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研究胡適四十年

人生世上，會碰到許多機緣，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且往往都是原來所無法預見的。我走上研究胡適的道路，就是許多機緣湊巧遇合到一起所造成的。1971年，我們還在河南“干校”搞運動的時候，就聽說周恩來總理向出版工作會議提出要編輯出版中華民國史的任務。1972年，我們從河南“干校”撤回北京。不久，搞中華民國史的任務就落實到我們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先生負責。這年10月，民國史研究室（當時不叫研究室，叫研究組，為行文方便，我姑且全文都用民國史研究室的名字）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員之一，到現在，參加過那次成立會的人，就只剩下我一個了。

研究民國史，特別是涉及思想、教育、學術與文化方面，絕對無法越過胡適這個人。

胡適自從1949年以后在大陸一直是被批判，被打倒，以致名譽被搞臭的一個“反面人物”。在“文革”尚未結束的情況下，研究這樣一個人，是須要有一點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獨抒己見的勇氣的。我一直是一個喜歡獨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從讀高中的時候起，我就對思想和理論發生興趣，常常表達一些獨立見解。這使我在高中畢業鑒定中，被戴上“有嚴重自由主義傾向”的帽子。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不能入重點大學。

1972年，這時已是“文革”高潮過后，對于我這個喜歡獨立思考的人來說，已不可遏止地開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還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發“文革”的各種思想萌蘗的過程。

胡適在文、史、哲各學科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是一位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要研究他，對他做全面的了解和評估，也就需要在這些方面都有較好的基礎、較好的訓練才行。我比較具備這樣的條件。初中時期，我是狂熱的文學愛好者，讀過世界許多國家最優秀的文學家的作品（中譯本）和他們的傳記，以及文學評論家的作品。高中時期，我又成為哲學的狂熱愛好者，讀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書。至于歷史，我一直都比較感興趣。而大學畢業之后，又恰好進入近代史研究所，所以，在文、史、哲三方面，我都還有一點基礎，有一點訓練。可惜，我沒有學習過英文，自學過一個階段，因為工作壓力及家務壓力太大，不得不放棄。

耿云志

當時，“文革”尚未結束，我只能先從搜集材料入手。1975年，我一頭扎進胡適檔案中，陸陸續續用了十個月的時間把胡適檔案查閱一遍（那時，仍在搞運動，我只能用每天搞運動剩余的時間來查閱檔案）。這使我了解到與公開宣傳的胡適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胡適形象。我的胡適研究之路，就是從這一年正式開始的。

1979年，逢五四運動六十周年，要舉行一次高規格的全國學術討論會。李新先生希望我寫一篇關于胡適的文章去參加會議。那時，我正在為撰寫《中華民國史》第一卷的有關章節到處搜集材料，查過故宮明清檔案館（即后來的國家第一檔案館）、國家圖書館等處以后，我到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個多月，查閱那里的報刊資料。有一次，我從北大回來的路上，聽見廣播里播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印象最深的是說，中共的路線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既然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便不大會再發生大轟大嗡、不講理的群眾運動了，也就不會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歡打小報告和扣政治帽子了。如此，就可以比較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討論問題，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評述。因此，我覺得研究胡適的文章可以寫了。

大約是1979年春節過后，我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胡適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這篇文章被主編《歷史研究》的黎澍先生要去，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出來。他認為這篇文章是那一期的雜志（1979年5月號）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于1979年5月2日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舉行，新一期《歷史研究》剛剛出版，與會的每一位學者都見到了這本雜志，見到了我那篇文章。那次會議規模很大，有兩百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教師以及理論工作者參加。通過他們，把重新研究、重新看待胡適的重要信息帶到了全國各地。

這一次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活動，帶有標志性意義。從此對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研究視野，對胡適進行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研究從此漸漸為學界所關注。

胡適不是一個普通的學者，他是開啟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是整個民國時期，影響極為廣泛而深入的知識界領袖，在教育、學術、文化乃至政治等諸多領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對他的認識有重大變化，勢必引發諸多方面的重新評估。所以，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將是一個需要做出長期努力的課題，也將是一個會遇到各種阻力和經歷許多曲折的過程。

