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9日晚，在柏林夏洛滕堡宮穹頂的玻璃幕墻折射下，燈光依然明亮，柏林聯邦議院外的媒體區，架滿了攝像機。

德國的三個新執政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基民盟和基社盟是姊妹政黨，統稱聯盟黨），即將在這里發布他們的“組閣協議”。

可是當協議文本公布時，記者們首先注意到的，卻不是三個政黨的權力分配，而是華為。

此前，外界盛傳“組閣協議”會有限制華為的條款——“在關鍵基礎設施的敏感領域，未來只能安裝來自值得信賴國家的組件”。

但在正式公布的協議中，這一條款已被刪除。

變動看似微小，卻標志著德國政府在5G 網絡建設政策上的重要轉向：未來幾年，華為參與德國市場的政策障礙，基本清除。

這意味著，持續數年的“華為戰役”，中國有望取得階段性勝利。

德國新執政聯盟這么做，首先是內部需求。

默克爾時期，德國能維持長達十幾年的經濟穩定，關鍵就是兩根支柱：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中國的市場以及供應鏈。

與中俄的合作，讓德國工業保持了競爭力。

但俄烏戰爭讓兩大支柱受到重創，嚴重打擊了德國的工業競爭力，工業外流明顯。2024年，德國GDP負增長0.2%，已經連續第二年負增長。

德國新政府要恢復經濟，必須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而華為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德國新政府不放寬對華為的限制，我們也很難與德國深度合作。

從技術角度，德國新政府要發力“工業4.0”，本身就需要華為的技術。

其次，是外部形勢所迫。

德國準新總理默茨已經明確，會在上臺后加大支援烏克蘭的力度，現總理朔爾茨不敢給的敏感武器，比如“金牛座”巡航導彈，默茨敢給。

朔爾茨不愿多給的高價值武器，比如IRIS-T防空系統，默茨愿意多給。

為什么默茨愿意？

因為他很親美，默茨是政治世家出身，外祖父是市長，父親是法官，這樣顯赫的身世，讓他很受美國政府重視，青年時代他就多次受邀前往美國旅行。

當時的默茨，已經很親美了。

后來，默茨曾在多家美國企業擔任高管，親身經歷讓他在意識形態上屬于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被稱為“數十年來最親美的德國總理”。

