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雙十》為什么很快就改名為《浙江新潮》?

這道理是 容易了解的，開始籌備的時候，參加的人互不了解，只在愛國反日 和反對軍閥混戰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而這個刊物定在10月10日 出版，這一天正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節，所以定名《雙十》,這是可 以理解的。

可是一出版，大部分文章都已經超出了“愛國反日”的 范圍，而且也真有點“鋒芒畢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新潮》 發刊詞上公開宣布的本刊的“四種旨趣”。

“第一 項旨趣，就是謀人類——指全體人類——生活的幸福與進化；

第二 項旨趣，就是改造社會；

第三項旨趣，就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和聯 合；

第四種旨趣，是對于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

從這篇發刊詞可以看出，在我們這二三十個青年中，最少也可 以說，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經從民族、民主革命前進了一步，開始認 識到改造社會的責任要落到勞動階級身上，而“知識階級里面覺悟 的人，應該打破知識階級的觀念，投身勞動界中，和勞動者聯合一 致”了。

誰都知道，在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無產階級政黨，在青年 學生中，無政府主義有很大影響，像我自己也只不過是激于愛國熱 情、不滿現狀，莽莽撞撞地想尋找革命的道路而已。

因此，對于上 述的那一篇分明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寫成的發刊詞，由俞秀 松在同人討論會上宣讀時，盡管后來事實證明，參加這個小集團的 人并非完全同意，可是在當時，我記得很清楚，全體一致，連那位年 僅十六歲，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的阮毅成的弟弟，也一致贊成了 的。

這份刊物，只出了四期，發行量很小，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是很 難找到了。今年春末，得到杭州大學陳堅同志的幫助，好容易找到 了幾份。現在看來，指導刊物的是十月革命的影響，而不是無政府 主義的影響，這已經是無可置疑的事了。

舉例來說，在第一期上就 轉載了日本《赤》雜志的一幅“社會新路線”圖，指出了新社會改造 的方向，終將走向“布爾什維克”。

因此，三四十年代有人寫文章說 《雙十》是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刊物，無疑是錯誤的。至于后來成 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沈玄廬支持過這份雜志，這也是周知的事實。

在這份雜志(《雙十》和《浙江新潮》)上，我曾用沈宰白的筆名， 寫過幾篇現在看來是非常幼稚的文章。記得一篇是批評杭州四家 日報的文章，兩篇“隨感錄”,內容也是批評杭州報紙和反對檢查新 聞的(從這件事看來，我后來當了十多年的新聞記者，而樂此不疲， 也許可以說是有一點內因——或者因緣的)。

在《浙江新潮》的同 人中，我年紀較小，這份刊物也沒有明確的分工，除了“初生之犢不 怕虎”,敢于亂寫文章之外，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每次刊物印好之后， 在浙江省教育會樓下的小屋子里，裝信封，寫地址，貼郵票而已(和我一起干這工作的是那位姓阮的小兄弟)。

由于《浙江新潮》上發表了施存統的那篇當時馳名全國的《非 孝》,立即在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界引起軒然巨浪。

“忠孝節義”一 直是“天經地義”,要“非”它，當然是犯了天條。我和施存統不熟， 但在開會的時候也常見面，據傅彬然和我說，施存統本人是一個事 母甚孝的孝子，他寫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反對他父親的殘暴。可 是在那個時機，作為引火線，這篇文章立即在教育界引起了劇烈的 斗爭。

杭州各中學校長中的舊派人物，也就是當時的所謂“校長 團”,就以《非孝》為罪名，還加上了所謂“公妻”、“共產”之類聳人聽 聞的胡說，勾結最反動的浙江省長齊耀珊、教育廳長夏敬觀，對代 表新派勢力的第一師范校長經亨頤進行了全面的攻擊。

其實，這 場斗爭已經醞釀了好久，舊派要打擊和趕走經亨頤，主要是因為他 在“一師”采取了一些仿效北京大學的進步措施，深得學生擁護；更 重要的是其他學校的學生都想根據“一師”的先例，要求作同樣的 改革。所以舊派抓住了《非孝》這個題目，只不過是作為“反經運 動”的借口而已。

那么,為什么發表在《浙江新潮》上的文章可以成 反對“一師”和經亨頤的借口，這除了施存統是“一師”學生之外，還 有一個理由是由于我們經驗不足，在《浙江新潮》的廣告上寫了“本 社通訊處由浙江杭縣貢院前第一師范轉”的緣故。

在這場斗爭中，還有一個插曲，就在《非孝》發表之后，“一師” 的一個名叫凌獨見的學生，也辦了一張和《浙江新潮》同樣篇幅的 周刊，名為《獨見》,專門與《浙江新潮》為敵。