1979年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適文存》。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積極承擔出版的責任。于是，我開始對《胡適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訂工作。當第二集的校訂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樣已經排出的時候，出版社因得知上面有人有不同意見而不得不撤項，于是重新出版《胡適文存》的打算無法實現了。大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胡適原著陸續重新出版。到新世紀，連《胡適全集》也出版了。

胡適研究之路的曲折，這僅僅是開始。1983年秋冬，有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我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上所發表的有關清末立憲運動的文章、關于胡適研究的文章，當時影響都比較大，這時都被一部分人認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近代史所內為“清除精神污染”而設立的審查小組，把我列為重點審查對象。起初，我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小組，慢慢才稍有耳聞。不過我當時認定：第一，“文革”剛過去不久，人們痛定思痛，像過去那樣再搞一場轟轟烈烈的“整人運動”不得人心，幾無可能。第二，我關于立憲運動的文章、關于胡適的文章，可以說，每一立論都是有根據的。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可以站住腳的。大約到了1984年的春天，參加那個審查小組的錢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談話。錢先生給我印象一向很好，為人比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過去倒是每場運動都頗為積極。我記得錢先生一言未發，主要是何先生講。他說：我們按領導要求，仔細看了你的文章，認為還是屬于學術見解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這就是他們的審查結論。

1986年，又發生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于是又有人躍躍欲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不點名地批評黎澍先生和我。文中還說道，學校的課堂里不應當講唯心主義的東西。這個說法引起一些老輩學者的抗議。他們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歷史的內容，否則是無法做到完全不講唯心主義的東西的。

也就在這一年，統戰部知識分子工作處的負責人陶斯亮女士來找我，說是安徽績溪縣要求將胡適故居作為重點文物加以保護。此文件被轉到統戰部，要求他們研究，并向中央提供處理意見。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關胡適的情況。我們就在我的辦公室里談了一個多小時。她雖是學醫的，但文史方面的書讀過不少，所以很容易溝通。談過之后，她提議，邀請我到統戰部去跟他們的干部一起談一下。這個辦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統地談了胡適的情況之后，他們的負責人要求我代他們起草一份給中央的報告。我慨然應允。我不知道他們在我起草的報告上面做過哪些修改，后來陶斯亮告訴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說對胡適以暫不作全面評價為宜。胡適故居只作為地方的文物保護單位。直到新世紀，才把胡適故居所在的上莊村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自從1979年5月，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不斷有雜志、出版社向我邀稿，要我寫胡適傳，我總覺得主客觀條件都不成熟，難以寫出滿意的胡適傳。所以我都先后謝絕了。除了客觀條件以外，我的主觀條件也有問題，當時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我還要替黎澍先生寫文章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此外我還承擔著幾乎全部的家務工作。所以，那時期，我一個人差不多要做兩個人甚至是兩個半人的工作。當時之所以放棄英語自學也是這個原因。那時社會上傳說，有女要嫁就嫁給社科院的男人，因為他們不坐班，可以包攬全部的家務。

1983年底或1984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來找我商談，要我寫一本關于胡適的書。我說，寫胡適的傳記，條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趕寫幾篇專題論文加上已經發表的幾篇文章，再附上一個胡適的年譜簡編，湊成一本書。他們同意了。所以，1984年春夏間，就主要做這件事。全書約四十萬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親到成都看過校樣。1985年《胡適研究論稿》問世。這本書是1949年以來，大陸第一本研究胡適的書，而且因是專題研究，有一定的深度。盡管今天看來，在認識和評論上還有許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當時的海內外學界人士看來，已屬思想相當開放的書了。而且書中用了胡適檔案中的大量材料，所以廣受重視。記得當時和稍后，香港、臺灣地區以及美國的多種中文報刊都有報道和評論，還收到不少海內外來信，贊賞此書的價值，也有的提出具體的意見。

《胡適研究論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寫胡適的傳記。我仍然沒有答應，我仍覺得條件不夠成熟，寫不出自己可以滿意的胡適傳記。我只答應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原來《論稿》中的年譜簡編進一步充實，單行出版（原來，香港中華書局搶先把那個年譜簡編單行出版了，據說，銷路還不錯）。新編的《胡適年譜》于1989年出版，此書對于胡適研究者和其他對近代思想學術史感興趣的人，頗有參考價值，被引用得很多。此后于1996年出版《胡適新論》，2011年出版《重新發現胡適》，都是研究胡適的專題論文的結集，我始終沒有寫胡適傳記。因為傳記的絕大部分內容是生平故事，我不善于講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時間精力做專題研究。

