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5日晚7時，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公安分局萬松街派出所接到報警：租住在萬松小區37棟2單元的安徽來漢人員王正兵9歲的兒子小飛，當天下午15時從萬松園小學放學后未回家，當晚18時40分，一操廣東口音的男子打電話到其家中，要求其準備35萬元現金贖人。

這一發生在臨近“兩節”期間的惡性案件引起了江漢區公安分局的高度重視。朱局長、梅副局長迅速組織了精兵強將成立專班，并做出下一步工作部署：開通被害人家中的來電顯示；調查王家的各種來往關系以及矛盾糾紛；針對綁匪可能采取的打卡、存錢等交易方式，做好人員和車輛裝備方面的準備工作；到萬松園小學及其周邊開展調查走訪。

局領導還特別強調要力爭確保人質的安全，尤其在開展調查走訪、與被害人家屬談話時均不能在公安機關內進行，要重新選擇辦案地點，注意隱蔽身份，以防綁匪發現被害人家屬報案后“撕票”。

根據局領導的要求，萬松所所長克服諸多困難，主動聯系了一處較隱蔽的處所，提供給偵破專班辦案。

各項調查走訪和布控守候工作緊張有序地進行著。

通過詢問王正兵，偵查員了解到：王正兵1990年從安徽來漢后一直從事房屋內部裝飾生意，其間建立了極為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但近年來與他人無直接的利益沖突；同時王與在漢的親戚關系也比較和睦，平時交往也相對頻繁。受害人小飛的性格較為溫順，在學校和同學的關系融洽，無不良習慣和社會朋友。

為搶抓關鍵戰機，獲取有利線索，偵查員又通過受害人親屬連夜找到了小飛的班主任及部分同學，進一步了解案發當時的情況，獲取了兩條重要線索：

據陳同學反映：她在走到小區巷道口的時候看見小飛遇到一青年男子，二人交談過幾句，其間有說有笑，隨后小飛被男青年帶走，向北湖方向走去。

據李同學和鄭同學反映：小飛放學后，在離學校200米處過人行橫道線時被一男青年拉上停靠在路邊的白色金杯面包車，向武廣方向駛去。

兩條線索雖然都相對詳實，但彼此出入極大，時間、空間均不吻合，前者意味著系熟人作案的可能極大，而后者則表示小飛是被陌生人途中擄走。

從受害人本身看，難以與他人產生直接的利害沖突，因此，與其親屬產生矛盾，抑或見財起心的可能性極大，而其親屬的關系網又極為復雜，若偵查方向判斷錯誤將對案件整個偵破造成不可估量的嚴重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王正兵反映小飛平時自我保護意識較強，輕易不會被陌生人帶走。

因此專案組初步斷定極有可能系受害人親屬作案。

12月6日清早，專班民警來到受害人放學后沿途經過的地點，隱蔽地詢問附近的攤販，并根據兩條不同線索，設置場景、反復模擬案發經過。

結果證明，兩條線索不存在連貫性，而且案發當時，沿途無人聽到呼救聲。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前面的推斷。

因此，王正兵在漢的主要社會關系人被列入了偵查范圍。

最后的事實證明，犯罪嫌疑人王小剛就是受害人的表叔，案發后他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受害人家屬的動態，并多次打電話到其家中探聽虛實。

王正兵等人按照偵查員的指揮，佯裝驚惶失措、坐以待斃的假象。這一措施極大地麻痹了犯罪分子，使其逐步放松了警惕，暴露了目標，為最終成功抓獲犯罪嫌疑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分局刑偵大隊根據分工，圍繞犯罪嫌疑人打到被害人家中的電話這一重要線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

6日上午，犯罪嫌疑人再次打電話到王正兵家，威脅說在兩天內準備70萬元，并警告不許報警，否則殺掉人質。

偵查員通過工作發現，受害人家中電話記錄顯示犯罪嫌疑人兩次通話都是公用電話打出的，這兩部電話位于發展大道和新華西路交匯處，兩部電話相互間隔約700米。隨后，刑偵大隊技術員找到電話機，提取了其中數枚較為新鮮的指紋。

犯罪嫌疑人選擇在新華西路附近撥打電話，可能考慮到其四周較為空曠，交通便利，比較容易發現“危險”情況，且便于逃脫。據此分析，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再次選擇在附近撥打勒索電話。刑偵大隊重案一隊10名偵查員以兩部電話為中心，布控守候其四周方圓500米范圍內的公用電話。

然而，事實卻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從指揮部反饋的情況顯示，犯罪嫌疑人第三次電話是從江岸黃埔路打出的，嫌疑人要其準備好70萬元，7日晚8時到長江二橋一手交錢，一手贖人。

面對稍縱即逝的寶貴戰機，重案一隊偵查員在預先勘查好地形之后，于7日一早在長江二橋架網布控。然而，經過一天的守候，綁匪最終卻沒有出現。

是犯罪嫌疑人為混淆偵查人員視線而使出的反偵查伎倆，還是他根本就是無目的的隨意選擇電話后設置圈套，試探受害人家里的反應？

9日下午，犯罪嫌疑人從蔡家田全國服裝中心附近撥出了第四個勒索電話。

刑偵大隊大隊長認為：與其讓本來就十分緊張的警力分散出擊，使自己陷入愈來愈被動的境地，還不如集中優勢警力，形成拳頭，關鍵時刻將犯罪分子一網打盡。

在得到局領導的同意后，他迅速做出部署：將東起新華東路，西至青年路，南起解放大道，北至發展大道區域內的400余部公用磁卡電話號碼及所在部位全部輸入手提電腦，一旦綁匪利用某一區域內的公用磁卡電話與被害人家中通話，手提電腦根據來電顯示，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反映出其位置，在該區域及周邊守候的偵查員就能以最快的速度靠攏，直至抓獲綁匪。