凌獨見這個人我不認 識，也未聽說過，據說此人是個獨眼龍，眇其一目，所以“獨見”二字 有雙關的意思。

凌獨見寫的文章中說，這一刊物上的所有文章都 由他一個人執筆，表明一切文章都由他個人負責；但是事實是很清 楚的，辦這份刊物的決不是一個人，所謂“獨見”也不是他一個人的 見解。看到這份刊物的人都知道，“校長團”就是凌獨見的后臺。

《非孝》、《浙江新潮》出了兩期就被禁了，這是1919年11月15日 的事。

由于《浙江新潮》的被封是突如其來的事，我們事前沒有準 備，等到警察把我們正在印和未發完的報紙全部抄走之后，我們才 約集了幾個人開會，可是，誰也想不出辦法。

派人去問了夏丐尊先 生，夏先生說，可以換個名字再出。但是，印刷所早已接到了通知， 未經省府批準的報刊，一律不準承印，于是就把這一期還未印完的 報紙停下來，臨時拆版，加登了一條“本社特別啟事”。

這條啟事是 宣中華起稿的，全文如下：

一、本社在杭州受警察廳的壓制，不能出版!所以第三號 只得到上海印刷!!以后只要我們有機會，總要出版。

二、本社系少數學生所組織。和各學校并沒有關系。

事實上，這條“特別啟事”就等于停刊宣言。

當時，因褚保時已去上海，準備去北京，所以就說了將在上海重新出版，但是沒有成 功。至于特別啟事的第二項，則因為當時已經盛傳要向“一師”、 “一中”開刀，所以加上了這個聲明。

登有一條“特別啟事”的《浙江 新潮》第二號，據我所知，只在杭州圖書館還保存著一份“孤本”;這 期的主要文章是汪馥泉的《改造監獄》、褚保時的《為什么要反對資 本家》、錫康的《圣誕日感想》。我用宰白筆名寫的兩篇《隨感錄》, 則發表在11月1日出版的第一期上。

我仔細看了一下，覺得有一 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這份才出了四期(包括《雙十》)的小刊物，在全 國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廣泛的發行網。這份報紙中縫登有一條“本 刊代派處”名單，從上海五馬路亞東圖書館、四馬路啟新圖書局、四 馬路中華書局內姚漱梅君起， 一直到武昌中華大學校中學部新聲 社， 一共有三十多處“代派處”,地區范圍很廣，遠及日本、黑龍江、 北京、湖南、湖北……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長沙馬王街修業學校毛澤東君、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楊賢江君”,都在其列。

《浙江新潮》被禁止了，但新舊斗爭不僅沒有平息，反而轉變成了一場尖銳的政治斗爭。

夏敬觀為了《浙江新潮》通信處(《雙十》 更名《浙江新潮》后，通訊處改為“浙江杭州貢院前第一師范轉”)問 題，幾次派人到“一師”去查訊，但終于找不到任何“支持過激黨”的 證據；于是，先是延長暑假，不讓學生回校，后來在下一年(1920 年)2月，乘學生寒假回家之機，下令將經亨頤免職，并且指定所有 原任教員，都要經過新任校長重新聘任。

這辦法的目的是很明白 的，就是不僅要去掉經亨頤，而且要趕走“四大金剛”和改組整個學 校。這件事，引起了浙江教育史上有名的“一師風潮”。

“一師”學 生和同情他們的其他各校學生聯合起來，從反對“驅經”發展成為 “反夏”,而且得到了北京、上海、廣東各地學生的支援。反動派惱 羞成怒，終于在3月間鬧出了軍警包圍學校、毆傷學生的流血事 件。

“一師風潮”是1920年全國學生運動的很突出的事件，全國學 聯和海內外愛國團體都支援了這場斗爭。學生罷課繼續了兩個多 月，由于全國輿論的支持和學生們的團結奮斗，浙江反動派終于采 取妥協態度，任命了一位得到大多數學生和教職員同意的新校長， 暫時平息了這場斗爭。

當然，在這種情勢下，經亨頤和“四大金剛” 都不得不離開了杭州。經亨頤后來到廣東參加國民黨左派，與廖 仲愷、陳樹人齊名，成為堅決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 大政策的中心人物。

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到了上海，就在這一 年，通過蘇聯歸僑楊明齋的介紹，和國際代表取得聯系，和陳獨秀、 李達、茅盾(沈雁冰)、李漢俊、沈玄廬等人組成了上海的中國共產 黨小組。

和《浙江新潮》有關的人中，施存統參加了組黨的籌備工 作，但不久就到日本去了，沒有正式參加。俞秀松在上述的人們中 年齡較小，所以決定由他負責，組織了中國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 團。

我的參加《雙十》和《浙江新潮》,完全是五四運動的激流卷進 去的，雖則當時也讀了一些進步書籍，但是既無選擇，又無系統，反正只要提倡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封建禮教的書，什么都讀，的確也 “不求甚解”,同時，也頗有一點偶有所得，便欣然忘食的意思。