另外，我編輯了一些資料書。

最主要的有《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這是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適檔案中凡比較有價值的材料，整理起來影印出版，有四十二大冊。這部書自1994年出版之后，成為海內外研究胡適的學者最重要的參考書。

我寫的書，我編的書，幾乎沒有能賺錢的，因為學術性強，太專業，發行很少，所以賺不了錢。但這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卻是掙了大錢，因為海內外大圖書館都要買，在海外三千美元一部，按七折賣還有兩千一百美元，當時合人民幣一萬七八千元。據說，收入四五十萬元，我作為主編，沒有拿一分錢，全部交給研究所。因為那時，研究所非常困難，大家都很清苦，都眼巴巴地盯著這部書能給他們多帶來一些補貼。那時北京流傳一句順口溜：“遠看像是逃難的，近看像是要飯的，上前一問，是社科院的。”可見，那時我們社科院的工作人員有多么困難。

九十年代，我還做過一項較大規模的資料工作，是編輯出版《胡適論爭集》。此書原來并沒有刻意要編成一部大部頭的書。但編起來，覺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編成一部“現代思想論爭集”一樣的東西。因為胡適是現代思想領袖，幾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論爭他都是重要的參與者，甚至是發動者，或是主要的目標人物。這部書從文學革命一直到臺灣時期的爭論，以及他死后關于他的歷史地位的爭論都包括在內，共收資料三百四十余萬字。同樣是一部資料豐富、價值很高的學術資料集。此書出版于1998年。

1995年我開始創編《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1995年5月出版；第二輯1996年出版；第三輯1998年出版，后因經費困難，停了下來。

這時期，我受香港商務印書館之約，為他們編了兩本小書，一本是《胡適著作選》（這是臺灣出版商買了此書版權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務印書館就叫做《胡適卷》）。這本書只收了胡適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讀性的文章。這在我是不經意做成的。沒想到，不經意做的事，效果卻意外的好。此書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見其受讀者的歡迎。我做胡適研究的最大目標就是希望有盡可能多的人讀胡適，了解胡適。而這本小書于此頗有貢獻。

另一本書，是把胡適檔案中保存的胡適照片，挑選出能反映其各個時期的活動及交往情況的，略加注語，編成一本《胡適及其友人》（此書也收入少量胡適檔案以外的照片）。據說此書銷售情況亦比較好。2001年，在北京舉辦紀念胡適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動時，蒙香港商務印書館的陳萬雄總經理慨贈此書數十冊，分贈與會各位學者。這本書前些年，中華書局又再版一次。

2008年我開始辦起《胡適研究通訊》，定為季刊，每年出四期，到現在仍在繼續出版，由宋廣波承擔編輯任務。這個小刊物深受海內外學者歡迎，余英時先生說他每期都讀。

在胡適研究方面，我費時間精力最多的，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組織和開展推動胡適研究的各項活動。

1991年是胡適的百年誕辰，我既然決心要讓社會重新認識胡適、了解胡適，既然認定胡適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教育、文化上有巨大貢獻的人，他的百年誕辰就一定要有所舉動。臺灣地區和美國華人世界一定也會有相應的紀念活動，如果大陸上竟然沒有任何舉動，我們將無以對后人。反復思索之后，我決定要找當時的社科院院長胡繩先生談談我的想法。沒想到，胡繩先生很坦率地支持我的想法，他說：“舉辦一次關于胡適的學術研討會，沒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決定讓我列席歷史學科片各所所長會議，向他們談談我的想法。同樣出乎我意料的是，各所所長一致贊成我的想法。隨后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義起草報告給院里，申請于1991年適當時候，舉辦一次全國規模的關于胡適的學術研討會。院里批準并給予資助，有幾個研究所，以及相關的學會，還有安徽大學，都捐款資助這個會議。

