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網絡空間中低俗炒作現象屢禁不止，究其根源，在于流量經濟的逐利邏輯與平臺主體責任落實缺位。要繼續壓實網站平臺主體責任，督促其嚴格落實有關法律法規，堅決整治流量至上和“飯圈”亂象，加大網絡執法力度，努力營造積極向上的網絡環境。

武丹/制圖

作者|徐偉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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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信部門依法查處一批低俗炒作娛樂明星信息賬號，督促網站平臺依法依約關閉和長期禁言處置“超能攝影陽陽”“攝影劉大錘”“老板王大發”“娛樂冇飯”“追星少女卓小宴”“貼小君”“娛三少”等一批低俗炒作緋聞丑聞八卦的違法違規賬號。

網信部門表示，下一步將繼續壓實網站平臺主體責任，督促嚴格落實《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關于進一步加強娛樂明星網上信息規范相關工作的通知》等要求，聚焦泛娛樂化傾向和低俗炒作現象，堅決整治流量至上和“飯圈”亂象，加大網絡執法力度，努力營造積極向上的網絡環境。本文試探究網絡亂象產生的根源，并提出治理此類問題的路徑。

低俗炒作現象屢禁不止的根源

近年來，網絡空間泛娛樂化傾向反復出現，低俗炒作現象屢禁不止，從明星隱私的惡意曝光到“飯圈”粉絲“開盲盒”，從虛假八卦的肆意傳播到暗語隱喻的擦邊操作，這些亂象不僅污染網絡生態，更對網絡用戶，尤其是青少年價值觀塑造構成不良影響。為此，國家網信部門近日依法查處了一批低俗炒作緋聞丑聞八卦的違法違規賬號，督促網站平臺依法依約對這些賬號采取關閉或長期禁言處置。

這不是我國網信部門第一次查處低俗炒作的違法違規賬號。事實上，我國早已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來治理網絡中的低俗炒作現象。例如，2019年我國出臺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就要求加強網絡生態治理、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維護廣大網民切身利益。該規定對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網絡信息內容服務平臺、網絡信息內容服務使用者及網絡行業組織等主體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隨后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娛樂明星網上信息規范相關工作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等都對低俗炒作等違法違規現象作出了針對性規定。這進一步健全了我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

但不可否認的是，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是一項長期工作。網絡空間中低俗炒作現象屢禁不止，究其根源，在于流量經濟的逐利邏輯與平臺主體責任落實缺位。一方面，流量經濟的利益驅動使得部分賬號運營者鋌而走險。在“眼球經濟”中，點擊量、曝光度直接關聯利益變現能力。同時，娛樂明星催生的“粉絲經濟”關聯的產業市場規模較大。鑒于“粉絲經濟”的巨大規模和網絡經濟流量至上的特點，使得一些賬號為博取關注不惜通過偷拍、捏造、標題黨等手段制造噱頭。即便對相關違法違規賬號進行查處，此類賬號仍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另一方面，網絡平臺作為網絡內容傳播的核心載體，在追逐商業利益與履行主體責任間容易出現失衡。流量經濟不僅適用于網絡賬號運營者，網絡平臺也同樣受制于該法則。網絡平臺為提升用戶關注度、維持用戶活躍度等考慮，往往選擇對違法違規賬號和內容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寬容”態度，甚至通過主動創設話題、算法推送技術等刻意放大爭議性主題。這使得有的網絡平臺基于自身利益而對法律法規所要求的網絡平臺義務和責任采取“選擇性遵守”，應引起重視。

督促網絡平臺落實主體責任的措施

鑒于低俗炒作現象的特殊性，通過網絡平臺預防和處置違法違規亂象尤為必要。這是因為網絡平臺在網絡不良信息傳播中處于聯結各方的中心地位，無論是網絡內容的發布者（賬號主體），還是網絡內容的使用者，都有賴于通過網絡平臺獲得相關服務。政府監管部門雖然有權對違法違規行為采取相應措施，但因龐大的賬號數量和監測技術欠缺等原因，客觀上難以對違法違規賬戶實施全面、及時的管理。因此，監管部門可以通過督促網絡平臺對平臺上的賬號和內容實施管理，進而實現凈化網絡空間的目標。

