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卻因為種種細節和爭議點，成為了公眾審視法治進程的一個窗口。所有官媒都在宣傳“訂婚不代表性行為默示同意，一旦違背婦女意愿同樣構成強奸”，這個觀點本身無疑是正確且符合法律精神的，它再次強調了婦女在性關系中自主意愿的不可侵犯性，是對女性權利的有力維護。

然而，在這起案件的語境下，這樣的宣傳卻給人一種方向偏差之感。因為在現代法治觀念逐漸普及的今天，大眾對于強奸罪的基本構成要件，尤其是違背婦女意志這一關鍵要素，并非一無所知。人們真正質疑的核心，是在這起具體案件中，究竟是否存在違背婦女意愿的事實。這并非是對法律原則的挑戰，而是對案件事實認定的審慎思考。

盡管審判長明確表示本案證據確實、充分，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足以認定犯罪事實。但從曝光的證據鏈條來看，仍然存在諸多令人費解和質疑之處。比如，男方對雙方是否發生了實質性性行為提出了質疑，而這一關鍵問題的認定，直接關系到強奸罪的構成。

此外，事后發生的拖拽行為，能否確鑿無疑地作為女方事中反抗的證據，也存在一定的爭議空間。還有辦案人員在鑒定結果未出具的情況下先行報捕批捕，以及案卷材料少報漏報等程序問題，都讓公眾對案件的公正性產生了疑慮。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回應和解釋，僅僅強調法律原則，很難讓公眾真正信服判決結果，也難以達到通過該案宣傳法治的目的。

法治宣傳不僅僅是對法律條文和原則的簡單灌輸，更重要的是通過具體案例的公正處理，讓公眾切實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義。在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中，要想真正發揮其法治宣傳的價值，就必須直面公眾的質疑。相關部門應當以開放、透明的態度，詳細解釋證據的采集、認定過程，對程序上的疑問給出合理的說明。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公眾的疑慮，讓公眾相信法律的公正，從而增強對法治的信仰。

當公眾對案件存在質疑時，官方的回應不應是回避或簡單地重申法律原則，而應是深入、細致地剖析案件細節，用事實和證據說話。如此一來，每一個司法案件才能成為法治宣傳的生動教材，真正推動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