破天荒的全國第一次胡適學術研討會于1991年11月在胡適的家鄉安徽績溪順利舉行。原人民出版社社長，當時任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的王子野先生出席了會議。他本人是績溪人，他對胡適已經有了新的了解。會前，在北京我們已多次交換意見。他能親自前來參加會議，實在是對會議，對胡適研究，對我個人一個極大的支持。我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學者，一般學者可以信任我，可以支持我，踴躍寫文章來參加會議，但承擔協辦會議的績溪縣的干部們，他們和學者們不一樣。所以有王老先生參加，這對于會議的成功是很有意義的。

會議幾乎囊括了當時從事胡適研究和關心胡適研究的學界、新聞出版界的朋友，七十多人與會。我在研討會的開幕式上講道：“胡適是中國現代學術和文化史上具有廣泛影響而又爭議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過開創性的貢獻。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過去一個很長的時期，人們對他只有批判而無研究。十余年來，研究胡適的有關論著相繼問世，在海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適研究，將會在比較正常的學術研究氛圍中，不斷深入，取得更大進展。”

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全國絕大多數從事胡適研究的人和對胡適研究感興趣的人，得機會聚在一起，互相認識，互交朋友。這對以后推動胡適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因有這次成功的學術聚會，才有以后數年胡適研究的迅速推廣。

會后編選的論文集，我取書名為《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據說銷路非常之好，以至幾年之后，又再版一次。這在大陸，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事，一次學術會議的論文集，居然有再版的機會。

這次會議的成功，使我對胡適研究更增加了勇氣和信心。就在第二年，我在北京燕京飯店舉辦了一次有海內外研究胡適的朋友們參加的座談會。會上大家達成兩項重要的共識：一個是要成立胡適研究會，以便于推動胡適研究工作的進展；一個是開始籌備編輯胡適全集的工作。這兩項工作隨后都漸次落實，分別得以實現。

1993年，1995年，分別在青島和上海舉辦第三次、第四次胡適研討會。特別是上海的會，非常圓滿成功。我們第一次請到了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時的秘書傅安明先生到會，他對那一段時期胡適先生的生活及與朋友交往的情況知之最多。

2001年，在北京舉行了紀念胡適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會，與會者聽了一段胡適講演的錄音，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會議請了一些研究黨史和革命史的學者參加，對于推動胡適研究起了特殊的作用。

2011年，我們在南京舉辦了紀念胡適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國際研討會。

為紀念胡適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我們還編輯出版四本書：《學問與人生——新編胡適文選》（本來書名是《新編胡適文選》，但出版社方面大概有其苦衷，堅持正題必須另起名字）、《胡適書信選》《重新發現胡適》《胡適和他的朋友們》（《胡適及其友人》的增訂版）。

南京之會，于2011年4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學舉行。這次會議是歷屆胡適研討會參會人數最多的，除了少數年高體弱的朋友，還有極少的幾位在學校工作的朋友因課程安排上的困難無法到會，其他的朋友都認真撰寫論文到會宣讀，參與熱烈的討論。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年過七旬的日本朋友，在大地震和海嘯的巨大災難剛剛過去之后，如期來到南京參加會議，他就是山口榮教授。

我在此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說道：“由于有了大量的胡適著作的出版，由于有了大量的研究胡適的論著的出版，我們的知識界，特別是青年讀者界，相當多的人對胡適有了比較接近真實的了解。曾經被批判得面目全非的胡適，逐漸以比較完整的真實形象浮出地面。他是一位在學術教育等諸多領域做出開創性貢獻的學者，他是一位不騖神奇，始終以平實的態度認真思考中國現代化各種問題的思想家。

“作為一位巨星般的學者和思想家，胡適先生為我們的民族留下一份極其豐厚的遺產，例如：白話國語的成立，教育獨立與學術獨立的主張，個性主義的價值追求，獨立思考的精神的提倡，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對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深遠考慮，等等。對于所有這些方面，我們研究胡適的學者大多已著手從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須看到，胡適先生的思想還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廣闊空間。

“我們研究胡適，應虛心地學習和借鑒胡適先生樹立的典范，始終秉持學術良心，以平實的態度去研究問題和報告我們的研究成果，用我們的學術良心去喚起別人的理解；用平實說理的態度去與別人共享知識和真理。切不可以‘立異為高’，切不可以急功近利。學術良知應是我們唯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相信，以這樣的心態，以這樣的方法去工作，我們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

