深算的司馬懿的對手。經過司馬懿一番“尸居余氣，形神已離”的表演，曹爽等人已完全墜入司馬懿設下的圈套，“不復設備”。以司馬懿的精心準備對曹爽的“不復設備”，兩人孰勝孰敗，豈不一目了然。

經過數十年政壇、軍事的歷練，司馬懿已是三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謀略家、軍事家。而曹爽雖然因歷史的機遇，成為執政的首輔、大將軍，但本質上仍是一個紈绔膏粱子弟，正如同桓范對曹爽、曹羲所言：“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對曹氏兄弟“犢耳”的評價，不僅是桓范的看法，也是諸多時人的看法。即曹爽和司馬懿二人的文韜武略和聰明才智相去實在太遠。盡管曹爽費盡心機，利用自己掌控中樞的權力和條件，架空司馬懿，但司馬懿的謀略遠高于曹爽，所以，其戰勝曹爽是必然的。

有學者認為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的兵力嚴重不足，只能占領洛陽城中幾個最為重要的戰略要地，所以其取勝有相當大的偶然性。然而，其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曹爽身邊也沒有多少軍隊，而只有少量的護衛及祭掃高平陵的儀仗隊。當時曹爽真正能調動的只有京師禁軍，問題是他們兄弟三人沒帶禁軍就出城了。司馬懿派司徒高柔和太仆王觀分別占領了曹爽大將軍營和曹羲的中領軍營，禁軍已全部倒戈，為司馬懿所控制了。

曹爽身邊不僅沒有像樣的軍隊，甚至連士卒手中稱手的兵器及御寒的營帳和食品也沒有，完全處于饑寒困境之中。《魏末傳》記載：“宣王語弟司馬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以司馬懿聰明神武及用兵之謀略，消滅曹爽這支毫無戰斗力的護衛部隊及掃陵的儀仗隊可謂是易如反掌。然而，司馬懿智深慮遠，考慮到曹爽身邊畢竟有皇帝曹芳在側，所謂投鼠忌器，誅滅曹爽容易，不驚動天子則難。若稍有不慎，則極易授人以柄，反過來，還會形成司馬懿謀逆的局面。所以司馬懿先讓太尉蔣濟寫書信給曹爽，后派陳泰、尹大目、許允等人誘勸曹爽放棄權力，其目的就是讓曹爽主動歸降，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

亦有學者及三國史愛好者提出曹爽若采納智囊桓范的建議，其與司馬懿之間孰勝孰負尚難以逆料的看法。筆者認為，一般而言，對未發生的歷史不能假設。若一定要假設，對這個問題，也需要認真分析。曹爽若到許昌，果真能與司馬懿抗衡嗎？

從軍事上來看，曹爽的軍事才能與司馬懿的軍事才能判若云泥，無法以道里計。司馬懿精通兵法，其速擒孟達，智斗諸葛，平定遼東，南征孫吳，數十年來，戰功赫赫。特別是到了晚年，司馬懿的軍事謀略已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可以稱得上是料敵制勝，算無遺策，已成為曹魏開國之后最杰出的軍事家。與司馬懿同時代的智謀之士無不欽佩司馬懿的軍事才能，連吳主孫權都云：“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反觀曹爽，其一生唯一的一次用兵，就是率十萬大軍征伐蜀漢，結果被手中不足三萬軍卒的蜀將王平擊敗，若非參軍楊偉及司馬昭等人極力勸其撤軍，必將全軍覆沒。

從政治上來看，曹爽雖然手中握有少帝曹芳這張牌，按桓范意圖，曹爽兄弟可“以天子詣許昌，征四方以自輔。”即以天子之令調動地方軍鎮勢力來討伐司馬懿。但從高平陵之變的結果來看，地方軍鎮在這次事件中反映十分平靜，沒有任何異動。實際上，司馬懿在地方上的潛在力量也十分強大。司馬懿一生中多次出守方鎮，太和元年（227），司馬懿以驃騎將軍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屯駐宛縣。擒斬孟達就是司馬懿在這一時期取得的戰績。曹真死后，司馬懿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開始全面接手負責對蜀漢作戰。司馬懿在關隴根基深厚，關隴諸將領如郭淮等均為其舊部，盡管曹爽為削弱司馬懿在關中的影響作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大。諸葛亮死后，魏蜀邊境的重大威脅解除，司馬懿回到洛陽。不久，遼東發生公孫淵叛亂，司馬懿以太尉之尊統率諸軍，遠征遼東，沿路的并、冀、幽州都受其節制。雖然司馬懿在淮南的影響力較為有限，其時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擁有重兵，專制淮南。此人忠于曹魏，對司馬懿頗多不滿，但王凌志大才疏，亦非司馬懿的對手。王凌于嘉平三年（251）在淮南欲起兵反叛，司馬懿其時雖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很快將王凌叛亂撲滅于萌芽之中。可見，即使王凌在高平陵事件中幫助曹爽對抗司馬懿，也無濟于事，最多僅能使曹爽茍延一段時間罷了。