所以，默茨對俄羅斯的態度相當強硬。

當然，默茨作為建制派，親的“美”是建制派的美，不是MAGA的美，注定了他和特朗普矛盾重重。

再加上這段時間以來，特朗普在關稅上一通操作，默茨就是再不愿意，也得加強對華關系，在華為、汽車等問題上適度展開合作。

否則，要同時對抗中美俄，別說默茨做不到，就是元首再世也沒那個能耐。

最后，是綠黨被剔除。

2021年德國大選后，名列第一的社民黨，拉著名列第三的綠黨和名列第四的自民黨一起組閣，三黨的代表顏色分別是紅、綠、黃，因此被稱為“交通燈聯盟”。

在聯盟內部，綠黨手握經濟部、外交部、家庭事務部、環保部、食品和農業部等多個部門，份量很重。

過去四年，德國政府很多作妖的政策，尤其是對中國的強烈敵意，和綠黨的力推有很大關系。

但在2025年德國議會選舉中，綠黨得票率明顯下滑，基民盟和社民黨的席位合計超過半數，可以聯合組閣，不需要再把綠黨拉入執政聯盟。

隨著綠黨退場，各種離譜的政策也會減少。

表面上，默茨作為大西洋主義者，對華態度不怎么樣，其實恰恰是這種右派，乃至極右派，才能務實合作。

我在《》中詳細論述過，西方的左派因有原罪，喜歡通過玩弄意識形態，來洗刷“叛徒”的嫌疑，故而對華合作難以深入，反倒是右派更務實。

尼克松是極右，中美關系破冰正是在尼克松任內；

戴高樂是極右，中法關系破冰是在戴高樂任內；

1972年中英建交，時任英國首相希思也是極右。

德國也不例外，中德關系最好的時間是默克爾任內，默克爾也是偏右的，只是相對沒那么右。

而默茨，比默克爾要“右”不少。

準確來說，在基民盟這個右派政黨里，默克爾屬于偏左的一派，默茨屬于偏右的一派。

基民盟能時隔四年重新執政，一個關鍵就是默茨打出了“右”這張牌。默茨作為基民盟的領導者，在大選中明確表示“不歡迎非法移民”，要在上臺后進行大驅逐。

之所以打出強硬“反移民牌”，除了默茨本身不喜歡非法移民，還有迫不得已的因素。

默克爾執政的中后期，基民盟的偏左趨勢明顯，尤其是把大量難民放進來，導致基本盤嚴重不滿，這給了選擇黨一個崛起的機會。

許多基民盟的原支持者甚至是骨干，在對基民盟的“左轉”感到失望后，轉投選擇黨。

所以，在選擇黨內，有太多原基民盟的人，比如圖林根州分部負責人比約恩·霍克、創黨元老亞歷山大·高蘭德、薩克森州副主席馬克西米·克拉。

伴隨選擇黨崛起的，是基民盟、自民黨等傳統建制右派的衰落，2021年大選，基民盟得票率不到25%，是數十年來的最差成績，淪為在野黨。

自民黨更慘。

2025年聯邦議會選舉，自民黨連5%得票率都拿不到，一個議員席位都沒有（得票超過5%，才有資格獲得席位分配，低于這個數字不會獲得任何席位）。

曾經的第三大黨，淪落為了邊緣小黨。

基民盟越想“左轉”追逐潮流，掉粉越厲害，保不齊會和自民黨一個下場。必須停止“左轉”，重新“右轉”，才能穩住基本盤。

果然，在默茨打出“重新右轉”的旗號后，基民盟的基本盤士氣大振，以29%的得票率名列第一，重獲執政黨地位，成功止住了頹勢。

而德國右轉，將有利于中德合作的開展。

好消息還不止于此，從目前的消息來看，基民盟下一步可能放出一個大招——推動選擇黨正常化。

今年3月，作為基民盟黨內大佬之一的延斯·施潘，突然表示“選擇黨應該在議會程序和流程中，像其他任何反對黨一樣受到對待”。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排斥選擇黨了。

此舉立刻引發了輿論轟動，因為德國建制派有針對選擇黨的政壇防火墻。簡單來說，就是所有建制派政黨，都不和選擇黨合作。

這樣一來，只要選擇黨得票率不超過50%，達到能夠單獨組閣的程度，就無法進入政府，永遠是在野黨。

而廷斯·施潘的表態，無異于要推倒防火墻。

起初，不少媒體猜測，這只是廷斯·施潘的個人言論，不代表默茨（基民盟現任主席）的想法。

但很快，另一位基民盟大佬、議會黨團副主席約翰·瓦德普爾，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

他表示，“繼續封殺選擇黨，會強化其受害者形象”。言外之意，就是要和選擇黨合作。

對于這些言論，身為黨主席的默茨，沒有任何批評，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以默茨為首的基民盟高層，推倒防火墻的意圖已十分明顯。

默茨想“推墻”的原因很簡單，選擇黨已是得票率20%的議會第二大黨，完全不合作根本不現實。

缺少選擇黨的配合，很多事情就會推不動。

如果默茨真能“推墻”，意味著德國的“右轉”幅度比想象中要大。

政壇“防火墻”是德國帶頭搞的，受此影響，許多歐洲國家有樣學樣。如果德國帶頭“推墻”，歐洲許多國家也將有樣學樣。

屆時，不排除歐洲會出現更多務實的極右翼領導人，更多的歐爾班、更多的菲佐。不僅僅是放寬對華為的限制，許多中歐之間，原本難以開展的合作，也可能得以開展。

德國對華為限制的放寬，絕非孤立的政策調整，而是大環境下的必然，反映出德國在美歐貿易摩擦背景下，正在悄悄調整對華策略。

雖然中德價值觀仍然存在巨大分歧，但意識形態的敵視終究抵不過產業鏈的真實需求，西方圍堵華為5G的陣營，出現了巨大裂痕。

德國是歐盟火車頭，其態度會起到風向標作用，如果德國不限制了，其他歐洲國家大概率會跟上。

事實上，不僅德國，英國、丹麥、瑞典等不少歐洲國家，也已經在醞釀取消排除華為5G的計劃，甚至在未來，繼續使用華為的6G等設備。

親手拆解盟友體系，這就是特朗普的價值所在。

對中國科技產業而言，還不是開香檳的時候，德國的調整既是破局的起點，更是新挑戰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