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1日，葉利欽在新年致辭中突然宣布辭職，將總統職權交給普京。這個曾主導蘇聯解體、推行休克療法導致俄羅斯經濟崩潰的政治強人，最終以"健康原因"體面退場，未受任何法律審判。這一看似突兀的結局，實則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政治生態、權力結構與國際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從1991年八一九政變的政治投機到1999年權力交接的精心布局，葉利欽的"全身而退"揭示了轉型國家權力運行的深層邏輯。

1993年葉利欽炮轟議會大廈后，通過新憲法確立了超級總統制。這部憲法賦予總統解散議會、任命政府、控制軍隊等近乎獨裁的權力，卻未設置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更關鍵的是，憲法第93條規定"總統在任期內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這為葉利欽的豁免權埋下伏筆。盡管1999年國家杜馬曾發起彈劾動議，指控其"叛國""濫用職權"等五大罪名，但因未達到三分之二多數而失敗。

葉利欽辭職前，與普京達成秘密協議。2001年2月生效的《關于俄聯邦卸任總統及其家庭保障法》明確規定：葉利欽及其家人終身享有政治豁免權，任何機構不得調查其財產來源，不得追究在職期間的刑事責任。這一法律的通過，既是普京對葉利欽"政治遺產"的繼承，也是權力交接的必要代價。正如普京所言："沒有葉利欽的選擇，就沒有我的今天。"

葉利欽的政治根基建立在與寡頭、軍隊和官僚集團的利益捆綁之上。1996年總統選舉期間，七大寡頭聯合出資3億美元助其連任，作為回報，葉利欽默許他們通過"貸款換股權"計劃鯨吞國有資產。這種"權錢聯盟"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任何對葉利欽的審判都可能引發系統性政治風險。

軍隊的態度至關重要。1993年炮打議會時，葉利欽通過向軍官發放住房、提高待遇等手段換取支持；1994年車臣戰爭爆發后，他又以"維護國家統一"名義獲得軍方效忠。當1999年杜馬發起彈劾時，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公開表態："軍隊只服從憲法和總統。"這種態度使得反對派不敢輕舉妄動。

官僚體系的穩定性也是關鍵。葉利欽執政期間，通過頻繁更換總理（1998-1999年更換7任）和地方長官，確保官僚集團對其個人效忠。盡管腐敗橫行，但龐大的行政網絡仍能維持基本運轉，為葉利欽提供了政治緩沖空間。

西方國家對葉利欽的支持是其免于審判的重要外部因素。1991年八一九政變期間，美國國務卿貝克公開表態支持葉利欽，稱其為"民主力量的代表"。此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向俄羅斯提供226億美元貸款，條件是加速私有化改革，這實際上是為葉利欽政權輸血。

葉利欽的親西方政策符合西方利益。他推動北約東擴、允許美軍進駐中亞，并在車臣問題上向西方妥協。這種"一邊倒"外交雖損害俄羅斯利益，卻為其贏得國際政治資本。1994年葉利欽甚至提議俄羅斯加入北約，盡管被克林頓拒絕，但此舉鞏固了其在西方眼中的"改革者"形象。

地緣政治的復雜性也為葉利欽提供了保護。車臣戰爭期間，俄羅斯面臨分裂風險，西方雖批評其人權記錄，但更擔憂伊斯蘭極端勢力擴張，因此默許葉利欽的軍事行動。這種"戰略模糊"使得國際社會對其國內政治清算保持沉默。

葉利欽的"全身而退"本質上是俄羅斯政治轉型的代價。蘇聯解體后，國家陷入制度真空，任何政治清算都可能引發更大動蕩。普京上臺后，選擇"穩定優先"策略，通過赦免葉利欽換取其支持，同時打擊寡頭、重建中央權威。這種"選擇性遺忘"是轉型國家常見的政治智慧。

民眾的態度也起到關鍵作用。盡管葉利欽的休克療法導致經濟崩潰（1998年GDP較1991年下降45%），但多數人更恐懼回到蘇聯時代。2000年民調顯示，61%的俄羅斯人認為"葉利欽的錯誤是必要的代價"。這種集體記憶的選擇性重構，為葉利欽的歷史地位提供了社會基礎。

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具有時代性。葉利欽的"全身而退"看似僥幸，實則是俄羅斯從極權向威權轉型的必然產物。他的存在象征著舊秩序的瓦解，而他的退場則標志著新秩序的建立。正如普京在葉利欽葬禮上所言："他結束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

葉利欽的政治生涯充滿矛盾：他以反特權起家，卻締造了新的特權階層；他推動民主改革，卻建立超級總統制；他試圖融入西方，卻使俄羅斯陷入地緣孤立。這種矛盾性恰恰反映了轉型國家的困境：在破舊立新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以某種形式的"歷史妥協"換取穩定。

從斯大林到葉利欽，俄羅斯始終未能擺脫"強人政治"的窠臼。葉利欽的"全身而退"并非個例，而是威權體制下權力交接的典型模式。他的故事提醒我們：政治轉型不僅需要制度設計，更需要社會共識的構建；歷史的進步往往伴隨著陣痛，但如何將陣痛轉化為前進的動力，仍是所有轉型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