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開往農村的慢火車——農民的“進”與“退”

鄉村振興

Q1：最近聽到、看到過什么印象深刻的觀點和現象嗎？

劉守英：我最近經歷過一些親友的去世，老人、年輕人都有。今天我剛送走的我的好友、經濟學家胡必亮；前一段時間，我的母親也去世了。在微信群里，我還見到過三十多歲就離開的人。我們一方面能看到人的壽命在延長，但同時也看到很多人突然離去。這很無常。所以最近我思考很多的是死亡的問題。很多中國人避諱它，但當我經歷身邊人離開時，卻發現我們的很多理論、政策和對死亡的觀念是準備不足的。比如說人在病重、快走時，如何面對自己是否要被繼續搶救的問題？如果自己和家人都知道搶救沒什么意義、甚至讓患者很痛苦，這種情況下是否有與死亡責任劃定相關的法律和制度可以參考？此外，人在臨走前還有臨終關懷問題，等等。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的社會應該有一個機制，能更成熟、更理智、更科學地對待人的最后一段。這也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很多農村現在已經進入老年社會了，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需要正式地重視老人社會問題的階段。有一些農村老人走得很痛苦，不光是因為缺乏吃穿等經濟問題，而更多是缺乏精神上的依靠。相比西方的老人，中國老人依賴家庭和親情，而農村的空心化讓他們無人可依。所以，我們的社會真要進到現代化，有很多細微的事情需要被關注。如今我們的工業化、GDP有了很大進步，但在關于人的細節問題上，還需要有更多關注和精力被投入。

Q2：談到農村老人，我們也關注到那些最早進入城市打工、如今多數已經回到農村的“農一代”們。有報道談到他們其中一些人已經到退休年齡，但無論是回鄉還是留在城里，他們都仍然面臨養老方面的困境。您的觀察是什么樣的，怎么看待他們的困境？

劉守英：第一代農民還是跟上了社會向前走一步的進程。從前他們一輩子只有種地、維系家庭兩件事，也只有這一種生活方式可以選擇。改革開放之后，“農一代”們可以選擇離開村莊、在城市里打工、賺錢、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們可以換一個活法，也有了更多途徑和機會改變自己和家庭，也就是“可能性邊界”擴大了。但是，即便他們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我們這個社會長期以來還是覺得進城的農民最終就應該回到農村去。甚至“農一代”們自己也是這么認為的，他們在外打工賺錢，很多選擇把錢寄回農村去。這也是這代人的特點，他們與農村和鄉土的聯系是很緊密的，想要種地、蓋房的觀念根深蒂固。當他們回到農村后，這個社會原本被擴大的邊界其實又縮回去了。這件事是值得思考的，因為現代化講求的是人要尋求外擴的改變模式，而如果人與鄉村的粘性一直保持不變，那就是傳統社會。我想說的是，應該充分認識到“農一代”一整代人對整個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如果他在城里工作了大半輩子，他的家庭也在城市里延續，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留在城里的機會，供他們自主選擇，而不是讓他們覺得自己只有回去的命。另外，應該重視已經回鄉的老人的體面問題，不能讓他們“貢獻一生、自生自滅”。因為他們原本是靠傳統的家庭制度養老，也就是養兒防老。但現在他們的兒孫都在城市，他們在農村只能自己防老。到了他們真走的時候，可能只有一場農村的隆重的葬禮，但那只有外人能看到，他們能得到什么呢？這也是為什么今天我從死亡談起。

