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路邊，我讀完了《靜靜的頓河》《卡夫卡文集》《周作人全集》《約翰·克里斯朵夫》，還有沈從文、汪曾祺、賈平凹……

說出來讓人難以置信，我讀書最多、最認真的日子，竟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城市街頭，人潮涌動的馬路邊。

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到一個陌生的城市謀生。那個年代，沒啥業余生活，我是不喜歡熱鬧的人，無非就是買書看書。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舊書攤。苦于收入微薄，很多好書我都買不起，于是就想：這些舊書都從哪里來的？通過跟攤主聊天，我知道這些書都是從廢品收購站或拖板車收舊貨的那里收來后，再被賣出去賺差價的。我也動起了小心思，想跟著相識的“二毛子”去收書。

“二毛子”是蘇北人，不識幾個字，卻跟收舊貨的打成一片，因為都是他的老鄉。下雨天，那些收舊貨的聚集在老舊棚戶區里，二毛子是他們的老客戶，各家都把最近收到的舊書舊報舊字畫啥的捆在一起，任我們挑選，選中的，上磅稱一下，兩元錢一斤（他們收過來兩角一斤，賣到廢品收購站四角八分一斤）。我通常盯著一些文學書刊撿漏。那真是撿漏——比如我自己收藏到了一套《魯迅全集》，不是單位或圖書館的館藏書，有私人藏書印，有原始購書發票，保存得相當完好。我還藏有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本的《魯迅全集》，十卷本，繁體字，橫排，很少見，也是那時候淘到的。上世紀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大名著、“三言二拍”我收過好幾套，還有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學名著系列，對那個年代剛從大學走上社會的愛書人來說，真是老鼠掉進了米缸里。

晴天的傍晚，單位下班后，我就跟著二毛子出攤，一輛自行車兩個蛇皮袋，地點固定在兩處“市口”好的地方，道路狹窄的必經之路。每天下午五點左右是我們生意的高峰時段，運氣好的話，一天能掙個“幾張分”，那是1996年。

收書、賣書，成了那幾年我業余生活的全部。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守”攤，并沒客人光顧，二毛子去邊上的攤位跟賣燒雞的、烤山芋的攤主打牌去了，我就蹲在路邊看書，我讀完了《靜靜的頓河》《卡夫卡文集》《周作人全集》《約翰·克里斯朵夫》，還有沈從文、汪曾祺、賈平凹……有一些書賣掉了，有一些我留下來了。

留下來的，就包括1957年版本的《魯迅全集》。那是在一次雨天收到的舊書，已經也成為廢品站“老客戶”的我，被一個收舊貨的蘇北佬攔下。他們覺得我是讀書人，用他們那一眼就能被看穿的套路使勁攛掇我：“我收到一套好東西，好得不得了，你不會要，你肯定不會要，因為價格高，你買不起……”我當然知道他們，漫不經心地說：“好不好看了才知道。”直到對方神神秘秘地拿出這套《魯迅全集》，我確實驚呆了，這是毋庸置疑的正版好書。我裝作漫不經心地問什么價格，對方問我出什么價，我知道這會兒我出再高的價格，他們也一定覺得是最低價。我說：“最多出四十塊，賣不賣隨你。”二毛子則怪我出價太高了，對方果真一臉的失落與不屑：“才四十塊！”

我故意跳過他們，徑直到鄰近的別家收書。返回時，這家的老婆跟在我后面問：“你最高能給多少錢？再加點嘛。”我腳步不停地說，最多給五十塊。最后五十五元成交了！臨到舊貨堆的出口時，我拿了一卷腳邊一踢就風化碎掉的舊紙，頭也不回地說：“拿張舊紙上廁所啊。”對方也不管不顧地回家偷著樂了。同去的二毛子看出了我的不對勁，一路上疑惑地問我，那卷紙里是什么東西，我實話告訴他：“李鴻章的書法！”二毛子問李鴻章是誰，我就不再回答他了。

1996年一個陰雨連綿的傍晚，我用五十五元，買下這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本九成新的《魯迅全集》，“順帶”一幅李鴻章的書法真跡。什么叫“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在那一刻，我是深刻領會了。

那些年，我讀到的，不僅僅是文學，還有歷史，還有歲月。面對著我收來的藏書，我感念更多的，是對原書主人們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