除了舉辦學術研討會之外，我們還組織一些其他很有意義的活動。

2013年，本著讓更多的人了解胡適的想法，我向安徽績溪的朋友提議，在胡適先生的家鄉，舉辦一次“中學生讀胡適”的征文評獎活動。此議得到他們的熱烈響應。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長吳浩先生慨然捐贈兩百本《學問與人生——新編胡適文選》供此次活動之用。適之中學的校長、語文教師們認真地組織了這次活動。他們初評出五十篇寫得比較好的“讀胡適征文”，由我們胡適研究會聘請包括中學語文教師在內的胡適研究專家組成評委會，進行嚴格評選，分別評出一、二、三等獎的獲獎者。5月15日，我特地趕到績溪為獲獎的學生頒獎。這是六十多年來大陸上破天荒的一次評獎活動。適之中學的百余名教師和數千名學生以及十多位績溪縣各界人士參加了頒獎大會。事后還舉辦了圍繞這次活動的座談會。可以說，這是一次很有實際效果的胡適思想推展活動，所有參與者都高度評價此次活動的意義。

我個人從事胡適研究，已有四十多年。胡適研究對于我，基本上是“業余”的工作，我的絕大部分時間被集體課題和其他工作所占用。但做胡適研究的時候，我是憑個人的興趣和意愿，是懷著使命感和責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我已記不清我有多少次接受報刊、電臺和電視臺的采訪，要我談胡適，有的學校學生自動組織起來，請我去講胡適。這些全都是出于義務心與責任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讓更多的人了解胡適，認識胡適的真實面目，理解他的真實思想。你可以仍然不贊成他的某些主張，但我希望你是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所作出的判斷。胡適先生一輩子不希望人們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我熱心于胡適研究，也是為此。每個人都能獨立思考，好的思想、好的主張才會涌現出來。這正是古人所謂集思廣益的意思。但在古代，這只是明達君主或官員的一種想法和作風，可遇而不可求。在現代民主制度下，它應當成為一種牢固的制度機制，和有教養的人的一種習慣。

四十多年來，學術環境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我本人對胡適思想及其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些認識都反映在我所寫的書和論文中，讀者可以檢視、批評。

胡適研究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實屬來之不易。如果沒有學者們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做歷史還原的工作，胡適的真實面目，真實思想，不可能被這么多人所了解。

單有各自分散的研究工作，沒有共同的活動，沒有共同的園地，沒有凝聚一起的努力，不可能產生較大、較廣泛的社會影響。數十年來，我作為胡適研究會的負責人，用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籌劃和舉辦各種活動，以推動胡適研究的進展和胡適思想的被了解。如舉辦學術研討會、各種座談會，編輯各類書籍、刊物，等等。我本來是一個非常缺乏辦事能力的人，特別是不具備現在人們稱之為“公關”的那種本領。但既然是客觀上需要做的事情，我也只好勉力為之。常有朋友對我說，你為推展胡適研究的相關活動，花了那么多的時間和精力，你若用這些時間和精力來做自己的學問，豈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成果嗎？我說，胡適研究是一項有重大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的事情，歷史既然把我同這件事情聯系在一起，我就義不容辭，盡我所有的心力來做這件事情。否則，我會于心不安。

值得欣慰的是，胡適研究經歷眾多學界朋友們幾十年的努力，終究有了一些可喜的收獲。

第一，現在提起胡適，正面說一點胡適的貢獻，已不至于讓人感到吃驚了。

第二，研究胡適的專書已有一百五十余部，研究論文與介紹性或評論性的文章則有兩千七百余篇（截至2013年的統計）。

第三，胡適本人的著作，從1979年的不許出版，到今天已出版和重復出版幾百種，《胡適全集》也已經出版了。

第四，大學的課堂里，講授胡適的專題研究，或專題研究報告，早已是平常的事情。在中學里，我們竟能成功地舉辦“中學生讀胡適作文比賽”。特別值得慶幸的是胡適的文章已經進入中學的課文。這是從前無論如何不可想象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沿著數十年來的道路繼續做下去，將來必定會有更大的收獲。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指出，胡適研究的進步，人們對胡適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是衡量我們改革開放的進步的天然尺度之一。

（本文為《胡適研究十論》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