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作品與英國歷史研究是英美學界長期關注的學術熱點，由此也構成了在不斷創新基礎上的莎學研究、戲劇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人們愈來愈清晰地認識到，只有讓莎士比亞真正回到當時的歷史中去，才可以理解莎士比亞為何成為“國家偶像”和“民族詩人”。而杰里米·布萊克的《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正是以其深邃的歷史視角和莎劇背后復雜的隱喻敘事，還原了對人性的認知，并通過文學批評與歷史敘事之間的互涉，呈現出莎劇何以成為英國的共同特征和英國性圖騰的根本原因。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英]杰里米·布萊克 著，張 煒 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歷史維度的空間視角

歷史事件發生于具體的空間中，無論是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集體記憶的空間、地點都具有特殊性，建構了歷史發生的場所。但是《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卻不僅僅局限于歷史、事件與記憶的回溯，而是對莎氏的時代環境以及作品所涉及的主題、情節、人物，以或顯在或隱蔽的創作手法給予解析，顯示出莎劇在文學、藝術、戲劇等方面具有的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力和無可爭辯的世界性影響。莎氏作品蘊涵的歷史維度的時空意象不僅為后世的文學家、戲劇家所吸收，而且被不斷模仿、改編，并最終鑄就了他“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千秋萬代”的輝煌。

杰里米·布萊克以他歷史學家的專長，從“愛德華六世”“瑪麗”“伊麗莎白一世”，輻射愛爾蘭和西班牙戰爭、宗教特點，指出宗教不僅影響著社會，也影響了莎氏的創作，使讀者從歷史的維度明辨伊麗莎白政府與歐洲天主教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宗教對政治和文學的影響。文學既來源于生活，也來源于歷史，1587年2月8日瑪麗被斬首，這一事件為莎劇中表現暴力的政治殺戮提供了線索。伊麗莎白對統治、國家穩定的偏好，不僅僅是個性的謹慎，也與臣民對其的政治想象有關。

所以，在這一層面中，我們看到《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將莎士比亞戲劇與時代、社會聯系在一起，而且特別注重從早期現代英格蘭歷史中的國家、政治、城市、社會環境、文化潮流探討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以及關于莎氏悲劇、喜劇、歷史劇和傳奇劇的想象，包括文化、文學、戲劇，甚至健康、醫學、瘟疫、人口、教育、愛情、婚姻、女性獨立等問題。例如，著者鉤沉出多部莎劇中表現出來的賣淫問題，強調：“賣淫在都鐸時期的英格蘭極為普遍，特別是在城鎮，在倫敦，在主要的劇院區尤為盛行。”讀過看過莎劇的讀者和觀眾對此并不陌生，因為莎劇中對性的敘事與隱喻隨處可見，但莎劇中涉及賣淫劇情時，對男性的惡劣行為進行了譏諷和批判。

莎士比亞在伊莉莎白女王宮廷前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涉獵的歷史相當廣博，而讀者可以通過著者對歷史的梳理，尋覓到莎學研究新的學術增長點，并對西方莎學關注的問題有新的認識，這一點對中國的莎學研究尤有啟示。例如“健康與醫學”是著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本章展現出莎士比亞戲劇作品背后豐富復雜的歷史背景，討論了瘟疫，特別是黑死病、傷寒、流感、痢疾、水痘、麻疹等疾病在莎氏戲劇中的呈現，通過聯系“當時倫敦的生活和衛生條件的惡劣”，展示了莎氏淵博的醫學知識，以及始終蘊含在莎劇中的難以擺脫的恐怖瘟疫。顯然，著者從歷史背景出發，通過歷史與文學的互證、互見、互文、互釋達到互彰，以此闡發莎士比亞的創作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探索，擴展和深化當今的人們對莎士比亞戲劇世界的認知。

文學敘事的隱喻認知

君主制和君主政治的想象力構成了莎氏戲劇虛構世界中現實生活的質地。莎氏構筑的文學權力網，既包括宮廷也涉及民間。莎劇關注權力的運作和產生的后果、宮廷中的權力斗爭與對國家利益的權衡，如《冬天的故事》中赫美溫妮的含冤、《奧賽羅》中摧毀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艦隊、《裘力斯·凱撒》中安東尼著名的演講、《辛白林》《約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下篇》《理查三世》《李爾王》反映的英格蘭被入侵，以及“《亨利五世》對1415年由法國支持的劍橋伯爵理查發起的失敗陰謀描述，清楚地表明了國內叛亂與外部威脅的聯系”等等。雖然文學作品很難具體討論歷史問題，然而歷史的刀光劍影、宮廷的陰謀血腥、民間的貧困與心酸都在莎氏天才的描述中，給歷史事件投射出一抹耐人尋味的隱喻，也使讀者能夠更深刻地意識到莎劇的博大精深。

