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高語罕的《九死一生記》中關于中山艦事件至1927年底那段時期的回憶，否定了胡允恭關于陳延年犧牲的故事，即陳延年被捕后，敵人一開始并沒有認出他，陳延年寫信給汪孟鄒，汪孟鄒主動想營救，于是去找胡適，但胡適將此信送給了吳稚暉，吳稚暉立即報告蔣介石，陳延年由此暴露身份被楊虎殺害。胡允恭說此事是他在武漢時從高語罕的愛人王麗立處聽來的，可根據《九死一生記》，王麗立當時根本沒去武漢。

《覺醒年代》熱播后，提到陳延年犧牲，人們習慣引用上述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胡允恭的回憶。其回憶如下：

陳延年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我奉黨中央的命令，退出了國民革命軍，住在武昌。一天上午，我和同鄉高語罕乘小船過江，在船上，高突然對我說：‘陳延年同志在上海犧牲了。’我聽了驚愕不能置答。及至登岸，到高語罕所常住旅館中，看到剛從上海來的他的愛人王麗立，不問便知，陳延年同志犧牲的兇信，準是王麗立帶來的。”“據王麗立說：陳延年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調任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蔣家特務并不了解。陳延年同志被捕的具體經過和日期地下黨當時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亞東圖書館打聽，了解延年同志從哪日起沒有再來亞東。因此，汪孟鄒也時常關心此事。過了一段時間，汪孟鄒突然接到從上海市公安局寄來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幾行字，大致說：我某日在某處誤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當然不會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訊明釋放。現在我的衫褲都破爛了，請先生替我買一套布衫褲送來。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從字跡上立即認出是延年同志寫的。汪孟鄒收到這封信，非常高興！他決心把延年同志營救出來，衫褲也來不及代買，即乘火車到了南京。他的愿望雖好，可是昏庸糊涂。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后徑到蔣介石總司令部的總政治部訪問胡適。見面后他把陳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給胡適看。胡適認不出延年同志的筆跡，問汪孟鄒：‘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講假話，你必須說出姓名，我方可以營救他。’汪即刻告訴胡適：‘這就是陳延年。’胡適當面表示很好，說：‘我一定營救他。’……在總政治部門口，他要汪孟鄒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則鉆進小汽車，直到吳稚暉家中，并把信交給吳稚暉。吳老狗……立即跳起來，狂笑不已，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指陳獨秀）沒有用，小陳可怕；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太平了。’”“吳老狗狂笑一陣，拿起電話報告蔣介石。”此文寫于1980年6月，標題為《陳延年同志犧牲經過》，1981年6月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紅旗飄飄》。

這種說法受到了學術界的質疑。蔡鴻源、孫必有在《學術月刊》1983年第1期根據有關史料認定陳延年犧牲在7月2日前，后對史料進一步挖掘后，于《學術月刊》1985年第8期再次發文，認定陳延年等人在6月30日即已被殺害。依據是6月30日楊虎、陳群給蔣介石的電報：“國急。南京總司令蔣鈞鑒：新呈密。本月廿五、六兩日續連破獲江蘇偽省黨部機關數處，計獲重要逆要九名，內有陳延年，為陳獨秀之子，充任偽省黨部秘書，張力系偽農民部特派員，朱盤疇系偽農民部秘書，黃競西系偽商民部長，姚振系偽交通主任，均經審明處死，余犯尚在嚴訊中，省黨部已完全撲滅，請釋念。職楊虎、陳群叩。陷。印。”根據國民政府使用的日期電報代碼，“陷”即30日。從內容看，楊虎無疑是在向蔣介石匯報此案的處置情況，此時陳延年等同志已經被他們殺害。由此判定，陳延年等人犧牲的日期應該確定為1927年6月30日，而不是根據吳稚暉那封沒有日期卻登在7月5日《申報》上的信推斷出來的7月4日。既然如此，時間如此之短，汪孟鄒去找胡適，胡適再找吳稚暉，來得及嗎？此觀點也得到了同一時期由上海烈士陵園編輯出版的《上海烈士書簡》中收入的和陳延年一同犧牲的黃競西書信的證實。信內點出了叛徒姓名束炳樹，其絕筆信署名之后是“六·二九夜深席地寫于上海交署”。

《覺醒年代》播出后，專家開始對有關史實進行再梳理，同時從有關檔案館找出原件比對，終于確認陳延年是由于叛徒束炳樹出賣，在29日夜深之后與30日早晨之間被害。新的史證顯示，26日抓捕了陳延年等人后，楊虎等人立即向蔣介石匯報邀功。蔣介石于29日回電：“二十六軍政治部鑒：二十六日電悉，擒獲巨憝，足證忠誠為黨，搜索精勤，使叛徒終入法網，民眾益安，深感嘉許，仍仰切實訊明為要。蔣中正　艷。”（1927年7月7日《申報》）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楊虎等人立即殺害了陳延年等共產黨人，30日的那封電報實際上是落實命令后的匯報。

胡允恭（1902年－1991年），1923年在上海大學讀大二時由瞿秋白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五卅運動后，被中共派到廣東工作，一去即受到時任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接見，之后的工作也得到陳延年的支持。1926年4月，被調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五團擔任政治指導員，也是來自陳延年的批準。胡允恭與陳延年應該是相當熟悉的，對陳延年也是相當敬佩的。高語罕（1887年－1947年），曾積極參與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的撰稿。在日本留學時，參加李大釗組織的神州學會活動，后參加李大釗發起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中共早期黨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秘書長的高語罕和賀龍、葉挺、葉劍英、廖乾吾等人在九江較早密謀策劃了后來的南昌起義。他在廣州時，同陳延年也很熟悉。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將他和鄧演達、張治中、嚴三立等人視為“黃埔四兇”并下令逮捕，正是陳延年通知他轉移。

《九死一生記》是高語罕的長篇連載。最早刊于1945年8月16日成都《新民報》，是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而作。次年在上海《新民報》重新刊載，完整記述了他從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到1937年自香港回內地抗戰這段時期的經歷。根據此書記載，高語罕一直跟隨南昌起義部隊轉戰。到了汕頭后，被周恩來派往香港進行聯絡工作，后又從香港轉到澳門潛伏。這個時候，他給戀人王麗立寫信報告平安，“她因為學校剛要畢業，畢業后就要到醫院實習，不能遽然離開學校，遂未到武漢，已經有好幾個月未通信了。”1927年6月，王麗立即將在一家醫院附設的產科學校畢業，正在準備實習。兩個星期后，高語罕接到王麗立的回信，開頭說：“六月間……當時行李都準備好就要去買船票，有人說，上游輪船不通，恐怕路途多阻……所以我只得悵惘地作罷了！”信末時間是1927年9月24日。從高語罕的回憶和王麗立的信看，1927年6月底，陳延年被捕犧牲那段時間，王麗立因故沒去武漢。既然沒去，何來胡允恭所說在武漢見到王麗立，聽王麗立說陳延年犧牲的事呢？

作者：徐天一，李傳璽

作者單位：中共安徽省委統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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