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歷史有痕。八十載光陰流轉，抗戰的烽火歲月依然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觀察者網特別推出“抗戰史上的今天”欄目，每日與您共同回望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

1932年4月22日

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在沈陽會見英駐沈領事，征詢東北事變情形。

美駐華公使回滬，與英使一起共邀郭泰祺談停戰意見。

1933年4月22日

日關東軍司令部以幕僚談話方式發表聲明：“關東軍本擬確保長城之線后，不欲向關內進擊，惟因華軍逆襲挑戰之態度熾烈，茲為確保‘國境’線起見，遂不能不進擊灤河右岸地區之華軍，現已達成所期之目的，……乃漸次退還本來之配備地點。”“將來華軍倘仍不改其態度”，關東軍將“斷然處置”。

羅文干反對北平當局請英斡旋中、日談判，連電在平外交次長劉崇杰，指示絕對不能直接交涉……不論外交或軍事當局，均不宜向任何方面乞憐求和。

宋哲元離北平赴前線督師，宋部集中于遷西縣北三屯營一帶。

1934年4月22日

李濟深電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希望西南兩機關乘時改組，在廣東成立國防政府，號召抗日，又電請國民黨各中委和各省代表赴粵，召開非常會議。

遼寧岫巖縣和三角地帶抗日義勇軍鄧鐵梅部，在明子谷與偽滿警備軍第2、3旅激戰。

1935年4月22日

吉林省憲兵隊發表：自3月5日以來在沈吉路吉林至海龍一段，以抗日“反滿”罪逮捕共產黨人110余名。

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十五人到上海。該團團長福勃斯發表書面談話稱，來華考察目的，“在研究中美兩國過去、現在及將來之商務”，并稱：“團內無政府代表，亦無政府財政幫助。”

1936年4月22日

下午4時，永見和天津日軍部部附岡田少佐、航空支隊長通口少佐等到天津英租界宋宅訪宋哲元，蕭振瀛、陳中孚、陳覺生在場，談冀察外交和“防共”。

是日至29日，國際學聯規定為世界青年援助中國學生周，號召世界各國開會，實行罷課，舉行游行示威。

1937年4月22日

國民黨中常會公布國民大會組織法及國民大會選舉法。修改的結果，縮短了國民大會任期，縮小了國民大會的職權，把它變為毫無作用的制憲機關；名義上取消圈定，改名指定，增加政府指派代表，增加國民黨候補中央執監委員為當然代表，并增加政府對特種選舉指派代表權。這樣的國民大會，實際上仍是“國民黨大會”。

1938年4月22日

渡皖北渦河、淮河日軍1000余人，與我軍廖磊部激戰2日，24日退回淮河南岸。

日軍國崎支隊主力自山東臨沂南犯郯城抵大埠，與我軍關麟征一部激戰后侵占大埠。

沈陽飛機制造廠起火，日機100余架被毀。

國民政府轉發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為達成長期抗戰之目的必須一致努力推行兵役制度案》，訓令各機關一體遵照。

蔣介石通令前方將士，務當再創魯南來犯之敵。并視察臺兒莊戰場。

湖南省省會警察局局長李先教辭職，由文重孚（1902年生，今益陽市新市渡鎮人，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繼任。

根據國民政府修正之商會法，長沙市商會決定改組。市政府指定傅笠航、周繼衡、丁子欽、曹商隱等13人為改組籌備委員。

長沙兵役宣傳周本日在教育會坪舉行閉幕式。晚，舉行彩燈火炬游行，蜿蜒數里，其中”木蘭從軍”、”班超投筆”兩劇，尤引人注目。

騎兵第6師師長劉桂五轉戰至武川一帶，與配備裝甲車的敵軍交戰兩日，于本日不幸殉國，年36歲。

劉桂五

謝晉元發表談話稱：上海租界當局應履行中立者義務，不得視該團為俘虜，而應予釋放。

為筑湘桂鐵路南寧至鎮南關段，由法國銀行團和中國建設銀公司簽訂借款草約，法方提供1.2億法郎和現款3000萬法郎，并由簽約兩單位承包工程，規定2年內完工。

1939年4月22日

南昌反攻戰開始。第3戰區第32集團軍完成準備工作。第9戰區第1集團軍主力向奉新、靖安之敵攻擊，另一支隊向靖安北灘溪市挺進；楊森第27集團軍第133師、134師及彭位仁73軍、15師、77師各一部為策應南昌作戰，向鄂南楠林橋、白霓橋、崇陽一帶日軍進攻，曾一度攻占楠林橋。

日軍第27師團吉田大隊約800余人進犯河北河間三十里鋪，圖進攻120師部隊。

第2戰區高雙成86師與日軍在綏遠雙龍鎮激戰，次日克復雙龍鎮。

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訓練鋤奸干部指示。

加拿大溫哥華援華委員會和藥品募捐援華委員會聯合召開太平洋西北會議，決定開展禁止由太平洋各埠運輸軍需品去日本的運動。24日，蔣介石、宋美齡致電感謝，并呼吁援華。

1940年4月22日

日軍為鞏固江防，擴大占領區，調集第15、17、116師團各一部萬余人對皖南新四軍開始歷時11天的大“掃蕩”。新四軍第3支隊和第1、3團經十余次激烈戰斗，斃傷日軍900余人，取得反“掃蕩”勝利。

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湖南黨的工作總方針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堅決撤退已經暴露的各級干部，停止在農民中發展黨員。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湖南省委進一步作了撤退、轉移、隱蔽的部署，強調黨員干部要職業化，扎根于各個行業中。