由 于讀了這些書，看見別人寫文章，有人勸我也可以寫，于是我也就 拿起筆來。當時辦同人刊物，還沒有編審程序，于是我在《雙十》上 寫了一篇批評杭州四家報紙的文章，這篇文章有點火氣，但內容是 很一般的，想不到在《非孝》發表之后，陳獨秀卻在《新青年》上寫了 一篇《隨感錄》,對施存統和我的文章，作了熱情的鼓勵。

這件事， 對我是一種意外的感動和鞭策。

隨感錄 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師范附 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

《少年》的內容，多半是討論少年 學生社會底問題，很實在，有精神。

《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 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 《浙江民報》和《杭州學生聯合會周刊》——那兩篇文章，天真 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愿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

我讀了這兩個周刊，我有三個感想：

(一)我禱告我這班可 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面發揮《少年》、《浙 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斗，萬萬不可中途挫 折。

(二)中學生尚有這樣奮發的精神，那班大學生、那班在歐 美日本大學畢業學生，對了這種少年能不羞愧嗎?

(三)各省 都有幾個女學校，何以這班姊妹們卻是死氣沉沉!難道女子 當真不及男子，永遠應該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嗎?

獨 秀

(見《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出版) 附帶一說，我那篇文章中為什么提到《杭州學生聯合會周刊》?

這是因為《雙十》出版之后不久，由于當局的造謠壓迫，和一部分學 生家長的聽信了“杭州學生聯合會”中有過激黨的謠言，特別是社 會上一些頭面人物，主要是有地位的士紳，勾結官府進行破壞，因 此成立不久的杭州學生聯合會，就從內部發生了分裂。到我們籌 備出版《雙十》的時候，這份聯合會周報的一部分編輯權，已經掌握 在保守派手中了。

1919年夏天，由于教育廳下令提前放假，同時，我又受了《浙 江新潮》號召的第四種旨趣的影響：“對于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 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所以我就利用這段時期，得到學校的同 意，到我過去當過學徒的泰興染坊去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

當時 我已經學了兩年染色，調查的目的，除了進一步“了解勞動界的生 活”之外，更想知道的是舊式染坊的做法，和新式染色(也就是我正 在學習的染色工藝)的差別。

這時我已經是一個中專的高年生了， 所以不僅一般工友，連老板、管事也對我特別客氣，而且不讓我干 重活臟活了。不過很奇怪，好像是老板交代了的，單單不讓我去接 觸那幾口舊式的“靛青缸”,他們每天一早就要在靛青缸里加石灰 水，然后攪拌，可是當我走過去，他們就把竹葉編的缸蓋子蓋上了。

直到后來，才有一個小伙計告訴我，他們認為現在新式染坊行時， 舊式染坊就要關門了，惟一“洋人”不會干的，就是中國最古老的 “元靛”,因此老板吩咐，只有這一門，不能讓“洋學生”知道。

上了 年紀的人也許會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用的外來染料絕 大部分是德國貨，歐戰中，德國染料斷絕了來源，這才使一部分囤 積德貨的商行大發洋財。

由于當時“陰丹士林”還不流行，絕大部 分農民還是歡喜不褪色的土靛，于是“土靛染法保密”,就成了舊式 染坊茍延生命的“秘方”。

這一個月的調查，我寫了一份《泰興染坊 底調查》,發表在1920年的《浙江甲種工業學校校友會刊》上。事 隔六十二年，最近在“浙大”八十五周年校慶時看到，真有不勝今昔之感，這篇二千字左右的文章，可以說是我一生中寫的第一篇“報 告文學”,當然，“文學性”是談不到的。

1920年夏，我該在“甲工”畢業了，考試的成績是好的，在染色 科我還是名列第一，可是由于參加了學生運動，特別是在《浙江新 潮》上寫文章，因此“品行”不及格。

這一件事在教務會議上似乎有 過爭論，因為“品行”列入“丁”等，是不能畢業的，但是這一關終于 勉強通過了。據說由于當時學生運動還未平息，恐怕為了不讓一 個成績優良只是因為參加了運動的學生留級，又會引起風波；同 時，也有人說，像這樣“不安分”的學生，還是早點送走為好，所以我 還是順利地拿到了畢業文憑。

畢業后怎么辦?