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已經對網絡平臺履行主體責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例如，網絡平臺應當建立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機制，包括建立健全算法推薦的人工干預和用戶自主選擇制度、廣告管理制度、平臺公約和用戶協議制度、舉報制度、年度報告制度等。此外，網絡平臺還要履行信息安全管理義務，包括不得傳播違法信息，應當防范和抵制傳播不良信息，鼓勵在重點環節傳播正能量信息，不得在重點環節呈現不良信息等。除了既有的規定外，為了督促網絡平臺落實主體責任，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強化對網絡平臺主體責任的要求。

第一，強化技術防控，構建智能監測屏障。過去，由于網絡內容海量的特點，網絡平臺對平臺內的內容原則上不負有全面審查義務。但隨著人工智能、內容識別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對網絡內容的事前審查與實時監測逐漸在技術層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尤其是面對低俗內容的隱蔽化趨勢（例如暗語、諧音、圖像隱喻等），更需要借助相應內容識別技術加以判斷。例如，可以通過自然語言處理與計算機視覺技術的聯動實時解析文本、圖片、視頻中的敏感信息。此外，還可要求網絡平臺建立和完善流量異常預警機制，對短時間內流量激增的內容，應自動觸發人工復核程序。若人工復核的結果是低俗炒作等違法違規內容，應立即限制推送，對真偽難辨的內容，可進行降權處理。當然，為了避免網絡平臺承擔過重的責任，平臺采取的監測技術應以行業通常的技術水平為限。

第二，建立和完善風險評估、認證與安全審計制度。風險評估、認證與安全審計是我國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為應對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等問題而創設的風險預防制度。這些制度的核心在于通過引入第三方機構對相關網絡主體進行評估、認證和審計，并將相關結果提交監管部門，從而督促相關網絡主體落實法律義務。該制度有助于實現法律監督從事后追責轉變為事前預防，從而最大限度降低不良后果的發生。網絡平臺在履行對違法違規賬戶的處置和不良內容的管理活動中，可借鑒我國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有益經驗，通過建立評估、認證與審計制度督促網絡平臺落實相關主體責任。對于未完成或未通過相關評估、認證或審計的平臺，可采取限制新用戶注冊、暫停廣告投放等懲戒措施。當然，鑒于評估認證等義務的履行會增加平臺經營成本，也可對平臺進行分類分級管理。對于用戶規模大、影響力大的頭部平臺，可采取更嚴格的評估認證等；對于初創企業則采取相對寬松，甚至豁免其相關要求。

第三，強化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協同治理。目前，我國對網絡亂象的治理主要由網信、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分別完成。由于部門之間信息溝通不暢、執法標準不統一等問題，治理效率和效果難免會受到一定影響。為此，有必要打通部門間的信息壁壘，實現部門間的協同。例如，可以搭建全國性網絡治理信息共享平臺，整合網信、公安、市場監管部門的數據資源，建立低俗內容特征庫、違規主體黑名單庫和典型案例庫等。通過API接口向相關主體開放查詢等權限，實現“一處違規、處處受限”的協同治理。同時，部門間也應形成統一的執法標準和操作規范，避免不同部門對同一行為性質認定不一致或不必要的重復處罰，以提高執法的公信力。

治理低俗炒作需要技術、制度與執行等各方面的協同。唯有讓網絡平臺從“流量販子”轉變為“責任管家”，讓算法從“媚俗推手”進化為“價值向導”，才能真正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

本文為2024年度上海市“曙光計劃”項目“人工智能侵權責任立法論”（項目編號：24SG5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為上海政法學院佘山學者特聘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