Q3：您在調研中，是否看到過在哪些農村老人被較好地安置？

劉守英：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相對會好一點，那里有一些老人聚會、聊天的場所，這很重要。在有些地方，我見過農村老人們一起打麻將和看老影片。實際上，在整個中國范圍內，老人的經濟保障是個問題；但在更多時候，原本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貧困問題，到人老之后不是最重要的，缺乏陪伴和照護等問題才是。比如我在浙江見到過很多文化禮堂有老人們聚集，這種公共空間就是在解決這類問題。另外，我在江西省余江縣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過程中看到，有一些村子把原本被個人擠占的公共空間騰出來派給老人們一起種菜，老人們還在其中一家的房子里一起做飯、吃飯。這就保障了參與老人的吃飯和溝通問題。為什么吃飯的問題這么重要？因為農村老人的兒孫基本都不在身邊，老人因為這個也就沒有原來家的感覺，行為也就變得不那么健全。比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他就不會每天認真做三餐飯，常見的情況是早上出門干活、九十點鐘吃一頓，再留一些晚上吃，那他們的生活質量就這樣下降了。所以余江這種讓老年人自助解決吃飯問題的方式是有效的。事實上，想要解決現在的農村養老問題，非常正式的制度都不可持續，純市場化的行為也一樣。因為農村老人太分散了，一旦做規模化的養老院等舉措就不經濟，對于市場來說掙不到錢，財政投入也很難長期保證來源。比較好的方式還是在農村有人自發地想辦法。除了這個，老人在農村的基本經濟保障也要完善，這讓他們不再需要問兒女要錢、有了尊嚴。另外，農村老人的勞動力利用也很重要，因為多數“農一代”回到農村時還是能干活、想干活的。現在農村的農業普遍規模化、機械化，他們能干的不多，就有了很多閑暇時間。上個月我去陜西安康的秦巴山區，發現有一些原本在沿海地區的毛絨玩具廠內遷到了這里的村里，回鄉的、原本沒出去的農民在接受培訓后可以進廠干活。我們整個內地對于承接發展中的制造業還有很多機會，農民也因此不用去沿海打工了。

Q4：相比第一代農民，“農二代”面臨什么問題？

劉守英：還是那個是否有權選擇留在城市的問題。相比“農一代”，“農二代”很多是80后，其中一些十幾歲就來城里打工，與城市的聯系更深，他們的預期也是想在城市體面地落腳。在城里工作20多年后，他們也快五十歲了，很快他們也要面對和上一代一樣的問題：我的命是不是就該回農村？這影響著他們對自己、對家庭和孩子的規劃。這其實都是現代化的重大問題，城市化、工業化還是國家現代化的歸宿，這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而不能讓大量的人都留在農村。所以說，我們現在不能籠統地說要讓農民市民化，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能不能給他們留在城市的選擇，制度性的戶籍、住房、孩子教育等問題能否被妥善地解決。比如“農二代”面臨最主要的是孩子教育的問題。首先農村戶口的孩子在城里沒法選擇好的教育，另外在中考階段他們就需要回到老家考試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來城市務工的農村人和家庭是沒法安心在城市落下來的。這為很多社會問題埋下了隱患，比如說留守兒童的成長和照護問題。很多農二代也因為孩子被再次拉回農村了。住房是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剛進城務工的農民往往在城市買不起房子，也租不起多數價格較高的房子，很多人就去到了城中村落腳，而現在很多城中村在經歷整改后也消失了。目前低租金的保障性租賃房是沒有向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開放的，這種制度和權利的不完善讓農民沒法體面地在城市待下來。

Q5：如果多把農二代往城市“拽”，要如何看待農村日益空心化的問題？

劉守英：在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的人變少、農業在經濟中占比降低是規律。一個社會的農村人口保持太高的比例，這是社會的問題。進城務工的農村人體面地在城市留下來之后，鄉村和農業都可以聚集，農業也可以規模化。而對于已經回到農村的“農一代”的養老問題，就應該回到我上面提到的保障措施。但是我們應該把農二代往城里拉，而不能讓他們再次被動地被推回農村。

Q6：相比大城市，介于城市和鄉村的縣城似乎可以作為一個“中間地帶”供農村的務工人員選擇。這里讓他們既方便去到城市，也能回農村照顧家人。您覺得這種有產業的縣城是否應該被推廣，它平衡城鄉之間“中間性”的作用是否該被強調？

劉守英：這件事我比較猶豫。縣城確實是農民城鄉轉換的重要樞紐：農民進城之前可以先在縣城落腳，到了退休的年齡又不想回鄉也同樣可以選擇縣城。但是如果把縣城設計成一個農民去城、回鄉的必由之路，這是否符合現代化的規律，我是不確定的。我目前認為，還是可以保留縣城這個“城鄉通道”，也就是農民在去城、回鄉的途中可以選擇生活成本低、生活方式接近鄉村、交通便利的縣城。但只是作為一個選擇，而不能是必由之路。現實中很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農民在北上廣工作40年，他自己也愿意留在一線城市養老，但是政策和現實不允許，他也不想回到農村生活，因此選擇了縣城。但如果他有機會留在大城市，他不一定會做出這個選擇。除此以外，縣城不能支撐太多的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縣城大量投資是不經濟的。大城市就不一樣，產業集聚就能推進創新。所以需要保證把縣城的公共基礎設施做好，讓它能是一個體面的、能好好生活的地方。但它終究難以替代大城市。