這個問題我和孫敬文、汪馥泉商量過，當施存 統去上海之前和我告別，我也問過他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第一個 想法是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施存統表示贊成，并說到了上海可以聽 聽陳望道先生的意見。但是，拿了畢業文憑回到嚴家街，意外地發 生了一出滑稽劇。

一進門，正廳當中貼著一張差不多有丈把長的 黃榜，上面寫著：“捷報：沈府少爺乃熙，民國九年庚申八月高中第 一名畢業……”

我一進屋，附近的鄰居也一擁而入，向我母親作揖 道喜。有人說，中學畢業，等于考中了秀才，“甲工”比一般中學高， 因此這次“高中”可能相當于秀才和舉人之間。

這件事真有點啼笑 皆非之感。幸虧我哥哥出來辟了謠，說：皇帝推翻了，科舉制度早 已廢了，今后根本不會有秀才、舉人之類的稱呼，好容易才把湊熱 鬧的人們送走。

客人走了，剩下母親、哥哥、嫂嫂和我，很自然地問 題就提出來了。老問題，“畢業后怎么辦”?

我心里想的“勤工儉 學”,在這種場合當然是不能提出來的，上大學，想也不敢想，學費 哪兒來?留在鄉下種田，當作輔助勞動力，母親當然會反對的。

沉 默了好久，哥哥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去和許校長說說，留校當‘太 保’吧!”(當時，畢業后留校當教職員，外號叫“太保”。)

我盡搖頭，有話說不出口，品行“丁”的人，肯定是不能當“太保”的。這時，我 看見母親用手指輕輕地拭了一下眼角。

我振作了一下，站起身來， 用堅定的口氣說：“娘，放心，天無絕人之路，我去想辦法。”

過了幾天，我去找了二姑母家的表兄李幼甫，他也在這一年中 學畢業，打算到日本去。我談了我的打算之后，他完全同情我，說 你是學工的，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正好，不僅可以學點本事，還可以 呼吸到一點世界上的新空氣。

可是真的要走，也是不容易的。我 在杭州的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都先后走了。要找門路，最少得到上 海，施存統也曾和我說過，可以到上海去找陳望道。但是到上海的 旅費哪兒來?

幼甫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約我到清河坊去走走。 回到羊壩頭，那里有一家很有名的“爵祿”鞋店，鞋店的小東家是幼 甫的同學好友，他說你這雙鞋也該“畢業”了，不能讓它去上海。

于 是，給我買了一雙直貢呢面的新鞋。在回后市街的路上，他對我 說，他媽媽給了他一筆錢，置備服裝行李去日本，看來錢是有多余 的，所以到了家，就把包好的十塊大洋交給了我，連個借字也不說， 反而問，到上海來回夠了罷。這是絕處逢生，太突然了，我激動得 幾乎流下淚來。

我瞞了母親，說到上海去“尋生意”,假如不成功，一個禮拜就 回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到上海。

想 得太天真了，一下車就按著施存統抄給我的地址去找陳望道，也許 是地址抄錯了，走了兩次都碰壁，一次是說不在家，第二次又說根 本沒有姓陳的。

我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只能碰運氣了，一封又一 封地給我認識的或知名的人寫信，寫給陳望道的沒有回信，寫給俞 秀松的退了回來，附條批了“此人已離去”五個字。……

偶然在《民 國日報》上看見一篇吳稚暉寫的文章，我就冒冒失失地給他寫了一 封信，他在當時是個知名之士，我很喜歡他寫的文章，所以先恭維 了他幾句，然后表示想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和指點。

說也怪，就在這封信寄出的第三天的傍晚，一個穿白夏布長 衫，胖胖的中年人到旅館來找我了，問了我的姓名，就說：“我就是 吳稚暉!”

這一下，簡直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大名鼎鼎的 人物，居然會憑著一封簡單的信，親自到小旅館來看望一個素不相 識的青年人?

可是他的形象，我是在登在報上的照片中看見過的， 不會錯，講的又是無錫話。他揮著一把蒲扇，隨便地在我床上坐下 來，慢慢地說：“你的信收到了，寫得很好，我同情你，可是這件 事……到法國去念書的事，我管不著，那是李石曾管的，他不在上 海……”

這當然使我失望，但對他親自來訪，還是非常感激，我說不 出話來，露出了惘然的表情。

吳當然感覺到了，站起來說：“機會總 是有的，法國方面還是要人，等一下吧，你……先回杭州，我遇到李 先生的時候，可以和他說說。”

我恭恭敬敬地寫下了我在杭州的通 訊處，他看了一下就塞在衣袋里，我送到旅館門口的時候，他忽然 說：“一起去散散步，看看上海這個花花世界。”

我跟著他，從四馬路 到愛多亞路，一直走到大世界，沿途講了些什么,我記不起來了，只 覺得他的芭蕉扇不斷在揮動。

我們在中國青年會門口分手，他最 后對我說的一句話是：“年輕人，不要怕失敗!”

這是我和吳稚暉的 惟一的一次見面，當時，我的確是把他當作一個革命老前輩看的。

到1924年冬，孫中山先生北上途經門司的時候，才知道，他和鄒 魯、張繼們一起，已經成了國民黨右派的頭目。人是會變的，人是 要變的，生活樸素也好，平易近人也好，也可能都是假象，而這一偶 然事件，我是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