黑暗、欺騙對于莎士比亞戲劇來說，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隱喻，它成為壓迫人類世界的無邊的邪惡，遮蔽了光明，扼殺了正義，顛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鄉村、海盜、書籍、旅行等敘事，則構成了莎劇中的隱喻。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無事生非》《奧賽羅》《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歡喜》《麥克白》中，那些具體的形象和隱喻敘事引起了人們的擔憂，顯示出莎士比亞戲劇的豐富內涵。這也是莎劇受到當時民眾歡迎的原因之一。

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跨越了英國的兩個朝代：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都鐸王朝時期，資本主義開始發展；伊麗莎白女王統治時期，英國的資本主義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工商業得到迅速發展，新技術、新工藝普遍運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深入農村，原有的封建生產關系遭到破壞。莎劇印證了隨著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和消費增加，社會矛盾不斷加劇，貴族與貴族、貴族對平民的傾軋、連續的征戰和農民起義等，表現出社會矛盾加劇的不安。《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一書強調歷史敘事和文學隱喻之間的互動關系，生動解析了圈地暴亂頻發、土地所有權的重組引發的社會問題。如在《李爾王》《科利奧蘭納斯》等莎劇中，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運動不僅剝奪了農民的權益，而且傳統的婚姻關系、社會治安、法律、宗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鄉村已經遠遠不是一首優雅的田園牧歌了。同時著者也提醒讀者，莎士比亞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動家，還是天主教徒，從莎作中并沒有可靠證據表明其宗教信仰。著者以莎劇中的女巫為例，提出自16世紀以來關于女巫的敘述就出現在印刷品中，盡管英國議會曾經頒布過反對巫術的法令，但文學和戲劇中仍然不乏對巫術的隱喻，而且占星術、歷書、魔鬼、魔法和巫術的隱喻敘事共同反映了戰爭、愛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戲劇主題、情節、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意義。莎氏的《麥克白》《仲夏夜之夢》《哈姆雷特》中的巫術以天才的語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動的靈魂的存在”這一超自然現象對人性、心理和情感的反映。

哈姆雷特中的場景

再來看莎士比亞筆下的城市特別是倫敦是一幅什么景象呢？當時的倫敦商業發達，市場繁榮，人口眾多，貿易往來頻繁，已經發展為重要的制造業中心，同時也是一個商業糾紛和火災頻發、衛生條件堪憂和死亡率很高的城市。喧囂的戲園、擁擠的渡船、嘈雜的工地、煙花柳巷、斗獸場在莎劇中吸引著讀者和觀眾，就像《亨利四世》上篇中福斯塔夫經常光顧的野豬頭酒店一樣，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莎士比亞歷史劇的重要性、復雜性，表現為后世對歷史的還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莎士比亞”，既要依賴于莎劇的文學敘事，也要依賴于文學敘事背后的隱喻。杰里米·布萊克在總結了“對法戰爭”“15世紀的政治紛爭”“社會經濟”“宗教改革”以后，強調正是莎氏成功地把統治者和試圖推翻統治的造反者納入了戲劇主題和情節之中，才使讀者通過文學隱喻認清了生活與文學的關系，即“風水輪流轉”，世界就是一個大舞臺，人人都是演員。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一書無論是宏觀概括還是微觀分析，均從都鐸王朝和詹姆士一世時期的歷史出發，追尋莎士比亞戲劇的審美價值。著者運用西方文藝批評理論和戲劇理論，就莎作中的某一意向、某一細節、某一事物，聯系莎氏時代背景、宮廷歷史等，從中捕捉到時代風云的變幻；或者從西方文化心理出發，觀照包括哲學、美學、文藝理論、手抄本、捕魚、地圖、印刷、航運等層面中的文學意象，以其具體、此在的歷史再現文學敘事，顯示出嚴謹的歷史態度和深刻的文學思辨特征。換言之，通過多元紛繁的歷史環境、歷史語境、文本敘事和隱喻，追求莎學研究的現代性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