Q7：和西方相比，東亞其他國家的鄉村轉型，對于中國來說有什么借鑒意義？

劉守英：其中一個重要的啟發，就是需要保留村落，讓它作為一種制度、一種空間能夠被留存下來，這很重要。日本的鄉村面貌就保留得比較好，即便他們的鄉村也沒有太多人，有也多數都是老人，但是有基本的公共設施。其實也不用搞過頭，例如不用重投資在村里新建工廠，但可以開一趟能到達偏遠農村的慢火車，從村里出去的人能夠在需要時方便回去。和西方的大面積、農業長期規模化生產、農戶作為基本單位的農場相比，中國的農村是由一個個小家庭組成的，它們緊緊地依附于村落，也有一種公共文化。其實農民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都不會和農村斷根的，他們春節、清明節還會回去。如果村里有好的基礎設施、交通便利，同時還能保留好的公共空間、文化和人情，這種“根”還會延續。打個比方，每到節假日，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村子當成“詩和遠方”，作為一個休息的地方。這樣短期回鄉的人多了，農村的人氣也會起來。現在的返鄉者多是回村給自己家蓋一棟房子，人和房子都分散、原子化。由于村里的環境不好，他們每年也只回去住幾天，鄉村的空間和文化也就衰落了。不過，我們確實也沒有精力把所有村落都這樣規整。可以把周圍的村子聚集成為一個有特色和生活的區域，讓返鄉人對于“回到家鄉”有感知，這可能比“回到老屋”更重要。這種聚集也有利于緩解現在分散的村落沒有人氣的問題。

Q8：看您關于幾十年前農村人進城的回憶，有不少是通過同鄉相互幫扶達成的。到了這幾年，年輕進城務工者似乎和之前不一樣，他們的生活非常原子化。2023年，我們也痛心地看到幾位農村年輕人在張家界相約跳崖的悲劇。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劉守英：中國的城市中一直有一種現象，就是一個產業由一個村的人壟斷的情況，比如全村人都在一個城市里開出租、做鋁合金門窗等等，這也是中國家庭和家族制度的體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個人主義的，人是為他人而活的，一個人越能干，對家人、他人的責任就越大。現在來到城里的年輕人是新一代，90后、00后。傳統熟人社會的邏輯發生了變化，原本的社會網絡對于他們來說沒有那么強的支撐作用了。數字經濟、獨生子女政策對于這種網絡的淡化都產生了影響。事實上，陌生人構成的社會網絡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而傳統文化的標志是熟人網絡，它強大的力量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曾經是一項重要的資源。我們接下來也想探究一項問題，就是在陌生人網絡已經在中國興起的情況下，熟人網絡還能如何維系、有何作用？對身處這種轉型中的年輕人來說，構建新的社會網絡是有一定困難的。

Q9：有什么事是您早年認為值得相信，現在想法有改變的？

劉守英：我覺得中國社會的轉型，就是要慢慢從傳統的熟人關系里脫出。過去，我們認為一個人成功后需要把大家帶起來，在當時的階段這種觀念是有意義的。但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每個人走向獨立、走向制度化、非人治化，這對于社會進步非常重要。如今我們還是能看到中國的很多企業仍以傳統的模式運行，一個有超強能力的人掌控所有重要事務，這是不對的。不能讓少數人對這個社會承擔太多責任。西方的現代化也經歷過這種進程，他們的很多企業從家族制開始走向了股份制。

Q10：您對年輕人有什么建議？

劉守英：不要太脆弱，生活不可能事事順心。現在的年輕人從出生以來就經歷了社會的高速發展、看到了輝煌的時代，或許認為很多好的狀況是應該發生的。但事實上，那并不是理所應當的，我們這代人就經歷了從苦難到輝煌的過程。我還是覺得努力不會白費，因為如果人完全不努力的話，新的改變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原文刊發于《第一財經》雜志2024年5月刊）

【 劉守英：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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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驊琛；初審：李雨凡、許雪靖；復審：韓培濤、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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