1941年4月22日

新四軍第7師和第5師第14旅一部，在安徽宿松陳漢溝會師。

湖南省政府電令全省各重要城市立即疏散現有人口2/3，限本月30日以前辦竣。

松岡本日返回東京，對于在自己出國期間日美交涉有所進展情況深感不悅。并于當日晚日本政府和大本營聯席會議提出“日美諒解案”時表現得非常激動，指稱“諒解案是美國的七分惡意、三分善意”。遂退席，去靜岡縣。

1942年4月22日

閻錫山與晉南臨汾日軍清水師團長代表山下參謀在吉縣安平鎮談判。日方要閻態度明朗化，回太原主持華北政務，脫離重慶政府，協同反共。閻方要求日方供給步槍10萬支，機槍2000挺，糧食200萬袋，并表示暫不愿返回太原。對閻的條件，日方未作具體答復。此即“安平會議”。

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時任第39集團軍總司令孫良誠，在魯西南定陶、曹縣地區，率所部69軍、13旅及特務旅共2.5萬人投敵。隨同孫投敵的有新編第6師師長王清瀚，暫編第30師師長趙云祥，第181師師長陳光然，新編第13旅旅長黃貞泰，特務旅旅長郭俊峰，冀察戰區游擊司令丁樹本，第2縱隊司令夏維禮，警備處長孫玉田。汪精衛將孫部改編為汪偽政府第2方面軍，任命孫良誠為總司令。孫在河南開封宣誓就職。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精兵簡政問題的指示。指出精兵簡政有兩個方面問題：一是要求從長期堅持根據地著想，注意節省與積蓄民力；二是要求從戰爭與農村環境著想，注意組織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貫徹下去，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使軍事行動靈活便利。

“孔學會”成立，國民黨黨政官員及會員500余人出席成立大會，選吳敬恒、張繼、陳立夫、孔德成等31人為理事。

1943年4月22日

日軍以獨立混成第5、第6、第7旅團以及偽軍各一部共兩萬余人，第二次向清河地區進行大“掃蕩”。至4月29日，日軍連續進行了3次合圍，均被八路軍清河軍區部隊打破。爾后，日軍在清河區北面以三里莊為中心，部署日偽軍控制黃河沿線；在南面，沿小清河由東向西展開，向清河軍區步步“蠶食”。八路軍清河軍區以一部兵力在內線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偽軍的“蠶食”活動；集中直屬團及特務營于5月28日，以襲擊手段一舉攻克北線敵人三里莊據點，殲滅偽軍1個團大部。隨后，八路軍清河軍區主力轉移到利津以北墾區，并于7月利用青紗帳，乗敵換防之機，發起攻擊。至9月，不僅殲滅偽軍3個團，收復被敵人侵占的中心區，恢復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區，而且在民兵和游擊隊的密切配合下，徹底粉碎了日偽軍的聯合大“掃蕩”，使魯中區和濱海區得到發展。清河區和魯南區改變了被敵人嚴重分割的局面，整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形勢有了明顯好轉。

汪偽軍委會派軍事視察團訪日，團長葉蓬、副團長孫良誠。

我空軍首次參與美第14航空隊轟炸緬甸日軍。

周恩來在中共南方局作《怎樣做一個好領導》的報告，對黨的各級領導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全國國民兵第二次獻機典禮在重慶珊瑚壩機場舉行，共獻9架驅逐機及蒙古號飛機1架。

1944年4月22日

河南會戰中，日軍侵占鄭州。

毛澤東指示鄧小平、滕代遠：我軍應乘敵人南犯后方空虛時，開辟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將來可能時，開展豫西工作基礎。

日軍為挽救吳化文殘部，在魯中調集5000余兵力向萊蕪東部地區進行報復性“掃蕩”。

陜甘寧邊區政府政務會議第72次會議決定延安大學和行政學院合并，仍叫延安大學，并決定按照抗日戰爭和邊區建設的實際需要，重新規定學制和課程。

1945年4月22日

汪偽政府最高軍事顧問矢崎勘十奉調回日本，由淺海喜久雄少將繼任。

桂南中國軍隊克復武鳴。

第九戰區一部克復永興。

緬甸北我軍攻克同古。

延安《解放日報》社論《解放區人民熱烈參軍》，指出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我軍由47萬增至90萬，這主要是廣大人民的踴躍參軍。我軍能天天擴大，質量能天天提高的原因，是由于解放區動員人民參加抗戰，充分發揮人民的自由。

解放區工聯籌委會正式成立，大會推選鄧發、朱寶庭、李頡伯等9人為常務委員，鄧發、崔田夫為正副主任，李頡伯為秘書長。

成都《華西日報》復刊。

美駐華大使赫爾利由莫斯科抵重慶。

駐湖南酃縣我第44軍獲茶陵偽維持會傳來消息，有日軍輜重車隊由衡陽開茶陵，即派第150師第449團在美軍爆破組配合下，于茶陵西南20公里處埋置地雷，該團在要隘伏擊，炸毀日軍輜重車11輛，吉普車2輛。

1946年4月22日

江蘇高等法院審訊汪偽政府要員褚民誼，審判長當庭宣布：“褚民誼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所有產業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

（綜合、修訂自《中華民族抗日編年》《中國抗日戰爭大事記》《八路軍大事記》《新四軍大事記》《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大事記》“抗戰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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