眾所周知，君主是國家的象征，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智囊”桓范出逃之后，其所獻之策中最厲害的一招，就是要曹爽利用掌控天子的有利條件，“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來對付司馬懿。然而，司馬懿手中也有一張王牌，即他在控制了二宮之后，就能挾制郭太后。即便曹爽居高臨下，以天子詔敕來征討司馬懿，司馬懿也并不畏懼，因為只要將郭太后操縱于手，司馬懿在政治上就不落下風，就不會喪失主動權。在“以孝治天下”的漢魏時代，郭太后的權威甚至大于皇帝曹芳。嘉平六年（254），曹芳與中書令李豐等人密謀誅除司馬師，事情泄露，司馬師殺死參與者，隨即就以郭太后的令旨廢曹芳。《晉書·景帝紀》記載：“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丑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為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可見，從封建道德法理上來看，作為天子之母的太后是有資格廢立皇帝的。所以，如果曹爽納桓范之策，“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征天下兵”。司馬懿亦可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即以太后令旨斥責曹芳。而事實上，司馬懿已以太后之令，聲討曹爽罪行，并罷免曹爽兵權。

雖然曹爽與司馬懿可以各自挾持天子與太后，但最后的勝負還是要憑軍事實力與政治智慧的較量。司馬懿控制洛陽并占領曹爽兄弟軍營之后，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曹爽、曹羲的營中將士迅速倒戈。《初學記》卷九引王隱《晉書》曰：高柔、王觀等人“悉起營兵及城中余眾，承制發武庫仗，開四門，出迎魏帝于洛濱，奏（曹）爽罪也。”可見，禁軍將士已經打開武庫，執戈待命，準備討伐曹爽。以久歷戎機，用兵如神的司馬懿統率精銳的禁軍和數千死士征討亡命許昌的庸才曹爽，取勝應該是易如反掌。

雖然曹爽最終放下武器，沒有同司馬懿在政治上、軍事上直接交鋒，但當曹爽大權在握之時，他既不能澄清吏治，又不能推賢進士，只知呼朋引類，宴飲田獵，完全是個驕奢淫逸的公子哥兒。直到司馬懿準備將他置于死地之時，曹爽還試圖用借糧的方法來試探司馬懿是否有害他之意，司馬懿將計就計，立即借糧于他，而曹爽居然“喜歡，自謂不死”。最終稀里糊涂地做了司馬懿的刀下之鬼。如此低劣愚蠢的智商即使有“智囊”桓范或“文武俱贍，當今無雙”的王凌等人的鼎力襄助也終究是無濟于事，因為他們均非是司馬懿的對手，而曹爽也是任何人都扶不起的“阿斗”。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即當桓范苦口婆心地勸曹爽奉天子至許昌，招外兵反擊司馬懿時，為何曹爽就是不從，最后竟作出做富家翁的選擇。從表面上看似乎曹爽愚蠢至極，笨如犬犢。但其實曹爽也有情非得已的苦衷。因為曹爽兄弟及其身邊將士的眷屬全都在洛陽城中，換而言之，這些人的眷屬已都作為人質掌控在司馬懿手中。從常理來推斷，若眷屬控制于敵手，士卒就基本上失去了戰斗力。例如，正元二年（255）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叛亂，司馬師問計于王肅，王肅說：“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后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御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司馬師采用王肅的計策，控制淮南軍士的父母妻子，從而迅速擊敗了毌丘儉和文欽，平定了叛亂。

由于司馬懿發動政變十分突然，完全在倉卒之間，所以曹爽所部將士的眷屬皆困于洛陽城中，這很可能成了包括曹爽在內所有人最大的心理負擔。即使他們不為自身計，與司馬懿決一死戰，但也不能不考慮自己父母妻孥的生死安危。因為一旦追隨曹爽，極有可能被朝廷按上“附逆”的罪名，家屬遭受株連。估計此時，除桓范之外，曹爽部下已很少有人甘愿冒傾宗覆族的危險來與司馬懿抗衡了。在曹爽兄弟之中，僅曹羲的頭腦較為清醒，然而，當桓范苦諫其兄曹爽之時，曹羲竟然默不作聲，一言不發，可見他也覺得桓范此計不可行。何況，司馬懿此時已作出鄭重承諾，“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又有蔣濟、陳泰、尹大目、許允等多人為司馬懿作擔保。先秦秦漢之時，社會風氣較為淳樸，受宗法制度與周禮的熏陶，士人之間的交往，皆以信守諾言，崇尚道徳為本。所以，曹爽等人沒有理由輕易懷疑身為太傅、“朝廷之望”的旦旦誓言。曹爽和司馬懿共事已經多年了，對司馬懿的為人和政治權謀、軍事才能都十分了解。爽對司馬懿十分畏懼，派李勝前往試探，就是典型之例，故他深知自己遠非是司馬懿的對手。在司馬懿保證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選擇投降，也在情理之中，甚至連久經沙場的老將王凌亦復如此。

高平陵之變是曹魏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司馬懿因這次政變，剪除了以曹爽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勢力。自此，司馬氏已基本上控制了曹魏朝政，并開始逐步消滅支持曹氏的地方勢力。必須指出的是：高平陵之變不僅為日后司馬代魏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暴露了司馬懿殘酷嗜殺的廬山真面目，后世之人對司馬懿詬病和頗多微詞主要是因為他在高平陵之變中施展了過多的陰謀權術和血腥屠殺。

（節選自《東岳論叢》，2020年第11期）《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