很快，400余部電話的號碼及分布情況一一記錄下來，并專門制圖標示出來。刑偵大隊及派出所的偵查員被分成12個較小區域，組織12個小組分別進行布控守候。

這時候，刑偵大隊技術員通過比對遺留在新華西路、蔡家田附近的3個公用磁卡電話話筒上提取的數枚指掌紋，鑒定系同一人所留。

萬松所偵查員通過調查王正兵的各種關系以及矛盾糾紛，逐步縮小了偵查范圍。

好消息接踵而至，參戰的偵查員感覺到決戰的時刻即將來臨。針對綁匪可能出現的地點，專案組制定了多套行動方案，并檢查好車輛裝備，積極做好解救人質的準備。

12月10日、11日兩天，狡猾的犯罪分子再沒打電話來，偵查員們在令人窒息的寂靜中度過了難熬的48小時。

為了不暴露身份，縮短行動反應時間，參戰的偵查員成天呆在車內，三頓飯均只能靠冰冷的饅頭和礦泉水解決，他們都不想因自己的工作失誤導致行動失敗，更不愿意人質的生命受到威脅。

終于，在12月12日中午13時，受害人家中的電話突然響起，來電顯示正是江漢地區的號碼，通過在電腦中查找，迅速鎖定方位。在受害人家中的偵查員為給現場周圍的同事多贏得一點抓捕的時間，稍微等待了一會兒才準備接電話，可就在話筒拿起的剎那，對方突然將電話掛斷。

是犯罪嫌疑人打來的嗎？他還會再次打來嗎？若主動出擊，一旦打草驚蛇后果不堪設想；若按兵不動，將有可能錯失最有利的破案時機。

“不能再等了，必須立即出擊”。梅副局長迅速指揮周邊布控守候的偵查員向該部位靠攏。

然而，就在綁匪出沒的電話亭周圍，突然涌來一群外地貨商，無意中破壞了警方一次關鍵的抓捕行動。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偵查員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雖因牽掛人質的安危而萬分焦慮，但大家仍然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高度警覺身邊的電話。

14點40分，離上一次電話鈴聲響起已經過去了1個多小時。這時候，正在發展大道沿線布控守候的偵查員突然發現一個約20歲左右的青年從新華西路方向走了過來。只見他走到紅橋飯店門前的一部電話機旁，小心翼翼地拿起話筒，摁下幾個號碼后突然掛斷了電話。

這一反常的舉動引起偵查員的注意，他們強烈地感覺到這人極有可能就是要抓捕的對象。于是他們慢慢向電話亭靠攏，在該青年打算離開之時將其攔住，并直接帶回分局刑偵大隊。

通過審訊，該青年交代，他叫王小剛，是王正兵的表弟。其父與王正兵以前曾經因為生意上的糾紛產生過矛盾，關系較為緊張。他在獲悉小飛被人綁架之后，想打電話通知其大伯。

圍繞王小剛的口供，專班經過仔細分析，找到了多個疑點：

其一、受害人小飛的親戚都知道他遭綁架的消息，王小剛通知他大伯純屬多余；

其二、距小飛遭人綁架已過去了一周時間，現在通知也未免太遲；

其三、如果是為了回避其父，他不必從范湖步行數公里到黃埔路，任何一個地方都有電話機；

其四、王小剛出現的位置距13時撥打電話的華南海鮮市場，剛好是大約步行1個半小時的距離；

其五、王小剛是受害人的親屬，且家住江漢地區，年齡、身高條件均符合事先摸排的條件。

這一切都昭示著王小剛與此案有極大關聯。

與此同時，經過指紋比對證實，在之前數個撥打過勒索電話的電話機上留下的指紋與王小剛的相吻合。根據以上情況和指紋統一的證據，審訊人員接連向王小剛拋出一枚枚重磅炸彈。

無奈之下，王小剛編造謊言：是幾個廣東人綁架小飛后，威脅他打的電話。

而這段謊言，在經過現場目擊者辨認之后很快被推翻，帶走小飛的正是王小剛。這時候的王小剛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境地。迫于無奈，他交代了與父親將小飛綁架至新華小路一棟樓的平臺上的經過。

根據王小剛的交代，偵查員于13日凌晨4時在新華小路78號樓房的平臺上，發現了被掩埋在紅磚下面的小飛，經過法醫鑒定，孩子的死亡時間大概在7天以前。

雖然人質遇害的消息讓偵查員們心情十分沉痛，但他們再次鼓足干勁，向犯罪嫌疑人發起了最后的攻堅。終于，在12月13日早上8點，王小剛交代了12月5日下午獨自綁架并殺害小飛，并在之后的一周內7次撥打勒索電話的犯罪事實。

整個案件的起因是：王小剛認為其父母離異、母親患精神病皆因為遭到王家的歧視和坑害，所以一直伺機報復；而父親的生活作風不正派，致使其從小在陰影里長大并長期對其父親懷恨在心。他之所以說是受其父親的指使，只是想讓他的父親吃點苦頭，這種仇恨一切的畸形心理最終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次年八月，王小剛被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